传统与新变的“二重奏”
传统与新变的“二重奏”
名家对谈中国文言小说的“收官”
□本报记者 马工枚 文/图
曾经在上海生活5年的复旦大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庄逸云，每天都从复旦大学赶往上海图书馆，一头扎进海量资料堆，一本本搜集、阅读、整理清末明初的文言小说，最后写出了一本著作《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以下简称《收官》)。12月1日，商务印书馆成都分馆在2019首届天府书展上举行了“《收官：中国文言小说的最后五十年》新书发布会”。
在发布会现场，著名作家何大草和杜甫草堂博物馆副研究员彭燕就该书的成书过程、学术意义、版本学价值等进行了对谈，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互动。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清末民初是中国文言小说发展的最后阶段，也是十分重要的阶段，文言小说在该时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收官》一书系统研究了收官阶段（1872—1921）的中国文言小说，深入论述了这一阶段文言小说的生存环境、出版机构、传统与新变、终结与遗响，揭示了文言小说传统与新变的双重特质，对一窥该时期文言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庄逸云从文献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出发，分享了自己“沉潜”在上海图书馆5年的经历，以及自己对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研究的新发现。“我每天生活在一百年前的故纸堆里，所谓薪资涨跌、口水八卦都远离了我，我俨然与世隔绝。”5年的时间，庄逸云每天就生活在收藏近代文献最丰富的上海图书馆，“安心而浪漫”。
在现场，庄逸云以清末小说《可怜虫》为例介绍说，有幸发现此书的“庐山真面目”，让她更正了晚清小说研究名家阿英在其《晚清小说目》中著录的舛误。另外，庄逸云还发现了一些目前学界既有的小说目录失收的作品，这部分作品收录于该书附录《清末民初稀见文言小说30种叙录》中。
何大草坦言，自己是“中国古典小说的忠实爱家”。他首先肯定《收官》一书的价值，认为“文言小说源远流长，如果用虎头、猪肚、豹尾来打比方，它的头在先秦，肚在唐宋，奇诡俏丽于清代的《聊斋志异》……但它的尾巴却难以辨认了，似乎只剩下若干的碎片，消失在晚清的迷雾中”；而《收官》一书则钩沉索微，详细梳理，终于再现了文言小说斑斓的豹尾，让我们有机会去重新认识、分享这几乎被遗忘的珍贵文学遗产。
彭燕从《收官》的版本学价值的角度，分享了自己对清末民初稀见文言小说钩沉的见解，并就文言小说的当代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彭燕表示，庄逸云面壁十年写下的这本书，她读后非常感动。她认为这本书不仅厘清了中国文言小说最后五十年发展变迁的态势，还加以精辟的分析和说明，论断很有说服力，对变迁的规律和外部的因素都有思考。她也因此对《收官》后的“遗响”充满期待。
在现场互动环节，三位嘉宾简短地就清末民初文言小说的具体作家作品以及文言小说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借鉴意义，进行了交流和探讨。庄逸云认为，中国文言小说最后五十年的作品有延续传统和呈现新变的双重特质。这一时期小说对现当代小说有很大影响，阿城、汪曾祺、萧红、沈从文都受到传统文学的影响，张爱玲更是受清末明初小说影响颇深。庄逸云表示，“我也希望自己进一步挖掘下去，当作另一个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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