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有尊严、高质量地迈向死亡？
? 景军 |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文化纵横》微信：whzh_21bcr
【导读】2001 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达到7%，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预测，这一比例将在2027年达到14%，从7%到14%。相比之下，法国用了115年，英国用了47年，日本用了24年，中国将历时26年。中国养老面临怎样的挑战？在全国80个国家的死亡质量排名，中国居第71位，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人死亡质量的低下？在这篇《我们将如何老去》的主题演讲中，作者深度剖析了中国严峻的养老形势，指出当下社会普遍存在的对于老年人的歧视，呼吁拒绝“野蛮死亡”，推动开展安宁疗护，努力维护生命末期应有的尊严。文章原载“人文清华讲坛”，仅代表作者观点，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老龄化光谱不是灰暗的，而是丰富的
我今天讲的题目看似是一个题目，其实是两个题目，第一个题目是我们将如何老去，但我们将如何老去的最后一程，它的问题是我们将如何离去，所以我今天实际上是讲两个问题。
过去9年中，清华大学组织了两个研究团队，一个是养老研究团队，一个是临终关怀研究团队。养老研究团队在9年前就组成，我们开始做的是中国农村老年人心理危机干预的行动研究。当时，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排在全球第三位，75岁以上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十万分之四十。我们可以设想一下，一个社区如果有5万人，每一年假如有20人自杀，那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但是当时，中国老年人的自杀率是十万分之四十，仅仅排在韩国和泰国之后。就这个问题，我们深入中国农村调查，一共走到了38个村，19个村作为干预村，19个村作为对照村。
这个研究我们受到科技部、中南大学、哈佛大学和四川美术学院的支持。四川美术学院和我们清华大学联合起来，在全国76所大学当中发起了一次大学生关爱老年人公益海报设计大赛，通过参赛作品完成了研究的一部分。大赛提出了关爱老年人的主旨，主题涉及预防自杀、预防抑郁症、预防老年失忆症，那么年轻人眼中的老年形象的视觉化是怎么呈现的呢？这是我们研究的内容之一。
我们收到了4000多幅作品，其中有606幅是各学校美术系老师推荐的提名奖作品。分析提名奖作品之后发现70%的作品使用了鲁迅先生《呐喊》中的文学表示方式，即社会对老年的关爱不够，对社会问题采取了批判态度，这部分作品的色调是暗的、压抑的、黑色的。只有30%的学生选择了明快、阳光的彩色来体现老年生活，采取了齐白石的创作方法，即在生活中细节仍然可以发现无穷乐趣的表达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老龄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光谱，有红色、有黄色，有强光、有弱光，有阴暗、有阴翳，同时也有光明。在4000多幅参赛作品中，大多数同学是用艺术作品来阐述老龄化过程中的困境，一小部分同学用自己的作品来强调积极老龄化的必要性，这两个取向都是我今天要谈的。
▍中国养老形势严峻
我首先要阐述一下老龄化的困境，在“让爱早点回家”这幅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许多中国家庭面临的问题之一，它背后的其他问题又是什么呢？首先，有一个时间问题。
（设计/汪瑶 朱军；转自人文清华讲坛）
65岁以上人口从7%增到14%，法国用了115年，英国47年，日本24年，有些机构推测中国可能将是26-27年。实际上法国在1979年到了14%之后，马上落下去了，又用了很多年才又回到14%。日本达到14%也比我们早出30年左右的时间。我计算了一下，中国去年65岁以上老年人的增长率是0.8%，前年是0.5%，大前年是0.4%，按照这个速度，我们也许只需要三四年就到达了14%的老年人口比例。今年已经到了11.9%，差不多还有2个百分点就达到14%。所以我今天做一个比较大胆的预测，我们的老龄化加倍速度将超过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2年的预测。这意味着我们可能不用26-27年，只用21年左右的时间就达到14%，在老龄人口翻番的速度上超过日本。
（图片转自人文清华讲坛）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中国为老龄化社会服务的准备时间是非常短促的，和西方国家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相比，我们的老龄化过程来得太快，因而我们面临着养老事业的艰巨性。
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的安排，到现在来看，这些安排可能还是赶不上老龄化的速度。规划说，城市90%老人在家里由孩子养老，6%老年人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社区养老的关怀，4%老年人住在养老机构。农村老人几乎百分之百在家里养老。
先说家庭养老的问题。70%的大中城市老年人家庭是空巢家庭，这个空巢率非常高。农村留守老人有1600万，全国还有4000多万失能老人。失能有一个程度问题，有的是轻度失能，比如耳聋，有的是彻底失能，完全失能。人民大学的一个人口学家算过，完全是能的老年人大概也有四五百万的样子。在这种重负之下，我们期待社会化养老，否则的话，家里的养老太难了。我们清华大学法学院一个教授自己72岁，要照顾90多岁的两个父母，他本人已经是老人了，这是非常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呼唤机构养老出现，对家庭养老进行支持。
机构养老的问题是什么？大多数养老机构不接受失能老人，或者没有接受失能老人的条件。全国养老网的数据显示，能够接受失能老人长期照料的床位不到100万张，大概80多万张左右。更主要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养老机构变成医保定点单位。我们的研究发现，只有不到5%的养老机构属于医保定点单位。假如养老机构不能报销，会阻止很多中国老年人转到养老院。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需求是非常大的。这是我们和盖勒普调查公司做的另外一个研究发现的。我们问目前居家养老的老人，想不想以后搬到养老院生活，在农村99%的农民说不会去养老院，因为担心搬去之后别人会笑话，以为是儿女不孝。在城市，90%的老年人回答不会去。但是把题目一变，问题改成假如你有身心需要的时候，有生活需要的时候，会不会搬到养老院？这个比例就上去了，将近一半的老年人表示自己在需要的时候会搬到养老院。而我们现在的养老院不能够提供长期照料的工作，因此养老事业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
这个跟中国发展速度快和老年化速度太快有必然关系。上个世纪50年代，农村普遍建立了敬老院，标准是无子女的老年人和残疾的老年人，给一张床、三顿饭，并不是精心照料。城市社会福利院创建之初针对“三无”老人，还是一张床和三顿饭的供应。虽然后来又不断出台新政策，但是长期照料没有硬性规定，所以养老院的功能更新很慢，面对迅速老龄化的速度，养老机构严重缺乏护理功能。
▍积极老龄化的模式探索
讲完我们面临的困境，我现在介绍一下清华大学做的四个积极老龄化的模式研究。
第一个研究是我们和哈佛大学、中南大学在科技部、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支持下完成为期六年的研究，是有关“幸福守门人”项目的研究。
我们走到村子用量表做心理危机筛查，之后发现实际上大多数农村老人是处在第一个危险——孤独，而不是严重的抑郁。孤独是普遍性的，但是大部分人是健康的，一部分人是临界点人群，极少部分人需要治疗类的特殊关爱。为了防止大多数健康的老年人走到临界点，为了防止临界点人群变为高危人群，我们设计了“幸福守门人”的金字塔模式，与地方官员配合起来划片，在每个地区都有帮助农村老人的精神科大夫，动员乡村医生、社区积极分子、社工一起来关心他们。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总结出模式的基本原则，即防止老年人心理的危机，需要做到：第一，老年人之间能够互动，第二，他们能够开始互助，第三，他们可以做到情感互助。互惠互助是人类学非常古老的命题。因为我们人类社会在进入市场经济之前，所有的物质交换都是通过互助和互惠形式完成。从互助到情感互惠非常重要。例如，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老主任李强先生就说，社会的亲和力很重要，亲和力是有感情的力量，能够让这个社会变得有温度。
第二是时间银行模式，时间银行模式不是我们发明的，是我们在研究中看到中国有三十多个城市宣称成立了时间银行。
最早发明时间银行的人是美国律师爱德华·科恩。他在80年代初期看到自己住的社区很多黑人失业，这些失业的人包括律师、水暖工、护士、理发师、教师。他就琢磨怎么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他想起了劳动时间的交换方式，所以它的英文是 Time Dollar，就是“时间美元”，大家兜里虽然没有钱，但是有时间去完成所需要的劳动。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日本人水岛旭子在70年代开始倡导老年互助会，最早她想用社工，找到一些人帮助，但是失败了，社工不能长期坚持下去。然而，她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在比较老的社区里，年轻的健康老人可以帮助高龄的、体弱的老人，用劳动时间去作为计算。
劳动时间在我们国家跟日本非常相似，比如苏州的杨枝模式，也是以劳动时间计算，洗衣服的时间、送水的时间、谈心的时间、帮助交水电费来回走路的时候、烧饭的时间、探望的时间、买菜的时间等等，甚至一部分守护的时间都可以计算在册储存，存在时间银行账户，将来可以兑换成别人对自己的服务。最重要的是杨枝的经验证明，实际上到最后没有人去兑换，因为它形成了一种文化，年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人，代代相传，再不需要去记录，因为已经在这个社区里形成一种文化可以传递下去。
另一种时间银行模式是广州南沙模式，是政府做的。杨枝模式需要熟人社会，杨枝社区是一个老工厂社区，几十年的积累，所以有信任基础。南沙是一个陌生人社会，怎么做好时间银行？政府利用两个方法，第一个是用年轻的老年人帮助高龄的老年人，这个帮助时间，还包括心理上的安慰，更主要的是它用勋章形式，用一桶菜籽油和一个勋章来奖励100小时的奉献。这种奖励和勋章全部加起来的实物价值一定是低于劳动的市场价值，即这种劳动还是一种奉献服务。
我觉得这两种方式能够坚持下来的，还是低龄的健康老年人帮助高龄的健康老年人的方式可能更长久。能够坚持多久，我们还不知道。南沙时间银行现在已经有几千人参加了，它的网络后台可以交给我们清华大学以后做一个长期的数据分析，这会形成一种关于人类悲悯情怀的人类学研究，即观察有多少人愿意用低于市场价格的劳动去为社会作贡献。
第三个模式是“老人会”模式。
我的一个博士后最早注意到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群，实际上是没有孩子的人群。第一个人群是太监，没有孩子。太监养老的方式是形成兄弟结和师徒结，他们在宫里攒了钱以后在外面买一座庙，北京西山有十几座庙是太监庙，都是做养老用的。形成师徒结，是在宫里的小太监供养搬到外边的老太监。第二个人群是没有孩子的女性——自梳女。这些女性年轻的时候到南洋去打工，有一辈子的积蓄，回来以后不落夫家，形成了金兰结和师徒结，在一起生活。
在中国传统中更多的是白帽会、祝寿会、长寿会这些名称的老人会，秦代开始就有老人会，这是非常好的传统。老人会在历史上主要是敬老、贺寿、举丧。我拿到了杭州老人会支出的清单，看到比历史上增加了一个内容，即福利探病，将近一半会费用来探病。
（图片转自人文清华讲坛）
还有一个在养老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组织，我觉得既是积极养老，同时又倡导了互助、互惠、互动，那就是中国历史上就有的“病友会”。“病友”这个词如果翻译成英文，是 friends in sickness，英文的意思就是我们都病了，都住在一个病房，由于疾病，我们形成了一种友谊。在现代医学进入中国之前，中国没有医院，病人得病之后在家住。专门收治病人的空间就是现代医院。中国比较早地把病人搬到医院住的是解放前广西北海的麻风病院。在麻风病院出的刊物中，已经有“病友”一词。
随着现代医院在中国的普及，“病友”一词开始流行。清华大学的王思萌、王剑利、曾繁萍三位青年学者分别完成了抑郁症患者QQ群研究、糖友会研究以及抗癌乐园研究，都属于病友会研究范畴。抑郁症病友组织研究针对一个400多人的QQ群，其中包括老年人和青年人，他们在上面交流如何抵抗抑郁症的困扰、如何就医、如何服药。
第二个典型的病友会是糖友会。糖友会在中国非常发达，任何一个城市都有糖友会，医院也有糖友会，糖尿病病人坐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鼓励，鼓励服药、坚持锻炼。
第三种病友会是抗癌乐园，这也是我们国家非常有特色的民间互助团组，北京的抗癌组织称为抗癌乐园，被北京市民政局评为社会组织标兵。有的人也许会问：“景老师，你是不是相信抗癌乐园这种病友会能真正抗癌？”抗癌乐园的人，他们自己相信是这样。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组织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组织在一起练太极拳，无论是在北京、沈阳、山东、还是在广西、福建，他们都练一个画家创新的太极拳，即郭林太极拳。第二，这些人会说我们可能从科学上无法证明是不是我们这个团体的集体活动带来了癌细胞病状的改变，但是相互督促服药，遵从医嘱，相互督促锻炼，相互安慰。在病人康复的过程中，这三个条件非常重要。
▍中国人死亡质量低
接下来讲我们将如何离去。面对死亡的时候，我们是无奈的，这种恐惧自从有了人类以后就一直存在。但是这种无奈中有一种无奈是因为死亡质量的低下。
新加坡一家基金会支持《经济学人》期刊做了两次全球人类死亡质量调查。2015年的调查共有80个国家参加，我们的排位是倒数第十名，排在71位。这种排名可能有些不公平，任何排位我觉得像大学排位似的，有时候是有些问题的。在死亡质量方面，排在第一的是英国，它的人口、面积、历史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但是排序中确实也提出了一些非常严峻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那就是需要安宁疗护，也称为临终关怀、末端期关怀或者姑息治疗。在我们国家现在固定的说法已经从临终关怀过渡到安宁疗护，因为我们怕提到“临终”这个词。排名的评估，首先是需求有多大，能满足需求的机构能力是多大，这个我们丢的分太多了。还有就是服务质量、专业程度、社会参与、人力资源的考评。
安宁疗护最主要的三个特征是缓解躯体的疼痛、减少精神的困扰、疏导心理的情绪。现在我们国家安宁疗护刚刚起步。根据官方透露的消息，2018年全国接受安宁疗护的患者共28.3万，这个数字太小了，我们每年有200多万癌症患者死去，再加上全国每年因慢性病死去的900多万人，这28.3万是一个非常小的数字。全国安宁疗护机构仅仅有276家，多亏2017年国家启动了第一批试点，今年第二批试点启动，开始把安宁疗护病床、病房、中心这套制度在全国76个城市推广，北京市海淀区响应最早，有二十多家医院在第一批加入试点。
为了论证安宁疗护的必要性，清华大学和山东大学联合做了一个临终期癌症患者生命质量研究，实际上是死亡质量研究。全国近年来每年新发癌症病例350多万，每年癌症死亡病例200多万，男性癌症发病率前三位是胃癌、肺癌、肝癌，女性癌症发病率前三位是乳腺癌、肺癌、肠癌，在所有的病人中，癌症患者是最需要安宁疗护的。
我们的研究没有用一分钱。我们号召我们的医学本科生、医学硕士生、医学博士生，在暑假回到自己家乡，一共包括9个省，每一个人必须找到5-10个已故患者的亲属，亲属家里有一个病人在过去两年中死于癌症。根据研究数据，我们在国际上已经发表了3篇文章。
在我们的研究中，癌症患者中男性居多，男女患者一共776人，平均年龄是64岁，这意味着大多数的患者是中老年人。我们的样本，跟国家癌症调查的样本不太一样，我们更多地捕捉到了很多农村的癌症患者，76%的癌症患者是农村居民。
通过研究，我们有几大发现：
第一大发现是大多数的农村癌症患者最后是死在家里，城里的则多数死在医院里。最震惊的发现是我们国家癌症五年存活率是40.9%，美国是66%，日本是81.6%，加拿大是82.5%。在我们的样本中，两年存活率仅仅在15%上下，这意味着查出癌症的时间太晚了。另外，这些患者的家属告诉我们，他们吃不起非常好的药。所以两年前，《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出来，成为中国轰动的事件，对中国癌症患者使用进口药有很大推动。但在此之前，很多人吃不起进口药，两年存活率都很低，更不要说五年存活率。
还有一个发现也耐人寻味，越是偏远地区、越是西部地区，医疗费用反而越高。我在课堂里问学生为什么西部的人们在最后三个月走向死亡的过程中反而承担了更高的医疗费？我记得有一个同学说：“很简单，我们家就出现这种情况，我们需要从北京和上海请大夫做手术。”还有就是这些药、器材、人才从东南沿海向西部流动的中间环节会增加各种费用。总而言之，在最后三个月的医药费用支出上，假如一个人死在医院，费用最高的要花费10万元左右，假如死在家庭，费用最低的也要花费3万元左右。
在这里还出现了一个灾难性支出的问题。灾难性支出有三个判别标准，即由于患有癌症，落在贫困线之下、借钱支付医药费、短期内很难偿还，这个比例无论城乡都超过94%。在我们的调查中，花得最多的是农村的一个中学校长，最后3年花了55万，到处去看病，一次到北京来了几天，几天就花了6万元，所以出现了灾难性支出。
还有两个发现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接近70%的癌症末期患者无法平静地与大夫讨论自己的病情，无法和亲人讨论自己的身后事，怎么走，有哪些遗产问题都无法去谈。还有一个比较严重的是疼痛问题。测量之后发现，感到相当疼痛和非常疼痛的比例占62%。死于家中的农村患者，将近1/3感到极致疼痛，经历了无法忍受的疼痛。
▍不要安乐死，要安宁疗护
清华和山东大学这个研究进一步证实安宁疗护事业在中国需要迅速地铺开、全面开花，因为中国公民死亡质量太差。不同于所谓的“安乐死”，安宁疗护致力于在减少患者身体病痛的同时平静他们的内心，最终帮助患者从容、有尊严地迈向死亡。
我们要借鉴一下国际经验。世界上最早的安宁疗护运动起源于英国。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一个英国护士发起了这次运动，因为她在护理的过程中爱上了两个病人，这两个病人都是因癌症去世，她看到自己的两个恋人非常痛苦地去世，发誓学习疼痛学，拿到博士学位之后建立了“圣-克里斯托”安宁疗护中心，现在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安宁疗护中心之一。随后，很多国家开始效仿。我们国家比较早做这个工作的是北京松堂医院。松堂医院作为一个安宁疗护医院很艰难，二十多年内被迫搬迁七次，因为旁边的居民不同意他们办临终关怀医院，强迫搬迁。关于死亡观，我觉得国民还需要教育。全球现在有1.6万家安宁疗护机构，每年有2000多万人需要姑息治疗。
这件事情能不能做成？我查了一下死亡质量排名第一的英国的情况。2016年英国60万人死亡，其中45万人的死因是可预测的，可预测的意思是非意外死亡。在这45万人中，20万人得到了安宁疗护，其中将近14万人是在家庭和社区诊所获得安宁疗护。这意味着在英国安宁疗护走向社区家庭，有护士可以到家里服务。为什么能做到这点？它有退休护士和志愿者队伍，能够打针的护理志愿者共有12万人，因此能够实现面对20万人的安宁疗护。这是英国能实现安宁疗护社会化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英国的各项评比中，与重症医院、精神卫生中心、全科医生诊所相比，安宁疗护机构的得分最高，很有意思。照顾生命最后一程的医疗单位居然在英国各类医护机构的评比中是第一，也就是说完善的安宁疗护是有可能做到的。
（演讲人：景军教授）
中国这几年探索了几种安宁疗护模式。
第一个是李义庭模式。李义庭先生很谦虚，是原来首都医科大的领导。他的想法是在每一个城市建立一个安宁疗护指导中心，在每一个社区建立安宁疗护的分中心，然后由分中心在家庭建立病房。上海市已经开始这样的试点，有两个大的中心，下面有20个分中心。他主张的安宁疗护最低要求是止痛，要能消除疼痛或减缓疼痛。
第二个是施榕模式。施榕老师看到中国的农村实际上已经空心化，很多农村现在只有老人了，建议把农村的乡村医生进行集体培训，让他们学会安宁疗护的基本技能，因为他们在未来15-20年中主要的医务工作是许多临终期的老人。
第三个是中国一家基金会做的宁养模式。在32家医院的支持下，培养了一批安宁疗护的社会工作者，这些人是学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但是他们多少要学一点医学，以便介入安宁疗护，这个模式在南方做得也不错。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模式是死亡咖啡馆。中国几家医院已经在尝试，在北京叫死亡茶舍。死亡咖啡馆，在昆明一家医院专门设立，是临终患者的家属可以交谈的空间，每天在固定时间有一个医生、有一个护士会在这里出现，回答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家属相互交流和安慰，讨论应该怎么处理棘手的问题，最后应不应该插管或靠鼻腔输入营养，是不是要用心脏复苏技术。把死亡问题拿到小众公共空间讨论，而不是自己一个人全部承担，这种做法源于瑞典，在昆明目前也做得很好，在其他的城市也有。
清华大学做的另外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是佛教的安养模式研究。2017年我查到全国53家佛教寺院建立了安养院。老年安养院跟我们通常的养老院不一样。如果去一个商业化的养老院，它会卖给你许许多多服务项目，而进了佛教安养院，养老一切从简，生活以最简朴作为标准，这跟通常的机构养老思路不一样。进入佛教安养院就开始信佛念佛，过一种简朴、相互关怀的生活。更主要的是大多数的佛教寺院允许西医的止痛学进入寺院为老年服务。比如宝林禅寺方丈是南京大学物理学系毕业的，我说问他怎么看待现代医学进入你的寺院，他说很高兴，越好的医学进入他的寺院越支持。更重要的是安养院有往生助念，不允许任何一个人离去时没有人陪伴，助念团会打电话说有一个老年的患者要离开了，问大家谁有时间来陪他、送他最后一程。安养院具备念佛安养、临终关怀、往生助念这三个特点，是灵性资本发挥作用。▍何为优逝
最后谈谈何为优逝？
先说传统的回答，按照清华大学老社会学系潘光旦先生1941年的说法，中国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有三大诀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恐惧和遗憾。第一诀是立德、立功、立言。告诉临终者有这三方面的成就，或者自己就知道已经实现了三立，可以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立德，我觉得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立功、立言比较难。第二诀，潘先生说我们走的时候感到宽慰的是基因的延续，即血脉传承。第三个诀有关魂魄不死和魂魄永存的信仰。但是我觉得潘先生如果注意一下佛教的话，还有第四诀，即佛教的自在圆寂。我觉得这个思想特别符合现代的安宁疗护运动精神。
什么是自在圆寂？1940年灵岩山寺印光法师觉得自己不行了，把徒弟叫来说要选新方丈，徒弟说选这个月初九，他说初九不行，初四就要走了，要选择初一，初一还可以替即位大典张罗一番。果然在方丈继位典礼时印光法师还能招待四方来宾。初四一点多钟，他说要净身、念佛，到卫生间把自己洗得很干净，然后回到自己的座位念佛，大家一块儿陪他，在念佛的过程中安详地去世。在近代往生记录中，自在圆寂的定义是勇敢地承认我将离去，充足地做好离去的准备，就像印光法师选继位人一样，然后争取能够做到有人陪伴。在佛教中。自在圆寂是一个很重要的传统，与现代安宁疗护运动强调减缓躯体痛苦和心灵痛苦的精神是一致的。
现代社会对何为优逝的回答是什么？第一，我觉得是做到一个基本，即使用现代的医学技术减少具体疼痛。现代医学已经能将人的疼痛从八九点降到两三点的水平。第二，借助现代心理学帮助患者稳定情绪。但是我觉得最最重要的是第三，也就是充分尊重患者个体的自主权和决定权。如果患者没有知觉了，怎么去尊重他的意志？所以现在很多的医院在推生前遗嘱。但是更重要的可能是他的意愿很早就跟家人说了，只不过很多家人不愿意听。传统的死亡观是顾及他人、社会、集体。比如，农村人得病之后，家里人非要把他送到医院，即使知道不行也要送到医院，这叫仪式化治疗，因为没有这个仪式化治疗，子孙就是不孝。这种面临死亡的方式实际上是为了社区、为了家庭，是为了集体名誉，但是没有顾及当事人的主观性和自主权。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几年前他告诉我他怎么送走自己的父亲。他是一个大教授，他的父亲也是一个大教授。他的父亲生前说临终不插管，但是他昏迷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和医生说还是插管吧，他醒来后指着管子表示插上管之后就再不能跟家人说话了。他希望走之前要跟家人说话、与老伴说话，但是最后他不能说话。这件事情成为我朋友特别大的遗憾，因为没有听到他父亲走之前想说什么。
另外一个是我云南的朋友，前一段时间告诉我，她的父亲得了癌症，到了晚期的时候，回到家乡医院保守治疗，拒绝多余不必要的治疗，说不要再花钱了，最主要的是有充足的清醒安排身后事。包括葬礼怎么做、请人怎么做、宴席怎么开、亲戚朋友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到车站接等等，这些细节全都安排好了。走的那天，凌晨4点钟在医院跟家人说：我要离去了，把我抬回家，给我穿上我该穿的衣服，把我放在我应该躺的床上。6点17分老人有尊严地离去。
前者，我觉得是一种无奈的死亡，甚至可以说是过于无奈的死亡，而后者是一个相对有尊严的死亡。所以我的一个观点是要抵制“野蛮的死亡”，在现代医学上我们应该超越传统，要维护个体生命末期的尊严。
最后我选择一幅画和一首唐诗作为结束，孟浩然在《岁暮归南山》中说“白发催年老，松月夜窗虚”。在我们的画面上，这边是一个同学的一幅画，边角写着：时光变迁，但你永远是我们心中的主角。我把这首诗和这幅画凑在一块儿说明什么呢？那就是，诗与画，既矛盾，又统一，既有惆怅，也有希望。
谢谢大家！
本文转自“人文清华讲坛”，是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景军教授在人文清华讲坛上的演讲实录，原题为“我们将如何老去”。图片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敬请联系删除。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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