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敦煌文书里保存了不少文学作品,最被学者看好的,不是传统的诗歌总集《诗经》,也不是文学总集《文选》,而是失传已久的通俗文学作品。古代向民众普及佛教教义,除了采用经变画形象地描绘外,受盛行于佛教仪式的歌呗影响,还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就是把佛经内容转化为便于说唱的通俗文词。敦煌藏经洞发现失传千年之久的变文,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敦煌藏经洞的变文还有讲经文、词文、因缘、话本、诗话等通俗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评话、小说、戏曲等中国通俗文学的渊源。
我们就在常先生家的门上安了过去那种帘子,门框上挂个钥匙,细节也力求恢复当年的样子。常先生简陋的办公室外墙已熏黑,也保持了原样不变。我们做这些事,就是想隆重地纪念常先生,敦煌研究院的历史离不开常老这一辈先生们。
看了常书鸿先生的故居后,很多人都非常震撼,真切地感到那时候敦煌的生活太艰苦了。常先生住的房子里,基本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床都是土制的,书架也是用土砌起来的。常先生屋里的炕是假炕,上面盖着木板,里面可以放东西,“文革”抄家的时候他就把画稿藏在那里面。维修时土炕已变形,只能让工人钻进去,想办法先把土炕支撑住,再把它扶正。客厅另一侧的小房子里面还有常先生亲手制作的三角脸盆架和一个铁皮浴盆。敦煌当年的条件无法和他以往在巴黎的生活相比。在这样贫困的条件下,为了让妻女不至于太沮丧,做父亲的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尽最大力量安顿好她们。
当年的莫高窟几乎与世隔绝,没有现代交通工具,从莫高窟去一趟敦煌县城,要走大半天的路。当时的敦煌就是一个小镇,半个小时就能走完,城里头总共只有两个百货商店,还有一个糖盐局。那时的生活确实非常艰苦,大家住土房,喝咸水,还要在洞窟里临摹壁画,保护修复,调查内容,研究文献。敦煌的冬天极冷,气温一般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宕泉河的河水冻结成厚厚的冰层,日常用水都得凿开冰层,取冰烧水。夏天的河水又咸又苦,冰水却不咸。
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饮水、洗衣,用的都是宕泉河里的苦咸水。深色的衣服晾干后,上面泛着一道道的白碱。为了解决饮水问题,大家就打井取水,可是井水的碱性也很大,不适应的人喝完就拉肚子。平时吃饭,基本上没有什么菜。职工住的房子是曾经的马厩。土地、土墙、土灶、土炕、土桌、土凳……土质干燥疏松,地上永远是扫不完的尘土。
每个房间都配有一个壁橱,屋顶是用废报纸糊住的天花板。冬天,平房里没有暖气设备,必须架火炉子,晚上睡觉前要封火。封火是个技术活,封不好火就会灭,到了半夜,屋里的温度就很低。要封得恰到好处,既不费燃料也不会熄火,才能保持夜间的温度,还方便第二天一早生火做饭。我是南方人,所有这些生活常识都要从头学起。有时候睡到半夜感到极冷,起来一看,炉子的火灭了,冻得实在受不了,索性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穿上,把能盖的都盖上,再躺下去睡。有时候清早起来要用水,一看水桶里的水都结成冰了。每到夜晚,寒风夹杂着狼的嚎叫,令人不寒而栗。此外,为了防范附近的土匪,工作人员不得不端着猎枪,轮岗值班。
最痛苦的是骨肉分离。常先生后来的遭遇大家也都知道,前妻走了,他只能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莫高窟生活。莫高窟人的命运都非常相似,只要你选择了莫高窟,似乎就不得不承受骨肉分离
之苦。从常书鸿先生、段文杰先生、我自己,到后来的王旭东院长,都有相似的境遇。段文杰先生和妻儿也是长期两地分居,他们一家在分别十一年之后,才终于得到了文化部的调令,段先生把妻儿从四川接到了敦煌。2011年4月30日；段文杰先生的灵骨入葬,他们夫妇合葬在了三危山下、宕泉河边,依然守望着他们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我和老彭两地分居十九年,在这十九年中,孩子们的教育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我一直说我“不是一个好妻子,不是一个好妈妈”。王旭东决定来到敦煌工作时,向院里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把他妻子也调到敦煌,组织上批准了。但是到敦煌的第二年,他妻子因为对紫外线过敏,不得不带着儿子到兰州生活,在一所卫生学校从事教学工作,从此两地分居。家庭与工作,身心两处不能会合,好像是莫高窟人的宿命。
敦煌的医疗条件长期比较落后,有病不能得到及时治疗,如果发生紧急情况,连救护车也叫不到。有一年夏天,我从考古工地回来,身体感到很不舒服,就去医务室找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打青霉素,她问我:“你青霉素过敏吗?”我说:“不知道。”医生给我做了皮试,半小时之后并没有过敏反应,医生就放心地给我注射了青霉素。注射之后又观察了半小时也没有事,我就回宿舍了。
可是就在回宿舍的路上,我开始感到浑身发冷。到了宿舍已冷得浑身发抖,我把两床棉被都盖在了身上,还是感到非常冷。不一会儿,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我醒过来的时候,大约已经是晚上十点,只记得屋里很黑。我不能确定自己在哪里。我甚至有一种幻觉,自己是不是已经死了?现在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在坟墓里?为什么这么黑!我一摸自己身上,慢慢意识到自己打过针,是打针之后开始发冷。于是又摸。摸自己,确定自己没有死。
再看外面,有一星灯光,那是旁边房子里煤油灯的光,昏暗的光照射到了我黑压压的屋子的窗户上。我突然想起来,我屋子旁边住的是一个司机师傅。于是我就使劲爬起来,去敲这个师傅的门,边敲边说:“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杨大夫给请过来?”这位师傅就把下午给我打针的医生请了来。杨大夫看到我的样子,吓得大声说:“这是青霉素过敏,非常可怕!弄不好,就醒不过来了。”那天晚上,杨大夫不放心,把我安置到医务室观察了一夜。
还有一次我感冒了,以为到医务室输液就会好。结果注射了清开灵后不久,我的嘴唇肿起来了,喉咙也难受,原来又是药物过敏了。当时也很危险,嘴都发白了,脸上没有血色。负责输液的那位护士吓得不轻,赶紧拔了针头,做了脱敏、防休克处理,我的嘴唇慢慢开始有了血色。因为我当天还要出差去北京,恢复过来以后,就直奔机场了。
在敦煌的日子里,每每有点不舒服,我就在医务室开点药吃一下。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不过我也感到这种状况应该改变,还应该多关心其他工作人员的健康。现在医疗条件比从前好了,我也每年都参加单位组织的体检。
父亲的突然死亡带来的伤痛
父亲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对待工作非常投入,下班回家后不是废寝忘食地工作,就是看书。我觉得自己身上也有这股子认真劲儿,可能是受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是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留在我记忆中最挥之不去的画面,就是手上不离三角板、曲线板、丁字尺、计算尺,弯着腰绘制图纸的样子。
下期看点:父亲一走,全家人的生活没有了着落。面对此情此景,我觉得家里不能乱了。因我当时只请了几天假,很快就要赶回敦煌,我就把自己工作以来攒下的全部存款交给了我弟弟,一共两百多元,并承诺以后我会每月给家里汇款。临走还嘱咐弟弟们一定要好好照顾母亲,要相信党,最后终会弄清楚,一定要耐心等待。小时候看过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非常感动,我一直坚信“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做成的”,我觉得自己根本不够格。“共产党”这三个字在我心里是何其神圣,所以我坚信我的父亲一定会平反昭雪。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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