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 读《近代中国民间银行的诞生》■陈 斌
1171年，世界上第一家银行意大利威尼斯银行成立。1897年，中国近代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成立。1915年，聚兴诚银行在山城重庆成立。从时间节点看，中国金融发展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西部又大大落后于率先开埠的东部沿海地区。
日本一桥大学社会科学博士林幸司通过对西部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的解析，揭开了近代中国民间企业与现代管理制度的碰撞与接轨的阵痛。
作为西部最早也是最大的近代中国民间银行，聚兴诚银行从成立到公私合营仅生存了38年。38年间，聚兴诚银行在杨氏家族带领下，既发迹于“富贵险中求”，也因此而被苏浙银行“倒逼”回四川。有人说，商业就是一场冒险，虽然没有什么“冒险”可以模仿，但聚兴诚银行两次“冒险”的经验和教训还是值得回味和总结。
“冒险”赚得第一桶金
聚兴诚银行创始人是杨文光，但真正推动者则是其三子杨希仲。与生于山城、长于中国、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父辈明显不同，杨希仲曾留学日美两国。
聚兴诚银行成立前，其前身“聚兴仁”商号便依托各路帮派的内在纽带，实现了发展壮大。严格意义上讲，近代银行是“舶来品”，无论是盛宣怀力推创立的中国通商银行，还是聚兴诚银行，都是学习外国经验的结果。不过，带有鲜明西方市场经济色彩的近代银行落地西部后，不可避免会遭遇到水土“调和”之困。
杨家此前对时局发展有着惊人准确的分析判断能力。杨家断定清朝必将覆灭，于是没有像其他在渝商户那样躲避辛亥战火，反倒大肆收购市场上甩卖的商品和票据，仅此举便大赚60万元。聚兴诚银行虽然是在喝过“洋墨水”的杨希仲鼓动下成立的，但斩获“第一桶金”的功臣却是秉承父亲经营衣钵的五弟杨粲三。
1917年，杨粲三得知刚刚进驻重庆的直系军阀曹锟的旅长李彪臣部带有饷银100万元。急于揽储的杨粲三积极接触，终成功揽得此笔存款业务，并因此得到强有力的军阀作后盾。聚兴诚银行的“第一桶金”看似来得极为容易，但是一步险棋，聚兴诚银行后来的经历充分表明，它既得益于与军阀的关系，但后又常常被军阀拖累。1926年，军阀杨森将万县分行的全体银行职员绑到县政府，要求借款。“据说，各军阀的这种借款金额总计150万元。”
商业因利而生，自然会逐“势”而存。军阀混战年代，军阀虽可以成为商人的保护伞，却也会频繁对商人“割韭菜”，何况，军阀提供的保护极为有限，特别是当自身遭遇外部巨大压力时，商人很可能成为他们“断腕”自保的优先选项。1934年，聚兴诚银行的“运银事件”原本得到军阀刘湘的默许，但当刘湘遭到国民政府的指责压力时，突然调转“枪口”，将矛头对准了聚兴诚银行。
聚兴诚银行的遭遇并非唯一，只不过因其“家大业大”，更惹人关注罢了。
“险”闯华东终折翼
聚兴诚银行得益于码头经济，但随着长江水路经济的蓬勃发展，同时因遭到军阀频繁骚扰，其“出走”再正常不过。
聚兴诚银行的发展路线之争，也是“洋派”和“中派”的观念之争。作为西部长江水路的重要门户，重庆虽然地位极其重要，但毕竟经济发展远滞后于长江中下游特别是沿海城市。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银行进入新的快速发展期，这些银行主要集中在东部。从大的发展形势上看，聚兴诚银行要想做大做强，加入东部乃必然选择。
然而是否“出走”，杨家内部矛盾尖锐。“杨希仲与杨粲三毕竟成长背景不同，学养气质差别较大，两人自合作之初就对如何扩张家族生意，屡有分歧。杨希仲素有发展资本主义集团企业的志向”，而“杨粲三久居内地，宗法思想较浓，主张以银行业务为主体，巩固家族根基为重心”。虽然董事会选举，杨粲三表面上大权旁落，但他仍以创始人身份对决策施加巨大影响，特别是对总管理处迁移上海一事持坚决反对态度。
众所周知，商人讲究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走出西部，聚兴诚银行面临的竞争对手可能更多更强，但其选择尤其是规避外力风险如军阀干预的能力也必然大大加强。聚兴诚银行的另一个转变还在于，从过去努力依附地方军阀转向努力靠近国民政府。这种转变也确实为他们赢得了回报，“战（抗战）后，更获国民政府指定为少数几家可经营外汇的民营商业银行之一”。
重执重权的杨粲三在失去杨希仲的掣肘后，决策反倒更加刚愎自用。1930年蒋阎冯大战期间，杨粲三大做“空头”，最终掉进苏浙财团和“北四行”围剿的包围圈，不仅将先前所赚尽数吐出，还倒亏130万元，聚兴诚银行自此一蹶不振。
强烈的挫败感，迫使杨粲三选择更为保守的收缩战略。抗战结束后，在九弟杨季谦的带领下，聚兴诚银行二度转战华东，虽然时移世易，但杨粲三的守旧思维毫无松动，最终导致他二度与手足分道扬镳。
无论外部矛盾还是内部矛盾，根本上是聚兴诚银行守旧与立新两种思想的对立。对于强烈依托地域关系起家的聚兴诚银行，敞开怀抱并非易事。有一点也许能说明问题，1937年的董事会选举9名董事中，虽有6名是杨家以外的人，但聚兴诚银行最终还是代表守旧势力的杨粲三占了上风。
两步险棋的天壤之别
聚兴诚银行的两步险棋，既是时代的折射，也是其发展观念的折射。
前一步险棋之所以大获成功，一个重要因素是对人际关系的精准拿捏。不过，军阀的钱也不是那么容易赚的，本质上是个“烫手山芋”。
后一步险棋之所以失败，虽然同样有“押宝”成分，但对杨粲三而言，此时局非彼时局。
林幸司指出，“聚兴诚银行在名义和实际上都向西洋股份银行的形态过渡”“全盛时期的聚兴诚银行，其地位不逊于中国通商、四明、上海商业和金城等民国‘四小行’，故银行界有‘无聚不成行’之誉”。
从后发优势角度看，近代中国银行似乎一度具备弯道超越的机会——“中国银行从一开始就采用了近代银行制度”。但先进制度能否成功落地生根，与社会的经济环境密切相关。对于习惯走“人际关系”路线的传统商人，关系制造利益如果比竞争来得更快更丰厚，自然会缺乏专注竞争的动力。更何况，聚兴诚银行从诞生至合并仅38年，其间大部分时候是整个社会局势动荡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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