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留守儿童有关的15万封手写信
边写信边哭的女孩。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正在帮忙整理信件。受访者供图□邹帅付蕾
“没兴趣”、“没意思”、“爸爸妈妈都不怎么管我,都不爱我……”
信的对面,是正在读初一的小女孩小雪。她是一名留守儿童。
这个场景,刘思杰并不陌生。这位湖南理工大学的大一学生,在6年前,也是一位像小雪一样的留守儿童。
就像现在的小雪一样,她把很多永远无法讲出口的孤单都写在纸上,然后寄给远方的“小露姐姐”。
小露姐姐是一个叫“蓝信封留守儿童关爱中心”公益组织的志愿者,通过与结对的留守儿童相互通信的方式,给予对方精神上的陪伴和互动,让这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能得到心灵上的慰藉。
去年,刘思杰也成为这样一位公益志愿者。而据统计,在过去11年时间里,“蓝信封”帮助了13000名来自广东、湖南、河南、四川等地的留守儿童,“通信大使”们寄出了超过15万封书信。
1、从“留守儿童”到“通信大使”
初一那年,刘思杰的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刘思杰只在纸上写了一句话:“像我这样的人不配有理想。”
从小,刘思杰便和爷爷奶奶生活在湖南常德汉寿县的乡下,父母在广州打工,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才会回来一次。
每年春节结束,是刘思杰最痛苦的时刻。父母要启程离开了,她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似乎有很多的情绪在心里纠结,但又开不了口。爷爷奶奶会照顾她和弟弟穿衣吃饭,但年迈的他们也很少能洞察到刘思杰的情绪变化。
家人都不知道,那段时间刘思杰正遭到同学们的孤立。
刘思杰找不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她不知道能找谁聊天,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眼前这些“天大”的事情,她只是变得越来越沉默和自卑。
当蓝信封的公益项目来到学校时,13岁的刘思杰迫切地希望“与一个哥哥姐姐交流,给自己一个方向”。
信纸的另一边是正读大二的小露,第一次回信,刘思杰就称呼她为姐姐,并把心里苦恼的“秘密”都写在了纸上。对刘思杰而言,把这些写在纸上,寄出去,情绪就会畅通不少。
被孤立的很长一段时间,刘思杰都觉得非常委屈,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在信中,小露告诉她要珍惜朋友,如果是自己的错,一定要主动去承认。“她说自己小时候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告诉我不要害怕。”
按照小露给的指导,刘思杰主动和班上的同学沟通,关系渐渐缓和。
通信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小露去国外做了交换生,她们才断了联系。上大学之后,刘思杰又在朋友圈里看到蓝信封招志愿者的消息,立刻报了名。那是一种奇妙的感觉,她曾经从小露那里得到很多帮助,然后又变成了她的角色。
刘思杰给小雪写了满满三页纸的回信。她觉得小雪感受不到外界的关爱,可能并不是周围没有,但她自己感受不到,就像曾经的自己。
2、给孩子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蓝信封的创始人周文华也曾长期和父母分离,他生长在广东省中山市的乡下,从初中开始便一个人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去读书。一年四季中,只有寒暑假才能短暂和父母待在一起。
11年前,12岁的安徽留守儿童章杨宇在村祠堂后的一间小屋中自杀身亡。在此之前,他亲了亲陪伴自己的爷爷,还写下了一封遗书。那天是父母离开老家的第10天,章杨宇在遗书中写道:“你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伤心,这也是我自杀的原因……”
彼时,周文华还是中山大学研二的一名学生,在报刊亭前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他整个人都在颤抖。
周文华喜欢给以前的同学或者远方的笔友写信,把内心的情绪都写在纸上。他想到,比起支教或者物质上的帮助,通信的方式能长期的关心一个孩子,也给他们一个诉说的渠道。
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公益项目团队,来到湖南省汉寿县帮扶。在那里,周文华看到有很多孩子会给父母写很多信,聊他们的生活,也聊他们的思念,但这些信都藏在枕头下面,不好意思寄出。
在校内的一个公益创意大赛上,周文华提出了蓝信封项目。他想通过信封搭建桥梁,让大小朋友在“同一片蓝天下,共同成长”。他们在高校内召集大学生志愿者作为“通信大使”,与留守儿童结为“对子”,结对的孩子和志愿者一个月写一封信,约定写一年。
在一对一书信活动之前,蓝信封行动的成员会先到项目地考察留守儿童现状,招募写信的孩子。
最初的几年,没有资源、没有名气,周文华便和一些活跃的校内志愿者拿着中大校团委的推荐信去广东、湖南一些留守儿童较多的乡村,一间一间地找学校谈。很多学校完全不相信这群来历不明的年轻人,周文华他们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去学校,反复地跟他们讲述蓝信封到底是在做什么。
3、倾听和分享
罗明珠没有和“妹妹”曹明珠见面的打算。
曹明珠家在四川的农村,她是一个问题特别多的女生。读大学究竟是什么样?该不该支持同性恋?她和妈妈的关系不好,随时都可能因为几句话而大吵一架,信里便会出现“想走,不想在这个家了”之类的句子。
但三年的时间里,她没有一次提过爸爸。曹明珠不提,罗明珠也不会主动去问。很多时候,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回答曹明珠的问题,不知道自己说的是对还是错,害怕给她指错路。毕竟,她也就是年长几岁而已。
在面试成功接受培训的时候,罗明珠被告知不能用说教的方式,也尽量不要直接告诉孩子该怎么做。通信大使们要做的是倾听,并且分享一些自己的经历和选择。“重要的,还是让她自己做选择”。
巧合的是,她们名字都叫“明珠”。夜深人静,在台灯前开始写信时,罗明珠都会觉得像在写给另一个自己。她们在信里谈论过三毛的撒哈拉沙漠,聊过外国的乐队,和那些会用“秘密”来形容的事情。
罗明珠觉得对方就是一个没有见过的妹妹。她们已经通信近3年,远远超出了蓝信封规定的一年之限。罗明珠相信,未来的几年她们也会继续写下去。但如果有一天通信断了,她也不想去添加微信等别的联系方式。
翔龙和小兰通信已超过七年,他曾表示:“兰姐比我的亲姐姐还要亲。”
从2009年开始,湖南汉寿县的翔龙开始和中山大学一年级的小兰通信。
“对我来说,英语就像是空中的云,摸不到,弄不明白,再加上父母离婚,姐姐外出的事,让我受到了无穷的打击,我随时随刻都顶着一块重于泰山的石头。”
翔龙在信中哭诉,爸爸反对他去见妈妈。他以死相胁,但父亲不为所动。翔龙原本的计划是,他要去父母离婚的那个法院去告爸爸,“不是我要做的那么绝,我只是想要他明白母爱的重要。”
小兰在回信里安慰翔龙,让他尝试着体谅父亲,多与他沟通,让他更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想法。在后来的一封信里,翔龙分享自己的喜悦,他和爸爸深入地谈论了这件事,争取到了看望妈妈的权利。
翔龙现在已经入读大学,这些信,他依然都会带在身边。在曾经最痛苦的时候,翔龙也没有在奶奶面前表现出来。在外人眼里,他似乎永远都是开心和“正常”的。而那些秘密,只有兰姐才会知道。
4、最主要的困境是缺乏关爱
与留守儿童接触的越多,蓝信封越发现外界有一种误读,似乎留守儿童最大的标签就是贫穷。周文华认为,“留守儿童”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父母不在身边,缺乏关爱,这才是他们主要的困境。而家庭特别贫困的状况,他们有遇到过,但是比例并不高。
周文华发现,与父母长期分离后,孩子会出现两种心理。或者认为父母完全不在意他们,于是心理上越来越摆出一副对外界不在意的样子；要么就是过分在意,把父母的缺席当成一件非常敏感的事情,提都不能提。
曾经有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突然越来越差,志愿者们在信件中发现,只有在他生病或者成绩不好的时候,远方打工的父母才会频繁的联系他。原来他是在用这种方式去吸引注意力。
一位叫小宇的孩子,父亲离世,母亲改嫁,从十二岁开始,他便担起了照顾弟弟和整个家庭的重担。
在外人的眼中,小宇是一个奇怪的“坏孩子”。他殴打弟弟,和妈妈打电话时异常暴躁,甚至得了胃病都不想去治。但在与志愿者的信里,他一边抱怨妈妈不爱自己,只爱弟弟,却又不时在强调妈妈的好处。他用对家人暴躁的方式来渴望关爱,而胃病则是他换取关爱的唯一筹码。“我根本就不想好!好了就没有人再管我了!”
也会有写信难以解决的问题。有时孩子们会在信中提到自杀或者死亡,通信大使上报后,周文华会邀请资深的心理专家和通信大使一起分析,信件就是最重要的材料。如果情况确实紧急,他们会立刻联系学校和老师。
2012年,周文华辞去了环境公司的研究员工作,正式把蓝信封注册成为了公益组织。随着互联网大潮的来临,他们也把通信大使的报名改到了线上。周文华发现,在网络时代,报名的人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暴涨。2018年,报名的人数达3万人,也不再局限于大学生群体。“有很多人会对互联网倦怠,原始的文字沟通始终是有力量的”。
眼下,刘思杰在盼望着开学,她急切地想知道,小雪妹妹最近过得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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