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逼民反白莲教起义 坚壁清野龚景翰献策（二）
二、政治腐败，民不堪命是滋生动乱的根源
人世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社会也没有无缘无故的乱，人从妈肚子里生下来也不注定是“乱臣”“贼寇”，人总是求其所乐，避其所苦。
清初，出生于今通川区蒲家镇旭坡村唐家坝石朝门的著名思想家唐甄（1630—1704），弃官之后，历经几十年的奔波，对复杂的杜会问题，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以及古今为政的治、乱之道均有深刻的认识和研究，特别汲取了明朝后期政治腐败导致社会动乱，直至亡国的历史教训，于设馆授徒之暇，倾其心血“贯综经史，扬榷风雅”，著《潜书》九十七篇。上篇言学，阐述其哲学思想；下篇言治，阐述他的政治思想，言治理国家之法，执政之术，提出了一系列治国安民的政治主张。他在所著《潜书·聊牧》篇中明确指出：“众为邦本，土为邦基，财用为生民之命”。“众”泛指民众，“邦”引伸为国家；“本”是草木的根或茎干，这里指根基，生活物资是维系民众生存的命脉，是重中之重。故社会上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的说法。唐甄指出，为政的职责是要弄清楚民众的生存环境，培育有利于民众生存的条件，制定行之有效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措施，“授之有司，毋敢废越，必使民有余藏，国有余用，虽天灾流行，而民不困”。
“民不困”是国家大政，也是百姓的企求。唐甄在写《潜书》即将搁笔时谆谆告诫为政者要“厚本”，写出警示为政者的《厚本》篇，指出国家厚本就是使国库充实，国力强盛。他认为自古迄今“天下之乱有二：内贼、外寇是也。虐政亟行，厚敛日加，又遇凶岁、米麦不登，家室磬悬，民无所顾赖”社会便潜生动乱隐患，民不聊生之际，“无赖之徒”便铤而走险。所以民间有“好伞怕烂伞，烂伞怕光杆杆”的俚语。光杆杆多了，社会就不稳定。生存权是天赋人权。当生存权受到严重威胁时，求生存就是人的本能。“始则一人为窃（小偷小摸），既而十人为盗（结棚为匪，打家劫舍），继而蜂起，千百为贼，剽掠乡聚（成股、吃大户，劫场劫寨）；久则数万人为军，称帅称王，攻城杀吏，而乱成矣”。民众穷困，是造成内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成书于殷商时代的《尚书》中就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据此，有读者一定会说，唐甄的话是“老生常谈”、陈辞老调不足为奇，更说不上是经典。可是历史就是残酷无情，几千年来历朝历代的执政者都高弹“执政为民”的高调，其结果又“心不在民”，甚至“忘民”“攘民”。唐甄死后尚未满百年，湖南、贵州、四川边境爆发了苗民起义，川、陕、楚等五省白莲教大起义接踵而起，步入由治而乱的历史轨迹。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清乾隆朝后期及嘉庆朝初期的社会状况：
《辞海》列举了：清高宗乾隆皇帝爱新觉罗·弘历的历史功绩之后，却“兴文字狱，以加强思想控制……到处巡游，特别是六次南巡，浪费无度。在各次战争中，将帅侵欺掩冒成为风气。他却夸称为‘十全武功’，自称‘十全老人’。后期任用和珅二十年，大长贪污之风，政治更加腐败。加以地主阶级长期土地兼并，土地集中极为严重。晚年，各族人民的起义规模越来越大。清王朝开始由盛而衰。”嘉庆元年（1796）初禅位给皇太子（即清仁宗），自称太上皇帝，仍主要政。大规模的川楚白莲教起义就在这年爆发。
《清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4月第1版242~ 247页中有这样一些记载——《实录》（即《清历朝实录》，是清代官修的编年体史料长篇）馆有个总裁叫洪亮吉（1745－1809）的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当时的情况是“一人据有百人之田，一家占有百家之屋。“农、商、士、人增十倍，而田、货、馆（学馆）却未加增，因此“所入益微，所出益广”，穷人大增，流民“数倍于前”。嘉庆皇帝亲政前一年，洪亮吉曾上疏说：“今天州县官的罪恶，比十年、二十年前加增百倍，上敢毁天子的法令，下敢劫
百姓的资财。悠悠风尘，尽是奔竞之客；列列千百，鲜有清廉之徒。”洪总裁因为大胆直言，被乾隆皇帝发配新疆。其实他所讲的，就连亲政后的嘉庆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是大实话……别的不说，只看看官吏生员、八旗兵丁坐吃山空的状况，便可知道这时朝廷的寄生生活：乾隆时期，湘乡知县张博，授官七年，却在任不满四个月；湘潭知县卫际可，授官五年，竟始终没有到任；湖南布政司郑元寿倒是“坚持上班”，然而，除了上贿和珅、下索属员之外，就跟家属一起看他养的两班戏子争奇斗巧，昼夜不息。有一年办喜事，他送部分家属回乡，就雇了十二只大船，旌旗耀彩，辉映河干。官吏们只图优游宴饮，拼命享受，任内之事则一片糊涂。嘉庆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问及一事，则推诿于属司，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至百司皆唯诺成风，而听命于书吏。当官的糊涂，办事的自然要搞鬼。铸假印、写假名私征钱粮、冒领国帑之事连连发生……
“可是像这样的糊涂蛋，薪俸却一点也没少拿……吏们领饷有理，发财也很有术，主要是欺下瞒上，勒索百姓。那些八旗、绿营的官兵同样是消耗社会财富的寄生虫。八旗兵几乎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有战斗，他们总是叫乡勇居前，绿营居中，自己观望在后。可是，粮饷却十分优厚。绿营兵也是马瘦骨露，加鞭不走。甲杖也朽坏，士卒不懂进退战法。雍正八年（1730）以后，绿营兵已基本丧失战斗力……”
“寄食层中还有一种特殊人物，那就是这时的‘幕宾’。顺治时起，地方官自州县官至督抚，大都招聘一些文人帮着谋划,京官也有人聘请文人教儿曹、代作文……他们替官僚们执掌刑名钱谷，批答文件……幕宾寄食于官，官赖力于幕宾。专门训练当幕宾的‘绍兴师爷’中，有个肖山人汪辉祖讲过一句话:‘今日吏治，但三种人为之。三种人者：幕宾、长随、书吏是也。’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乾隆后期，老百姓养活了多少寄生虫！”
《巴渠人物纪事》（第一集），2001年12月版，杨先国著《清中期白莲教领袖徐天德》一文中载有起义的历史背景：
都说满清入主中原二百年中，康雍乾嘉是其鼎盛时期。近来电影电视也多描述其文治武功等方面的政绩。描述虽多，总掩盖不了封建统治与民族压迫所造成的血腥罪恶。
首先是民族矛盾日深。朝廷的“改土归流”政策激起了许多少数民族的武装反抗。如青海西藏的藏民起义，四川大小金川的藏民起义，台湾土著居民林爽文起义，川黔楚湘边境的苗民起义等等。朝廷虽派兵四处镇压，但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其次，对汉族知识分子，朝廷虽采用了开科取士的策略，但同时又大兴文字狱，对不满当局的汉族学子加以镇压，不仅满门抄斩，还横加株连。著名巾帼女儿吕四娘一家，不仅全家问斩，而且已故爷爷吕留良还被从坟墓中挖出来“戳尸”，就是典型例证。
对工农又如何呢?大搞“圈地运动”，使无数农民失去了世代所依赖的土地和家园，流离失所；“严禁私铸、私盐"，又使无数手工业者没了生计。这些工农被迫到巴山深处搭棚而居，掘根猎兽而食，官书上，将其称为“棚户”，这些工农，后来成了徐天德起义队伍中的骨干。
在财政上，康乾二帝对江南的“四下”与“六巡”，耗空了国库，只好采取捐官（卖官）之法来弥补。权臣和珅就成了卖官公司总经理。当时一位史家如实写道：“内而尚（书）侍（郎），外而（总）督（巡）抚，尽出和门，天下事无一不败坏。盖乾隆帝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府库告竭，闾阎愁惨，而人思走险矣!”这就是徐天德起义前的历史背景。
《康乾盛世》仲伟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106页载：清乾隆皇帝“与其父、祖相比，无论在勤政、节俭，还是在自律，用人等方面都是大大不如的。尤其是到乾隆后期，他骄傲自满，好大喜功，铺张浪费，任用奸佞，不听劝谏，终于葬送了几代人用血汗和智慧换来的盛世局面，清朝历史从此走向衰落。‘康乾盛世’成亦在乾隆朝，败亦在乾隆朝，乾隆是无法逃避此责任的……”
“稍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一时期清政府在政治上实行高压政策，制造了中国历史上迫害知识分子最多的惨案——文字狱，如《南山集》案、吕留良案等，使无数的文人士子横遭迫害，家破人亡。在执行民族政策方面，往往一意孤行，给少数民族地区带来重大灾难，如对南疆地区回民的残酷屠杀就是典型的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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