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官”苏东坡□汪清龙

在古代文人中，苏东坡受到了人们普遍的敬仰。作家敬仰他是一位成就杰出、影响深远的大文豪，士大夫敬仰他是一位看开放下、宠辱不惊的偶像，而老百姓敬仰他是一位心系苍生、情暖黎庶的“暖官”。

北宋嘉祐元年（1056年），苏东坡和弟弟苏辙在父亲苏洵的带领下，离开四川眉山，赴汴梁赶考。这次看似寻常的家庭赶考，以苏氏兄弟同时考中进士、走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苏”，而载入了中国科举和文学的史册。那是大宋最贤明的仁宗皇帝统治的年代，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苏氏兄弟被仁宗认为是“大宋未来宰相的苗子”。

几年后，苏东坡结束为母守孝，被朝廷任命为大理评判，签书凤翔府判官，他审理案件，为民祈雨，勤于政务。其间，他的上司陈太守在府衙后院建造用于观赏南山的“凌虚台”，嘱咐文笔出众的苏东坡作文记之。在一般人看来，苏东坡的仕途刚刚起步，又曾遭陈太守打压，也许会借机奉承巴结上司，可正直的他并未那样做。苏东坡把凌虚台与关中平原上几处宫苑遗址加以比较，说明再奢华的建筑若干年后都只不过是一座荒丘而已，奉劝陈太守不要做劳民伤财的无用之功。谁知老太守肚量够大，不仅没有给苏东坡“穿小鞋”，而且让人将此文一字未改地刻于石碑之上，为后任者提供警鉴。

待苏东坡回到朝廷，以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局面为目的的王安石变法，一时席卷北宋大地。当他看到变法“不合时宜、操之过急、富国穷民、任用小人”等诸多弊端时，便坚定地站在了反对变法的旧党一边。苏东坡上万言书为民请命，遭到了坚持变法者的排挤，开始了长达八九年的外放任职。

这一时期，苏东坡是那个既反对新法又不得不依据新法断案，对害得人民没有活路的现实痛心疾首的杭州通判;是那个积极组织灭蝗赈灾，亲自救助抚养三四十个饥饿孤儿的密州太守；是那个连续几十天坚守抗洪一线，带领百姓战洪魔保城池的徐州太守……

元丰二年（1079年），就在苏东坡调任湖州太守三个月后，“乌台诗案”暴发了。舒亶、李定等政敌以苏东坡蔑视朝廷为由，上奏弹劾并欲置其于死地。苏东坡经受了四十多天的审问，入狱四个月又二十天，在王安石“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力谏下，才被免去死罪，贬往黄州，充团练副使。

在著名当代文化学者、作家余秋雨看来，黄州是苏东坡的政治蒙冤之处，亦是他的人生突围之地。在偏僻的黄州，苏东坡创作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千古杰作，写出了被誉为“书法史上行书第三”的《寒食帖》，艺术才情获得了一次蒸馏和升华；他开始认真思考超越功名之上的生命意义，实现了精神上的脱胎换骨，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境界。难能可贵的是，处于人生低谷的苏东坡，积极推动根除了当地溺死初生婴儿的陋习，用友人提供的偏方在瘟疫肆虐时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干了几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当时的北宋朝廷，在倡导变法的宋神宗驾崩后，因继位的宋哲宗年幼，由贤德无私、反对变法的高皇太后听政，一些遭到排挤的旧党重臣又被启用。苏东坡尤其受到皇太后的赏识，他的官职一路飙升，一年半时间，就从七品官员擢升为三品翰林学士知制诰。苏东坡尽忠职守以报知遇之恩，他起草了八百多道圣旨，力推废止了青苗法。照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一步之遥的宰相之位似乎已向他招手了。可就在这节骨眼上，苏东坡又反对以宰相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了。论说，苏东坡经过了朝廷和地方多年的从政历练，不应该犯立场不坚定这一违反政治常识的低级错误，一个合理的解释是，苏东坡是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官员，而不是捞取功名、投机钻营的政客。当他在实践中认识到新法也有其合理的成分，而旧党“尽废新法”的做法只会使老百姓更遭殃时，便无法保持沉默了，结果，苏东坡成了既不容于新党又不纳于旧党的孤家寡人，只得又一次选择外放任职。

苏东坡再赴杭州任太守，他挣脱党争烦扰，为国担当、为民造福再次出发。他主持建立了清洁供水系统，修建了最早的公立医院“安乐坊”，组织疏浚盐道和运河，开展救济饥馑的工作。治理西湖更是苏东坡主政杭州的亮点，他利用西湖清淤修筑的“苏堤春晓”、在湖中小岛上兴建的“三潭印月”，数百年来老百姓感念其设计之精巧，享受其德政之实惠。作为一位堂堂的杭州太守，苏东坡在负债的街头卖扇人扇面上题字，促其扇子大卖、走出了困境。只有像他这样把百姓冷暖时刻装在心上的“父母官”，才会屈尊做出这种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暖心感人的举动。

正当苏东坡干得起劲的时候，又被召回京城任翰林学士。面对御史一连串的攻击批评之声，苏东坡下决心再次离开京都。在他于颍州、扬州为官期间，极力推动朝廷宽免了因王安石变法造成农民所欠的公债，将许多农民从被逼得走投无路的绝境中拉了回来，用善行德政照亮人心、温暖社会！当苏东坡又回到朝廷，做了兵部尚书、礼部尚书之后，皇太后病逝了，他倚靠的大树倒了。长期生活在祖母皇太后阴影下的宋哲宗，竟以排挤、清除被高太后重用的元祐旧臣，作为其亲政的标志性动作。在宰相章惇等苏东坡政敌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将对苏东坡的迫害性贬谪推向了极致。

苏东坡先被贬往大庾岭之南的惠州，本以为苏东坡一定过得十分狼狈，谁知他在此“风土食物不恶，吏民相待甚厚”之地，又是主持修便民桥，又是组织建公冢收葬乱坟骸骨，过得既充实又开心。

他们恼羞成怒，再发贬谪令，直把苏东坡贬到孤悬海外、闭塞落后的海南儋州。他们盘算，在这种仅比诛族稍轻一点的处罚面前，苏东坡即使不死，意志也会被彻底摧垮，谁知他们还是错打了算盘。苏东坡把儋州视为“吾乡”，他拼尽生命中的最后热情和能量，在与儋州的交融中放射出夺目的生命光华。他讲学授业，培养出了一大批饱学之士，促使海南走出了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和进士；他针对当地民众饮用塘水、经常患病的实际，亲自带领乡民挖了一口井，改善了人们的饮水方式；他教当地黎族同胞重视农耕、发展水稻种植，改变了他们朝射夜逐、单纯狩猎的劳动和生活习惯，实现了“其福永久”的愿景。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苏东坡遇宋徽宗大赦北归途中，在常州病逝。九百多年过去了，那分布多地的三苏祠、三苏墓、苏公堤、东坡公园、东坡故居、东坡书院、东坡路、东坡井等标志性纪念地、纪念物，不正寄托了老百姓对一位爱民如子官员的无比敬仰和长久怀念之情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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