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良友》3邵飘萍夫人独挑《京报》
再看《良友》3 
邵飘萍夫人。
《良友》第8期封面。
《良友》第八期的封面人物叫余贵玉，此时她是一名普通女学生。这是《良友》第一次选择非公众人物作为封面。
关于余贵玉的资料很有限，但这张照片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良友对女性的观察视角，以及良友向公众推荐新女性的范式。在余贵玉后，《良友》又多次使用女学生作为封面女郎。近代以来，女学生逐渐成为新女性的代表。女学生不止是摩登的追求者，也是公众眼中摩登女性的形象。
邵飘萍被奉系军阀逮捕
在这一期出现了“香港圣保罗女校全体学生合影”，第十七期也有上海中西女塾和苏州景海师范毕业生集体照，照片中的女学生皆是及耳短发，秀气恬静；身穿连衣裙，裙长过膝，袖子露出小臂，是民国时期典型的女学生形象。
此外，《良友》也在传递积极健美的新女性形态，比如在第六期出现过女子师范棒球比赛的套图，第十二期刊载了《湖南女子体育》，展示了女学生们健康的体态和运动的风姿。
这一期的《良友》还刊登了“北京京报邵飘萍夫人”的照片，系邵飘萍第二位夫人汤修慧。在这期杂志出版前的五个月，邵飘萍在《京报》馆附近被奉系军阀逮捕。
《京报》于1918年创办，邵飘萍任社长。作为创始人之一，他在创刊词中明确提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京报》因此深受读者拥戴，同时也几度惹恼军阀势力。
汤修慧既是邵飘萍的妻子，也是《京报》的记者。她曾数次救报纸于危难中，《京报》也因此被称为“夫妇之报”。
1919年，邵飘萍曾因发表文章批评当权遭到通缉，创办不足一年的《京报》被查封。汤修慧劝说丈夫躲避起来，自己在外奔走疏通，最后不仅救回丈夫，还使《京报》复业。
邵飘萍遇害前，有人曾问他：“你出走后，这个京报馆、通讯社怎么办呢？”邵飘萍说：“这个不用忧虑，修慧自能料理。”
登上《良友》两年后，汤修慧再次复活《京报》，并撰写了《京报二次复活宣言》说：“呜呼，飘萍先生之丧……修慧盖无日不锥心泣血，含辛茹苦，以求得机会，一伸先夫。”
“状元实业家”遗事
这一年7月17日，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张季直逝世。《良友》这一期登载了“南通张季直先生遗像”。随图还有著名文史学家郑逸梅先生撰写的“张啬公遗事”。
张季直就是张謇，号啬庵，经历丰富，毕生主张“实业救国”，一生创办了20多个企业，370多所学校，被称为“状元实业家”。
张謇逝世以后，胡适这样评价他：“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力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30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终于因为他开辟的路子太多，担负的事业过于伟大，他不能不抱着许多未完的志愿而死。”
这一年北伐开始，这期良友出版于1926年9月15日，此时北伐战争正进入武汉战役阶段。《良友》刊登了“武汉鏖战之双雄”的照片，图说很有意思，分别写着“北伐之蒋介石”、“南征之吴佩孚”。将吴佩孚对北伐军的作战称之为“南征”，可见当时政局并不明朗。
在民国的大军阀中，吴佩孚是比较有故事的一位。早在1924年，吴佩孚就以“中国最强者”的身份成为首位登上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人。作为直系后期的领袖，吴佩孚一度想要武力统一中国。到了1926年，张作霖联合吴佩孚组建北京政府。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誓师典礼举行前，国民革命军通过《北伐宣言》，表达了“为国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的决心。
这次誓师大会在广州东校场隆重举行，5万余人参加。蒋介石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名义，宣告北伐战争正式开始。《良友》刊载了“北伐军誓师典礼”三幅图片。
北伐开始后，张作霖向北进攻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南口战役中，冯玉祥的国民军被张学良率部击退。《良友》上因此刊登了“张学良招待军政要人”的照片。
于此同时，吴佩孚向南进攻广东。直奉双方企图南北齐下共分天下。
此时吴佩孚仍持旧日余威，但就在这期杂志出版后不久，1926年10月，北伐军攻下武昌城，鏖战40余天的武汉战役结束，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第二年在北伐军的追击中，吴佩孚又率残部逃往四川投靠杨森，此后渐离军戈。
吴佩孚晚年安居北京，养花信佛，拒绝了日本人的诱降，1939年12月因牙龈受伤，经日本医生诊治后去世。一直有说法称，是日本特务指示牙医将其杀害。
吴佩孚去世时，当年的“双雄”之一蒋介石亲送了一幅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这幅挽联，算是对一代强人的盖棺之论。
封面新闻记者王国平薛维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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