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创论 自主创新驱动企业转型升级》摘录 （连载十）
□ 梁勤
融智创新
是企业转型升级的根本动力
打铁必须自身硬。企业转型升级不仅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凤凰涅槃”，更是企业适应生态变化、以变应变、适者生存的举措。而要实现转型升级根本上来源于企业的内驱力，融智创新便是它的发动机。
一、融智创新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然选择
“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不少中等收入国家经济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原有的增长机制和发展模式中的矛盾爆发出来，原有的发展优势渐渐消失，它们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亚洲的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就是这样的例子，拉丁美洲的墨西哥、阿根廷也一样，它们都长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银行2007年报告中所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正是总结了20世纪后半期以来一些已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训。
“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包括了“三座大山”，它们分别是：第一，“发展的制度陷阱”；第二，“社会危机陷阱”；第三，“技术陷阱”。
（一）深化改革，通过制度创新跨越“制度陷阱”
已经或正在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从传统社会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国家。在它们从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不一定经历了传统制度的激烈变革阶段，而可能还保留着较多传统社会的特征，传统势力和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还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些特征和势力往往在农村，尤其是经济落后的山区、边缘地区表现得相当顽固，它们成为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也就是“发展的制度陷阱”。
除了土地问题以外，发展的制度障碍或“发展的制度陷阱”还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第一，传统组织和氏族、家族势力根深蒂固，阻碍了市场化的持续推行，地方政权大多数受到这些势力的操纵，成为大地产主或种植园主的工具，地方政府官员成为大地产主或种植园主的代理人。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在广大地区尤其是偏远地区难以建立。
第二，这些国家中，传统社会的限制和土地制度的不合理，使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村的收入增长率大大低于城市的收入增长率。农村购买力普遍低下，造成内需不足，限制了工业化的继续推行，市场化步伐受到严重限制。
第三，发展中国家要进一步发展经济，必须有财政的支持。然而在这些国家，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受阻，财政通常十分困难，形成了财政赤字与经济增长率低下交替的恶性循环。
第四，在这些国家，肩负着支持经济发展重任的金融业，其发展通常是畸形的：一方面是资本找不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没有出路；另一方面是资本严重不足，高利贷盛行。造成这种畸形金融状况的制度障碍主要是金融机构或者被外资控制，或者被官僚和权贵们控制，民间金融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
第五，在这些国家，发展的制度障碍还在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被严重阻塞了。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主要是制度性的问题，可能和垄断的存在、利益集团势力强大，以及社会上种族歧视、身份歧视、宗教与文化歧视、性别歧视等有密切关系。
如何克服发展的制度障碍？如何避免落入“发展的制度陷阱”？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唯有通过对传统体制的改革才有出路。这里包括对不合理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从制度上消除各种歧视。
然而，深化改革对这些发展中国家而言，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阻力越来越大，主要原因是：改革拖得越久，利益集团的力量越来越强，改革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大。
（二）妥善处理“社会危机陷阱”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些发展中国家经常遇到失业和通货膨胀难题，这就是所谓的“社会危机陷阱”。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就业压力始终是存在的。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中的青壮年，包括农村妇女在内，走出农村寻找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因为更早离开农村在城镇中找到工作的人产生了示范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农村青年向往城镇，不断走出来，求职人数超过城镇的就业岗位数，所以就业成为城镇不得不面临的巨大压力。
同样的道理，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发展中国家，由于投资需求增大，财政支出增大，便有了需求拉动型的通货膨胀。由于土地、原材料、燃料等供给紧张，房地产价格上涨，生产成本上升，又有了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加之，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同国际市场的关系日益密切，它们越来越卷入全球化的浪潮，所以无论从商品流通渠道看，还是从资本流通渠道看，它们都有可能发生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发展中国家国内民怨增长，使公众增加了对贫富差距扩大的不满，对政府的不满。
如果发生的是成本推进型的通货膨胀或国际输入型的通货膨胀，那就会同失业交织在一起，形成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滞胀”。“滞胀”必将使这些国家的中产阶级受到打击，更重要的是使失业者和低收入家庭愤怒、绝望，“社会危机陷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
（三）融智创新突围“技术陷阱”
一些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长期经济停滞，摆脱不了困境，也同技术上难以有重大突破有关。他们认识到，如果技术上没有重大突破，缺少融智创新，缺少产业升级，缺乏技术先进的优势产业，那就难以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越过中等收入阶段与高收入阶段之间的门槛。但在这方面，他们往往无能为力。为什么？这主要是因为：技术创新必须同资本市场创新结合。如果缺少这种结合，这些发展中国家，即使已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要想在尖端技术方面有重大突破，也是可望而不可及。这种情况就是“技术陷阱”。
要知道，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尖端人才不足是一个重大短板。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是由于社会垂直流动渠道的严重阻塞，利益集团势力强大，通常缺乏鼓励人才脱颖而出的机制，所以科技领域的高端人才被埋没了，受压制了。二是由于工资待遇、福利待遇、社会保障和工作环境等的影响，不少在国外学有所成的人才不愿回国工作，而愿意受聘于国外，留在国外长期不回。三是本国培养的人才受到同样的诱惑，流向国外。
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尖端技术领域和产业升级方面有巨大困难，是由于本国的资本市场发育不全。简单地说，那里的资本市场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再加上金融专业人才不足，金融监督松弛，腐败丛生，投资者望而生畏，把创业投资视为畏途。
这些国家的富人尽管拥有较多的财富，但从来都把持有不动产看作是首要目标。即使从事实业投资，也一直把采矿业、建筑业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作为重点，很少涉及风险较大和自身又不存在优势的先进技术设备制造和新兴产业，因为他们在这方面并无把握。
在发达的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从来都要依靠较完善、较完整的资本市场体系来为技术创新的开展与推广发挥融资作用。然而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如上所述，既由于资本市场不完善，又由于富人作为投资主体不愿涉及风险较大的行业，所以不仅资本市场发展不起来，而且高端技术、自主创新、新兴产业也难以取得重大进展。富人作为投资主体，太急功近利了，只想迅速获得暴利。如果股市看涨，他们常常带着投机的想法，大量涌入，增加资产泡沫；一旦股市看跌，他们又匆匆撤离资本市场，造成资本市场无声无息，不起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发展中国家一直缺乏有战略眼光、有志于振兴民族经济的企业家，即缺乏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归因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不关心改善资本市场的现状与投资环境建设，使得资本市场既先天不足，又在后天上缺乏政府的关注扶植和必要的法制与政策干预，这样资本市场也不能在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崛起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中国通过融智创新完全可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至今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而且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的时间并不久。在中等收入阶段继续前进时，中国会不会遇到“中等收入陷阱”并深陷其中，这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中国将会落入这一“陷阱”，这是唱衰中国经济的一些人的意见，甚至是他们的愿望。中国不会落入这一“陷阱”，这是看好中国经济众多人士的一种愿望，也是一种假定，因为这里还有若干假设条件，需要探讨。
假设之一：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现阶段，如果遇到发展的制度障碍，该怎么对待？是继续推进改革，清除这些制度障碍（如城乡二元制度、市场的不公平竞争环境等）？还是犹豫不决，不敢或不打算采取有效措施？或者认为这些方面的障碍在现阶段的格局下不可能阻碍中国经济的继续前进？如果采取第一种对策，即下定决心，大力推进全面市场化、社会保险、税收等相关的改革，那就可以绕开或越过发展的制度障碍而不至于因此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之二：要对中国现阶段和经济继续发展过程中社会冲突的状况和趋势做出实事求是的估计，正确对待已经露头的社会不和谐迹象，既不能视而不见或听之任之，也不要惊慌失措。正确认识，正确评估，正确对待，是最重要的。如果认为贫富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地区收入差距等问题确实已经到了必须正视而不能忽略的程度，那就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一一缓解，以增加社会的和谐程度，这样就可以防患于未然。否则，不是没有可能导致社会不安定和社会矛盾激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假设之三：在中国今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绕不过“技术陷阱”，不能在融智创新、企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壮大和尖端技术方面等有重大突破，如果资本市场依旧是不完善、不完整的体系，技术创新得不到资本市场有力支撑，也就是说，中国的产品不能以“中国智造”代替“中国制造”，那么就会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不能迈入高收入阶段。
假设之四：在中国，必须摆脱过去长时期内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的旧模式，转而实现投资与消费并重的模式，进而实现以消费需求带动为主、投资需求拉动为辅的拉动增长模式。这才会形成经济的良性循环增长模式，才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的交替出现，也才能避免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发状况的发生。
假设之五：中国民间蕴藏着巨大的积极性，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后能够在发展中取得这样显著的成绩，全依靠改革开放以及由此调动的民间积极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营经济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迅速成长壮大了。如果今后循着这样一条道路继续稳步地走下去，协调、公平地发展民营经济及混合所有制经济，培养一批又一批有战略眼光、有志于为伟大中国梦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优秀企业家队伍，中国一定能继续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反之，如果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到此为止了，那么民营经济将受到抑制，民间积极性将受到挫伤，这不仅阻碍中国经济继续成长，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最突出的是失业问题、贫困地区未能全部脱贫奔小康的问题，以及新型城镇化推进中存在的问题等，这样，中国也难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与外部环境不利的当下，如何去金融杠杆与房地产泡沫？如何管控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及从商品战上升为货币战？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可能是中国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大考”。
发展无止境。今天中国只要通过此次“大考”，我们完全有理由坚信，中国可以绕开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会出现。难道以后就不会遇到“高收入陷阱”吗？当我们绕开或越过“中等收入陷阱”之际，应当站得更高些，看得更远些，为以后绕开或跨越“高收入陷阱”以及“修昔底德陷阱”早做准备。（待续）
（作者系四川省企业联合会、四川省企业家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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