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落尽之后的怆然独吟 ◎任海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专家）

成都晚报 2019-01-10 09:07 大字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音乐节，大概也是目前历史最悠久的音乐节，就是每年夏季的逍遥音乐节。这个音乐节的高潮就是最后之夜，七十多场世界级的演出之后，这是最后的狂欢。三个多小时的演出结束之处，必演的曲目就是第一号《威风堂堂进行曲》，这已经形成了格式，那万众齐歌的场面极为震撼。虽然此曲曾被批为“帝国主义”的，但现在场内飞扬的远不止是英国的旗帜，已经成为跨越国界的一场欢庆。这也许是只有音乐才能带来的欢乐。

壹

二十世纪的头一年，正是在逍遥音乐节上埃尔加亲自指挥自己这首乐曲在伦敦的首演。这首曲子实在是太燃了，观众被完全点燃，人们站起来热烈喝彩，埃尔加不得不再来一遍，人们愈发热烈。埃尔加回忆：“事实上，观众拒绝让我演奏下面的作品……仅仅为了恢复剧场的秩序，我又第三次演奏了这部作品。”本已经有名的埃尔加这下变得家喻户晓了，国王提议给这首曲子的慢板部分配上词，这就是《希望和光荣的土地》，爱德华七世将此曲作为加冕典礼的音乐，于是又叫《加冕颂》。后来，这首曲子几乎被当做英国的第二国歌。

如此的成功对于任何艺术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好运，但临到埃尔加却不尽然。一方面，埃尔加确实由此名利双收，各种荣誉接踵而至，几年以后就被封爵士；但另一方面，却也遭受各种抨击，被贴上诸如“沙文主义”“帝国主义”的标签，是音乐界的吉卜林。在专业领域，甚至很多人拒绝接受他。现在来看，这些评论，甚至包括对吉卜林的评论都有失公允，但那段历史确实将埃尔加置于一种怪异的处境之中。

在音乐方面，英国可以说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世界。从十八世纪中期亨德尔离世之后，一百多年几乎没有出现过重要的作曲家。与此同时，英国作为欧洲主要国家的地位却蒸蒸日上，英国人并非没有音乐生活，相反，是音乐的一个主要市场。但是英国人的口味和大陆显然有别，最受欢迎的是门德尔松，不管门德尔松本人还是他的音乐，大约都与英国太合拍了。欧洲大陆的音乐世界风起云涌不断迭代更新的时候，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显得波澜不惊，直到埃尔加的出现。

贰

从个人经历上讲，埃尔加是一个地道的英国音乐家，虽然早年就学习小提琴和钢琴，但一直在本土生活，期间虽曾动念到德国留学，也因为经济原因作罢。他算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作曲家，也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曲家，待到十九世纪末初露头角时，已是四十出头。与通常的艺术家的形象不同，埃尔加更像一个老派的英国绅士，有人形容他为“爱德华七世时代典型的俱乐部成员”。这个形象在当时的英国社会也许是主流，但在艺术家的世界里反而像个异类，埃尔加的创作也在这两个世界里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冷暖。

如果仅看埃尔加的音乐，当时和后世的专家们都曾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他是管弦乐的一个开拓者，他喜欢宏大的音响效果，但是强调织体的有机结合。他曾说：“假如一位作曲家为四十架竖琴创作了音乐，就应该有四十架竖琴来演奏。”他之后的另一位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斯则认为，在瓦格纳的音乐中省掉一些附加的乐器，也不会影响音乐的织体；而在埃尔加的音乐中则不可能。他确实创造出了全新的音乐，更难得的是，这种音乐还通俗易懂，很受民众的欢迎。上一个世纪之交，埃尔加迅速的崛起，使很多人认为他就是最伟大的英国作曲家，但后来又经历了声誉断崖式的跌落，这就是时代气氛的问题了。后来埃尔加的评价虽然重回高峰，但回顾这段过程却有值得深思之处。

叁

众所周知，在埃尔加生活的时代，英国是世界上的头号帝国，但在音乐世界，却如同边疆。问题是在埃尔加的接受方面，这两幅景象奇异地重叠，产生了堪称诡异的情形。一方面，埃尔加在英美都大受欢迎，名利双收。但另一方面，音乐界的评论却在其中发现了所有抨击的理由。通俗易懂被看做服从流俗，被官方认同更被看做只会奉命谱曲的匠气创作。甚至他本人也被看做一个“乡巴佬”，这和另外一个被看做乡下人的大师布鲁克纳还不同，布鲁克纳的那种乡下气质被理解为淳朴，而埃尔加的这个形象则是保守乏味，只是英国这么一个大国需要一个作曲家，他凑巧填了空。至于他的作品，很多则被批为“沙文主义”，其实这是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不妨设想假如瓦格纳是英国人，那这种印象可能远超埃尔加许多量级，但事实上没有，因为瓦格纳创作的时候，俾斯麦还在筹备他的工作。或者设想《芬兰颂》这种音乐是英国人写的，那么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恐怕会吓坏世人，但事实上没有，因为西贝柳斯是在为一个尚未独立的小国发声。帝国与边陲这两种不同的景象，在埃尔加身上形成了一种奇异的折射。

对于外界的批评，埃尔加当然清楚，但他是一个极有个性的人，也是固执己见的人，并不会轻易被外界所左右。从二十世纪初开始，他的新作不断被人评为新的巅峰，这种鼎盛的状态持续了近二十年，之后便戛然而止。1919年，埃尔加写出了他的《大提琴协奏曲》，自此便几乎处于搁笔状态，甚至退出音乐生活。

肆

如果是以《威风堂堂进行曲》认识埃尔加的听众，很难想象同一个作曲家能写出《大提琴协奏曲》这样的作品，毫无疑问，这是埃尔加的天鹅之歌，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大提琴协奏曲之一，也是最令人心碎的一首挽歌。

相对于埃尔加的其他作品，这首乐曲可能是最为个人化的，像是一曲内心独白。乐曲开头就是极为哀婉动人的一段大提琴独奏，将这种乐器的音色发挥到一种极致境界，最后乐章的结尾又回到了这段旋律，形成一个沉思的循环，而循环通常则是表示无尽的延续。那样一种哀伤，按照中国式的理解，可能是只有屈原在汨罗江畔独行的时候才有的。

埃尔加为何会写这样的一首曲子？结合到前后的境况可能会推断出一些端倪。首先，这首曲子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样一场战争的浩劫，对于埃尔加显然是一场巨大的冲击，那个写出《安乐乡序曲》的乐观的作曲家目睹了一场文明的崩溃，他是在给世界写一首挽歌。在个人生活方面，他也面临一场大变故，他的太太垂危，翌年即去世。这对埃尔加是极大的打击，至死也没有恢复过来。此后的埃尔加成为一个孤独的退隐者，感到与世界格格不入，甚至宣称对音乐不再感兴趣了。

这首曲子后来的演出也是不乏故事的传奇，其中最为有名的则是天才的大提琴家杜普蕾，电影《她比烟花寂寞》的女主角，在音乐界是一个传奇，而她最有名的演出，就是埃尔加的这首曲子。一个有名的传说，讲的是大提琴家斯塔克在广播上听到杜普蕾拉的这首曲子，感叹说这样拉琴，恐怕寿数不长。后来竟然一语成谶。

一生阅尽繁华，终于一曲悲歌。在中国，流传下来的是《离骚》；音乐中，流传下来的是此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