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赵世瑜、温春来：区域史的魅力在“区域”之外

7月14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世瑜、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伟、温春来在北京建投书局进行了一场沙龙，主题是“区域史的魅力”。三位教授聚谈区域史，对于熟悉他们研究经历的读者来说，这样的相聚大概也算不上难得，因为他们在一起跑田野、论问题的机会实在也不少，他们身上带着一些共同的标签，比如“华南学派”、“历史人类学”“区域研究”……而这次沙龙举办的背景也与此有关——近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先后推出了两本新书，一是《区域史研究》（创刊号），二是刘志伟教授的书评序跋集《借题发挥》，两本书都表达了他们多年从事 “区域史”研究的心得。

活动现场

《区域史研究》是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主办的一本新刊物，主编温春来教授，期望新刊物能成为“华南研究”诸多学者长期行走田野，搜集民间文献，进行区域研究的学术追求一代一代延展下去的一个阵地，未来必将呈现更多的区域史研究成果和这个领域的学者思考、学术资讯。至于《借题发挥》一书，刘教授在活动一开始就向读者进行了说明：这本书中的文章都是与书有关的，有序跋，有书评，其中谈及的不少书就是区域史研究著作，有的即使不是，但他读人之书，发己之想，“借题发挥”出来的、表达的读书治学之所得，都是在区域史研究中形成的。

作为学界广为人知的、区域史研究领域中的领军学者，在三位教授的眼中，区域史究竟有什么魅力呢？

区域史是什么？

在中国学界，区域史研究的传统和实践已走过大半个世纪，从厦门大学傅衣凌教授开始，这是厦大、中大等一批南方高校学者一直在坚持的研究方向，而且已经为学界所普遍接受和认同，也有很多学者受此启发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实践——虽然有的并不冠之以“区域史研究”，但看起来理路大致相同。从这个角度来说，区域史一定是有魅力的，否则怎么引得这么多学者的关注呢？但是，刘志伟教授并没有以此作为这个问题的回答，转而他提到，学界对区域史的认识存在不同的看法，其中有一种看法以为：首先，区域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与以国家作为尺度进行的研究不同，区域研究着眼于更小的地理或历史单元，比如一省、一乡村，甚至一座庙、一个小人物；其次，正因为区域研究在更小的尺度展开，所以更具体、更精致、更生动丰富，比大历史的叙事看得更清楚——从后面提问环节来看，这似乎的确是一些读者心中的“区域史”的模样，但这是对的理解吗？这真的是区域史研究所追求的旨趣所在吗？似是而非。

刘志伟教授重申了一个问题——什么是“区域”？他说，区域确实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但是区域不见得比国家小，比如亚太地区、地中海、环南海，这都是区域；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村子，甚至一个村子的某个角落。那么，在历史研究中怎么理解和把握“区域”？刘教授认为，这要回到对史学的理解中。传统历史叙事以国家为主体，历史就是国家纪事书，而新史学的出发点是人的历史，从这个出发点，区域就是由人的活动、人的行为所形塑的空间。人有很多活动，因此就产生很多种不同的空间范围，也有不同的边界。这样理解的话，我们就不需要再去纠结“什么是区域”的问题。也就是说，区域不等于地方化，区域史不是地方史。虽然在已有的研究实践中，区域史研究的确能看到更精致、更生动丰富的历史细微处，但这并不是区域史研究的真正追求。

区域是人的活动所形成的空间，那什么样的边界是合理的？刘教授认为，划区域有两个因素，一个直接因素就是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比如因山、水、地形等因素而来的西南山区、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等这类地域空间；但是，地理交通条件划出来的空间是以人类的活动形成的，而人是活的，可以到处走，山、水等自然因素分隔的地理单元，由于人类的介入，而形成不同的联系。当然其中的差别也比较大，有的人一辈子都在一个村庄，有的人——比如商人，则到处走。所以，从人类活动考虑，不同的主体的行为，可以划出不同的区域，农民、商人、读书人、官员，其活动的区域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研究对象不同，区域的意义自然跟着不同。而每一种主体，随着我们关注其社会活动的差异，也会形成不同的区域范畴。以不同的角度去界定出来的多种区域范畴，又是相互叠加，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就成了一种层次丰富的、立体的区域体系。因此，区域研究的单元，就不是一个单层的平面化的区域，画地为牢的地理单位。当研究者面对有不同人，不同活动，不同层次的区域的时候，就需要对你所研究的地理单元有更全面，更整体性的把握。所以，研究的区域无论规模大小，但对整体性研究的要求更高。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以国家为历史单元进行的历史叙事相比，区域研究不是小了，恰恰是大了——空间大、问题（意识）大，因此对研究者的视野、理论水平、资料收集的要求更高。所以，如果说因为区域研究的着眼处小，而因此觉得这样研究容易上手，更容易取巧，恰恰是对区域史研究的一个误解。

刘志伟《借题发挥》

这三点之外，在读者提问环节，教授们还回应了另一个问题——碎片化。

近些年，史学界关于研究碎片化的议论不少。但这么说的时候，似乎应该有一个前提性的思考和认识：什么是碎片化？那些被批评为“碎片化”的研究，究竟是它呈现出的什么特质让人们有这样的批评？问区域史如何避免“碎片化”，提问者没有说出的前半句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区域研究着眼地方，研究对象小，所以容易“碎片”。但回到刘教授的发言就知道，这不应该是他所说的区域研究的问题——“区域史研究，注重整体性，不会碎片化，越是小的历史单元，对整体性的把握要求更高，其内部的整体性、外部联系的整体性，都是研究者需要把握住的，都是对研究必须提出的基本要求。就研究的旨趣而言，一个村子的历史整体性需要联系到全球史的层次。作为历史学者要透过这些研究对象去看到更广、更整体的话题。”

赵教授更进一步地明确和申明了刘教授的看法。区域是相对于国家而言的，但区域与国家并不是对立的。过去大历史的叙事，利用官方史书、档案做研究，我们看不到基层社会的情况，看不到他们如何跟老百姓打交道，而走进田野，找资料，发掘民间文献，利用地方资料，我们能更好地认识个人、人群，认识某个地方所经历的历史过程，由此更能理解国家尺度上林林总总各方面的事情。所以，赵教授说，不用担心研究区域的历史就会碎片化，这是不可能的，哪怕在非常小的空间尺度上，历史及其运行法则都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赵教授说：“历史留给我们很多东西，那些史学工作者试图去复原、重构的材料，都是真实发生的历史中极小极小的部分，九牛一毛都不到，这些史料本身就是支离破碎的碎片，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让这些过去碎片的资料变得更完整，所以历史研究无论在哪里都不能说碎片，史料要碎片得多。”

区域史是什么？在这场沙龙中，谈到近半的内容其实是这个问题——别致的是，问题的回答是以“区域史不是什么”来展开的。区域史不是聚焦于小地方，不是抛开了国家的，它的问题意识恰恰就是落在大的历史关怀上，而以“区域”、以“地方”呈现出来的，诸如村庙田野、碑刻文书，它们不只是代表“区域”或“地方”。用刘教授喜欢的说法讲，区域是他们的实验场。这一番表白的背后，读者也能从教授的发言中明了“区域史的魅力”。

所谓“读史明智”，区域史让人所明的智，不只是搞清楚了一个地方，而是从一个新的角度、新的眼光去理解历史，在这个研究实践中怎么形成自己的看法——这个看法是与过去以国家为研究单元的历史不一样的收获——“一个区域帮助我形成这个想法，这个很关键，我在《借题发挥》一书所收的文章表达的很多历史认识，是只有通过区域史研究才能得到的。”刘教授说。

区域史怎么做？

区域史怎么做，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确定一个区域，它的边界在哪里。

刘教授说，怎么选择一个区域，问题不在于你划定了什么“区域”，而在于你要提出和回答什么问题，区域是跟着问题走的。“我们常常遇到，问题跟区域是匹配的，但是史料不足，受史料的制约，不可避免地需要逐步扩大研究空间——这是不是就和前面说的矛盾了呢？我的回答，你的研究肯定要有足够的史料，所以，很多时候，你研究的区域会随着史料的要求而扩大，但这样一来，相应的是，你的研究所涵盖的区域扩大，就需要把问题的层次也提升。例如，你把云贵川看成一个区域，你的问题必须是把西南三地当成是一个有意义的单元。区域规模调整了，理论方法也要调整。”刘教授说，“这就是说，区域研究的核心还是如何把握你要研究的历史。”

温春来教授进一步解释了刘教授的观点。他说，学者根据自己的研究问题确定区域，这个区域不是与国家相对的，它可以比国家大，可以比国家小，可以正好等于某个国家，可以是几个国家之间相邻的一片地域，也可以是无任何国家管理的一片地区。很多读者之所以有区域研究是相对于国家的地方研究的印象，主要是因为看到了大多数的研究确实是在比国家小的地区内展开的，但不能把这个现实当作是区域研究的本意。接着，他分享了自己的研究体会。

温教授说，自己的研究起意于读书时候的一次学术会议，当时有学者提到“国家化”，即不同地区是什么时候进入到大一统的秩序中的——“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没学者这么提了，回过头想，这个提法也有问题，忽略了区域的主体性，好像区域就是等着被“化”似的，所以学者们后来不提，是有道理的。”——出于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温教授决定做土司制度研究，“当时的想法是，改土归流后，就“国家化”了，这个想法当然是粗浅和简单化的，不准确的。”但接触了相关的既有研究和史料后，他就意识到，“如果是写土司制度，是达不到区域史的要求的，因为土司只是一个笼统的标签，标签里面的社会各不相同，如果把土司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就只能考察王朝所规定的各种制度条文，看不见内部的东西以及实际的社会。”于是，区域进一步收缩，就到了他的家乡——贵州西北部，“我回到家乡做研究，不是因为我是贵州人，而是顺着问题进去的，地域变窄了，但问题讨论深入了。”温教授说，西南地区在宋代就有很多地方性政权，彝族人建立的就有十多个，他选取了其中的两个，考察在宋代还是独立的地方性政权，从元至清中叶，是如何整合进大一统的秩序中的。由这个研究，就能明白大一统的秩序是如何在西南地区展开的，并能够明白在此过程中非汉人群的主体性——看似地域小了，但其实境界大了，因为问题得到了有效的回答。

博士论文之后，温教授思考的下一个问题是：既然博士论文探讨的是传统王朝国家内的问题，那进入到现代国家，这些人的历史又发生了什么，从王朝国家到现代国家的转型中，他们是什么样的？于是，温教授再次回到西南，找到今天被称为“彝族”的这个群体中的精英分子，“我们常说，中国历史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但在民国时期，在“满汉蒙回藏”的框架下，西南非汉人群不是汉族，也不是少数民族，由此而无法享受到一些应有的政治权利，于是他们就要求承认他们是一个民族。我的研究就关注他们是怎么争取的，透过几个人勾勒这一段历史”。温教授进一步分享说，他这本书关注的区域变得更大了，因为他考虑的问题是云南、四川、贵州、西康，这些不同省份的少数民族精英在民国是如何联合起来建构民族身份的。问题更大了，区域自然也不是以前关注的那个区域了。

温春来《身份、国家与记忆：西南经验》

说明白这些问题之后，读者因为“区域史”那些似是而非的印象、标签而产生的疑惑也随之明朗。这次沙龙的读者提问环节中，还有另一个问题，颇有意思。有读者提问：区域史是不是就是明清区域史？区域研究的范式是不是能用在更早阶段的历史研究中呢？

其实，这个问题也来自区域史研究现实归纳出的一个标签，也是三位教授自身带有标签——他们都是明清史研究中的著名学者，都是结合民间文献研究地方。或许可以说，三位学者与他们的研究是互为标签的。那么，他们要如何回答这个问题？

赵教授说，从研究理念上来讲，区域史研究当然不局限于明清。只是从史料来说，使得前此的研究多限于明清时期。从做田野调查、搜集民间文献的角度说，明代中期以前的资料要少很多，这是很正常的。但需要了解的一个事实是，不同的时代，资料情况不同。“在明代中叶以前，地方民间文献保存的程度远远超过那些正史，即包括考古发掘的简牍，很多的简牍材料的性质都类似地方档案——说的这些还不包含器物。”所以，赵教授说，关注人和人的生活，不应该把材料区别化对待，相反是希望融进更多的材料。“我们对早期的资料不应该有那么多学科分类上的限制。像中古史的研究过去已经大量在用碑刻、墓志材料，还关注到南北朝到隋唐的谱牒资料，所以，关键不是资料问题，是研究思路和问题意识的问题。”赵教授看来，同样是用墓志材料，中古史学者用墓志做的问题和区域史学者用墓志讨论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这是区别所在，未来二者是不是有交流沟通，进一步推动彼此的研究则有待年轻人的开拓和实践。

赵教授还提了一个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可以用人类学田野的方法，重新梳理传世文献和这些文献编纂者的思路，或许这是可以重新理解传世文献的一个路径。“我原本是做华北研究，跟着刘教授他们跑南方的田野就有一个体会，我们去一个小庙，庙里有一个主神（国家祭祀的神），旁边甚至是角落上还有一些小神，可能很不起眼，刘教授他们就说不仅要看这个正中间的神，旁边角落里的神可能才更重要。看看当地的老太太如何拜神、烧香，才知道地方是怎么样的。那么，文献的情况也是这样。”

刘教授则认为，中国史学有很好的区域概念，只是他们不是以“区域史”这样的名头示人。比如考古学文化就是一种区域概念，而且是以考古解释历史很成功的一个实践。再者，古代史利用居延汉简的研究，敦煌学研究，或是讲关中、山东，都是区域。

正如似是而非的标签无法代表“区域史”一样，只看三位教授的研究，或听闻中他们身上的那些标签，也不能代表他们对历史的全部思考。区域史的魅力，在区域之外。学者对区域史的关怀，更在区域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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