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应该如何生活下去呢?如何在这样一个荒漠之地,继续走下去?常书鸿先生当年为了敦煌,从巴黎来到大西北,付出了家庭离散的惨痛代价。段文杰先生同样有着无法承受的伤痛。如今同样的命运也落在我的身上,这也许就是莫高窟人的宿命。每当这时,我都会想起洞窟里的那尊禅定佛,他的笑容就是一种启示。过去的已经不能追回,未来根本不确定,一个人能拥有的只有现在,唯一能被人夺走的,也只有现在。如果懂得这一点,就不能也不再会失去什么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拥有什么。任何一个人,过的只是他现在的生活,而不是什么别的生活,最长的生命和最短
的生命都是如此。对当时那种处境下的我来说,我没有别的家了,我只有莫高窟这一个家。我能退到哪里去呢?如果是在繁华的都市,也许还可以找个地方去躲起来,可是我已经在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还有哪里可以退,还有哪里可以躲呢?退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不如退入自己的心更为安全和可靠。
那段时间我反复追问自己,余下的人生究竟要用来做什么?留下,还是离开敦煌?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自己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我应该成为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母亲,我应该拥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应该有权利和自己的家人吃一顿团圆的晚饭。没有我这个家就是不完整的,孩子们的成长缺失了母亲。但是,在一个人最艰难的抉择中,操纵着他的往往是隐秘的内在信念和力量。经过了突如其来的很多事情,经过了与莫高窟朝朝暮暮的相处,我已经感觉自己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离开敦煌,就好像自己在精神上被连根砍断,就好像要和大地分离。我离不开敦煌,敦煌也需要我。最终我还是选择留在敦煌,顺从人生的必然以及我内心的意愿。
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我已经习惯了和敦煌当地人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进洞调查、记录、研究。我习惯了每天进洞窟,习惯了洞窟里的黑暗,并享受每天清晨照入洞窟的第一缕朝阳,然后看见壁画上菩萨的脸色微红,泛出微笑。我习惯了看着洞窟前的白杨树在春天长出第一片叶子,在秋天又一片片凋落。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直到现在,我每年过年都愿意在敦煌,只有在敦煌才觉得有回家的感觉。有时候大年初一为了躲清静,我会搬上一个小马扎,进到洞窟里去,在里面看看壁画,回到宿舍查查资料,写写文章。只要进到洞窟里,什么烦心事都消失了,我的心就踏实了。
有人问我,人生的幸福在哪里?我觉得就在人的本性要求他所做的事情里。一个人找到了自己活着的理由,有意义地活着的理由,以及促成他所有爱好行为来源的那个根本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可以让他面对所有困难,让他最终可以坦然地面对时间,面对生活,面对死亡。所有的一切必然离去,而真正的幸福,就是在自己的心灵的召唤下,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那个自我。
他们成了猪倌和羊倌
“文革”的时候很多老先生都被赶出研究所,下放农村劳动,等于是被开除了公职。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侗、李其琼,都是莫高窟的“老人”。他们在“文革”时期都有一段辛酸的经历。
段文杰先生1946年来到敦煌。上世纪50年代,段先生担任过一段时间的代所长,他主持的临摹工作做得有声有色。80年代初,段先生接替常老,任敦煌文物研究所的第二任所长。段先生不仅具有坚实的国画基本功,在敦煌壁画临摹和敦煌艺术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专业水平。段先生身居大漠,志存高远,数十年如一日,在钻研学术的道路上,孜孜不倦,殚精竭虑,潜心于敦煌艺术的临摹和研究。
据段先生回忆,他刚到莫高窟时,洞窟所依附的石崖破败,已经无法攀登,只有用“蜈蚣梯”才能进入洞窟,一不小心还会从梯子上摔下来。那时的莫高窟没有电,只有靠“借光法”,就是用镜子在洞外把阳光反射到洞内的白纸板上,这样整个洞就敞亮起来。那些无法采用“借光法”的洞窟,只能“秉烛作画”。段先生临摹的过人之处在于,不是就临摹而临摹,就绘画而绘画,而是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临摹。他常说临摹也是研究。他的临摹壁画经验,一直沿用至今。
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中,段先生是重点批斗的对象,遭到了极不公正的对待,承受了精神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压力。但他凭着宽阔的胸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没有倒下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曾因为长期营养不良和过度劳累,身体浮肿。段先生在敦煌城里上学的儿子段兼善正处在长身体的年纪,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不足,妻子龙时英不得不省吃俭用,为儿子晒馍干,还养了兔子,为段先生调理身体。“文革”时期,段先生又被赶到乡下养猪,当了猪倌。
史苇湘和欧阳琳都是四川人,夫妇二人都毕业于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他们在1947年、1948年先后来到敦煌,主要从事敦煌石窟壁画的临摹和研究。史苇湘是敦煌学研究专家,曾任敦煌文物研究所资料中心主任、研究馆员。他是敦煌石窟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是最早运用艺术社会学理论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学者。他首先发现了佛教史迹画的题材内容,首次发现了虽有史书记载却没有留下实物的曲辕犁图像,首次排比出23个北周窟,纠正了6个唐代窟编年的错误,被研究所同行誉为敦煌石窟的“活字典,活资料”。他生前出版的《中国敦煌壁画全集6:敦煌·盛唐》,还有2002年出版的遗著《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都是敦煌学术史中里程碑式的著作。
史苇湘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有参加远征军的经历,在后来的动荡时期里,过去那段为了国家浴血奋战的经历,却成为他遭到批斗的理由。1970年左右,他被勒令转移户口,下放到敦煌县黄渠公社劳动。他的妻子欧阳琳虽然没有下乡,但也在接受改造之列。因为不敢送别自己的丈夫,只能让女儿史敦宇看着父亲拖着行李离开,等史先生走到下寺的时候,她瘫倒在地上失声痛哭。
史苇湘在黄渠公社放羊,这个曾深受张大千赏识的年轻才子,一夜间变成了一个沉默的羊倌。他没有书可以读,没有壁画可以临摹,唯一的任务就是琢磨怎么把羊养得更肥。他常常把羊群赶到碱湖滩上,然后找个土墩坐下,凭借记忆做些笔记,思考不同时代壁画的异同。史苇湘先生的古典文学修养很好,最喜欢苏东坡,放羊的时候,也许他会想到被贬至黄州的苏东坡吧。
下期看点:毕可毕业于鲁迅美术学院,后来转入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设计专业。他来敦煌后,担任常书鸿先生的秘书,主要工作是负责临摹敦煌石窟的壁画。他是个心直口快的人,又是搞艺术的,有时难免会得罪人。毕可在1957年的时候,被扣上“右派分子”的帽子,遣送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其实后来,组织上认为毕可的问题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甘肃省文化厅指示其继续留任原单位接受批评教育。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毕可本人并不知情,所以他仍然一无所知地在夹边沟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听说他去夹边沟的时候还带了画册、画架和画布,坚持画画,希望有一天能够重回莫高窟临摹他喜爱的敦煌壁画,从事他热爱的绘画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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