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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大瓦房

资阳日报 2019-05-08 00:00 大字

□刘武洋

二十多年前,我和爱人怀揣“挣到钱回来俢楼房”的梦想,离开家乡,离开老屋,去了远方。然而,当我们千辛万苦地挣上钱时,却把楼房买在了他乡,他乡成了故乡,故乡成了远方。

“乔迁之喜”时,我想起抚育我成长的老屋——三间大瓦房,这是父母一辈子心血的结晶。

在儿时记忆里,我家最初的老屋是单独一间土墙房,是用麦秆铺顶的小房子。房子左边紧靠山崖岩石,背风避雨,冬暖夏凉。右边是用竹竿夹芭茅做成的偏房,前面糊了一个柴灶,灶背后是一口大水缸,水缸再里边有两个猪圈,猪圈的最里边是人畜共用的茅坑。一旦刮风下雨,屋里漏水,偏房就吱呀吱呀地“叫唤”,甚是凄苦。

母亲时常在父亲跟前埋怨:“你看你那三个儿子哟,没得房子连婆娘都讨不到,愁得我肠子打绞绞。”在母亲心中,有了新房子就会有新媳妇,就会儿孙满堂,就会人丁兴旺。

稍有空闲,父亲就与生产队的工匠们“换工”,天晴落雨都在后山麻雀崖打石头,准备建房的石材。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演算着石材足够与否。母亲也常去自留柴山草坡转转,看看哪棵树能做柱头、哪棵树能做梁檩……

入冬后,外地来了一位烧窑师傅。窑是位于生产队晒坝旁的圆形土窑,属生产队的集体财产。乡亲们排着轮次烧制小青瓦,都因为盼望着自己的新房子早些修好,而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临近年关,母亲同父亲商量:“趁着窑热,我们还是把瓦烧了吧,要节约七八百斤柴呢!”

父亲沉默了许久,说:“烧嘛。”后又自言自语道:“那又到哪里去借点钱呢?”

我家装窑的时候,我也忙不迭地往窑里抱瓦坯,算是为修新房子出了一份力。

我家烧窑的这几天晚上,母亲总是提着半瓶白酒和咸鸭蛋,送给烧窑师傅当夜宵,再三请师傅“多费心,瓦要烧得最好”,还向他承诺“把刘家一侄女介绍给你”。这是母亲一向的“空头支票”,结果小师傅连这一窑瓦的工钱都“免了”。最后,我家烧出来的小青瓦质量确实不错,轻轻一碰就会发出“铛铛”的钢响声。

有天晚上,邻村的邓石匠来到我家,一边与父亲吃着花生喝着酒,一边画画算算。

四五天后,我家来了一群石匠和木匠,父亲和母亲与工匠们一起,在欢声笑语中把老屋的茅草掀掉,把土墙推倒,夷为平地。我家也要修新房子了。

半个月时间,三间房子框架便搭起来了。父亲亲自择了个黄道吉日上梁。修房造屋在我们乡下属于大喜事,上梁是要摆酒吃席热闹热闹的。

上梁这天,外婆一大早就赶来了,随行的两个舅舅各挑来一百斤大米和玉米。

这天早晨,父亲撮出一升大米,上面压有一张“大团结”十元大钞(这是当年最大面额的钞票),放在堂屋中间位置。母亲捉来两只缠住双脚的大红公鸡。

掌墨师邓石匠一声令下:“吉时到,上大梁!”他的“左右二膀”——也就是极有可能继承掌墨师一职的大徒弟二徒弟,“噔噔噔”几下窜上屋顶,将贴有大红纸的大梁拉上去,稳稳当当地安放在房顶。

此时,鞭炮齐鸣。母亲端着花生糖果招待看热闹的人们,笑得一脸灿烂。

堂屋里的掌墨师也没闲着,他首先把“大团结”揣进上衣口袋,接着抓住一只公鸡在脖子上一掐,把直流的鲜血往新房四周一浇,口里高声唱道:“一点东,儿孙做官坐朝中;二点南,儿孙个个中状元;三点西,儿孙万代穿锦衣;四点北,儿孙代代富老爷;五点中央屋基土,儿孙能文又能武,文官翰林辅太子,武官住进元帅府……”

紧接着,掌墨师给天地敬酒,同时给另一只公鸡灌酒,再把醉公鸡置于大梁上,展现出雄赳赳的英姿。这时,大伙儿纷纷赞扬掌墨师有“两把刷子”(有真本事)。

随后就开席喝酒,工匠们猜拳喝酒,高声谈笑。尽管饭菜简单,大家还是吃得开心,喝得高兴。

有三间大瓦房,在当时的农村是十分洋盘的。可这三间瓦房并没有给大哥的婚事带来一帆风顺。大哥不停地相亲、款待上门看家的“客人”,可是结果往往“不令人满意”。

到了我该相亲的时候,乡下已经有许多砖混结构的楼房了,美其名曰“洋房子”。我家修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老房子,的确显得有些寒碜了。正当父母为我婚事愁眉不展时,有位姑娘全家满口答应我们“在一起”,人家是看人不看家,因为他们觉得我很有文采,“能在《四川农村日报》上发表整版文章的小伙子,在我们蟠龙场找不到第二个。”

我们的婚礼在老房子里举行,极其简单。婚后,我们就外出打拼。

2009年,我们的三间大瓦房因小城镇建设被征用,我委托老家的大哥全权代理,并再三强调不要给政府出难题,要支持家乡建设。大哥很快就在拆迁合同上签了字。

年逾古稀的父亲死活不愿意搬离老屋,对前来做工作的干部哭诉:“你们不知道,为了修这房子,我们一家省吃俭用准备了十多年,修好后又省吃俭用还了十多年的债务,这个是我一辈子的家业啊!”

干部们也十分理解父亲的苦衷和情绪,安慰父亲道:“老人家,我们不用你出钱就给你修楼房,修六层高,修好让你住新房子。”

“我家幺儿在新疆找到大钱了,修十层高都不差钱!不要你们修。”可能父亲脑子有些糊涂,无奈之下,大哥不得不把父亲劝离。

老房子拆除那天,父亲没有四十年前拆除茅草房时的欣喜,而是抚摸着那些已经发黄的旧木料,眼泪长淌地哭诉道:“这样的木头太可惜了,都还可以用呀!”

后来,我家三间大瓦房消失了,原地上矗立起一幢六层单元楼。父亲于入住新房的第二年因病去世。母亲随大哥搬到了乐至县城居住生活。

老家的新楼房已经空了许多年。每当想到我家的茅草房、三间大瓦房和闲置楼房,就会想起一生辛劳、勤俭、艰苦的父亲,总是禁不住热泪满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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