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
11月3日至4日，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承办的““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本次会议获得上海大学中国史高原学科的大力支持，汇聚了来自国内外的著名学者。
会议开幕式由上海大学文学院党委书记竺剑主持，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陶飞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张俊义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世界历史》副主编徐再荣致欢迎辞。张俊义老师强调：从事历史研究要世界史与中国史结合、学术性与世界性兼具，并希望更多人能够关注一战历史和一战研究。徐再荣老师指出：本次会议将中国“世界史”囊括进去，拓展了中国历史的视野，具有极为深刻的意义，同时也促进了对当代中国历史进程的理解，“一战”研究相对“二战”研究来说，是较为薄弱的，更应深刻探讨“一战”对于后期发生的“二战”、“冷战”及历史进程的意义。
开幕式
开幕演讲由张俊义老师主持，香港大学的徐国琦教授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国际学术研究之我见”为题跟同学们分享了国际学界的一战研究。徐教授主要讲述了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介绍了关于“一战”研究的新著作、新网站。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Jay Winte 所著的THE FRIST WORLD WAR，该书涵盖了几乎所有与一战历史有关的内容，书中第三卷包括了许多有关一战中婚姻的内容。徐教授指出，这一套书是一战史系列，由Jay Winter 领导的一些研究组成；而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一战史则是Jay Winte的个人研究。第二、徐教授介绍了自己有关一战的专著。如《文明的交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在法华工》、 《为文明出征》、 China And The Great War（今年年底出修订版）、STRANGES ON THE WESTERN FRONT。第三、徐教授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研究的一些看法：他认为要“不古不今”、“不中不西”、“不伦不类” ——即彼此贯通方出新内容。最后、徐教授指出“一战”不仅是东西方共有的历史，更是亚洲各国共有的历史，要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培养全球化的视野。
徐国琦
本次研讨会分八个议题进行，下面笔者就个人听取的部分报告的主旨内容略作介绍，以窥当前学界对“一战”研究的新动态。
外交关系视角下的一战与中国
外交是国家以和平手段对外行使主权的活动，通常以国家利益作为出发点。随着近年来中外学界研究取得的一些新成果，引起了学者们对一战前后中外关系和外交战略的再思考。
四川大学的杨天宏教授在他的《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及其困境（1920—1924）》一文中认为北洋政府“联美制日”外交是顺应当时形势的明智之举，体现出其向西方主流国家靠拢的姿态，并指出“联美制日”外交取得重要成果：通过联络美国及与之结盟的英国，中国成功参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这一国际安全机制，开始受到《国联盟约》及《九国公约》为核心的国际公约保障，外交上不再孤立，并因此赢得10年左右应对日本大规模侵略的准备时间。但是，近代中国人对美国的认识存在盲点和误区，最终导致“联美制日”外交中断，为日俄争夺中国提供了机会。最后，杨教授强调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争取盟友的重要性。
台湾东海大学的唐启华教授在《一战、洪宪帝制与东亚霸权的转移》中认为二十一条要求是日中对立及东亚外交之转折点，远东外交真正的实质转变应在洪宪帝制期间。1915年11月的中国参战案，不仅是英日东亚霸权转移的分水岭，也是洪宪帝制成败的关键。从1915年1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至1916年6月袁世凯逝世止，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日本终得以强压中国，并确立东亚霸权。并指出必须将二十一条交涉到洪宪帝制做连贯的考察，并与全球外交相联结，才能对东亚外交与中国外交之发展脉络有较完整的理解。
唐启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魏兵兵的《公法、主权与利益：一战时期北京政府对德侨财产之处置》中通过对北京政府在战前、战时和战后对德侨及其财产处置方法及态度变化的研究，认为北京政府对德侨及其财产总体上采取的是保全策略，主要旨在展现遵守国际公法的“文明国”形象，以期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巴黎和会后，北京政府利用掌握的德侨财产，在中德重订新约的谈判中取得了重要的外交成果和可观的经济利益。中国朝野人士在对待德侨财产问题上表现出的克制态度和人道精神，也赢得了德人的好感，成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德两国长期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的臧运祜教授指出杨天宏教授对“联美制日”外交政策进行了理性、中肯、全面的解读，但是需多关注“联美制日”政策的推动者和核心人物——顾维钧，而且对于这一外交政策的评价徐放到更长的历史阶段来考察。臧教授指出：唐启华教授将洪宪帝制放在国际关系史的角度来考察，将内政与外交结合起来，为我们研究“一战”提供了新思路、新方向。但对“1915年底东亚霸权转移”这一观点存疑，唐启华教授对此做了回应，并仍坚持这一观点。复旦大学的马建标副教授认为《公法、主权与利益：一战时期北京政府对德侨财产之处置》用了扎实的外交档案资料，彰显了北京政府作为弱国政府的外交姿态。但文章中缺乏对芮恩施的细节解释及其在外交中发挥的作用。马建标副教授强调在进行研究时要关注国家及其外交关系中的关键人物的操作空间。
臧运祜
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与各国
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和影响下，帝国主义国家围绕着争夺世界霸权和殖民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是为一战爆发的背景。这些国家之间的矛盾纷繁复杂，研究一战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一战。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梁明德的《国家社会主义在东亚兴起：西原龟三的1918年 〈经济立国策〉前后》，本文所提出的是，“发展型威权主义体系”，早在一次大战末期的1918年，已经由西原龟三在《经济立国策》一书中提出，并以改造全东亚为目标。西原是日本首相寺内正毅的顾问和对华特使；有证据显示该书是按首相的亲自要求，在1917年12月到1918年10月间撰写的。本文认为，西原的一大贡献，在于他在一战末期将计划经济的概念引入东亚。这是东亚国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里程碑，国家社会主义在亚洲的兴起以1890年代为起始，并于二战期间及其后开花结果。
复旦大学历史系的马建标副教授在《理念、秩序与组织：1922年美国〈中国贸易法案〉研究》一文中讲到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是美国战后东亚政策宏大历史叙述的主体，然而在其光环下面还发生了一桩鲜为人知的历史，此即1921年美国国会关于《中国贸易法案》的辩论与制订。《中国贸易法案》则是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提高美国商人在中国商业市场上的国际竞争力，而出台的一项旨在促进远东贸易的优惠政策。此项法案的酝酿过程及其最终的通过，充分地折射出美国国会、美国政府、美国在华利益集团在对华政策上的复杂态度，也显现了一战之后远东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对美国对华政策所造成的影响。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的徐桑奕在他的文章《一战期间的英国海军及其战略研究》中提到一战当中，海军并非主要作战力量，为数不多的两军对决的战役——如日德兰战役——在哈特看来也“简直微不足道”，但是这也无伤战争中海军及其战略的重要性。一战期间英德两国在海洋方面的争夺尤为激烈，而英国海军利用有利地理环境和位置，发挥了它在规模、火力上的优势，在海上对德军进行了牵制和反制，基本达成了战略上的目标。除却战斗过程，一战也是英国海军战略思想发展的一个界碑，来源于历史和德国的经验，对海军在战争中的行动有着一定的指导价值。
思想和宗教视界下的一战
在思想和宗教视角下的一战尽管不是以协约国和轴心国作为分野，但是这也并不影响其成为“一战史”研究中重要的一环。研究全球史视域下的一战的方方面面，能够对“一战”进行全方位的解读，窥探其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杨帆在《同情与声援：美国〈纽约时报〉对五四运动的反应》一文中试图对五四运动前后《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的有何印象，其背后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有何关系做出初步解答。《纽约时报》对五四运动的报道，形式多样，是一种典型的多视角的报道方式，认为《纽约时报》除了出于对中国的同情，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华商业、贸易利益，对日本的谴责，亦是为了打击美国在远东最新崛起的竞争对手，维护美国在华利益，同时撇清了美国在和会未尽其责的关系。
上海大学的陶飞亚教授在他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在华基督教的“权势转移”》中指出：对于一战这场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列强的大战，对它们远在中国开创的基督教事业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实际上，正是这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大决战，既造成了它们在华传教的窘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在华基督教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传教运动内外交困、传教士有心减轻人员与经费压力的情况下，开始把一部分权力向中国信徒转移，就此形成了所谓“中外合作建制”。但在这种合作建制中，仍然有各新教帝国主义国家教会的话语与权力的霸权，中国基督教会要走向真正的独立自主仍然有漫长的道路。
陶飞亚
日本福冈女学院大学的徐亦猛副教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基督教和平论——以内村鉴三的战争观为中心》一文中写到日本在一战后期加入对同盟国的作战，在中国的土地上击败了德国，并且乘势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租界以及领地，日本的殖民经济圈得以迅速扩张。在日本全国上下都陶醉在战争的胜利中，日本政府也进一步的计划在华取得更多的利益的同时，有一部分日本基督徒对政府发动的战争提出了异议。本文在探讨了无教会运动发起人内村鉴三对于战争观的演变的同时也指出内村鉴三的和平论的意义就在于：超越近代国家,以基督教的普世原则批判近代日本，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日本部分基督徒在战争中所提倡和平论的理解，在当今复杂的世界局势中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会议总结环节由上海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杨卫华主持，杨天宏教授、唐启华教授、臧运祜教授、张华腾教授、马建标副教授等作为自由讨论的引言人。杨天宏教授认为此次会议收获颇丰，但缺乏对中苏两国关系的深入讨论；唐启华教授指出此次会议结合了世界史与中国史，视角较广，有助于从各个方面来了解一战，并提醒我们在历史研究过程中要注意处理好“专”和“博”的关系；藏运祜教授指出在结合学术界的研究状况的基础上重新出发，要注重创新和新意；张华腾教授则强调近现代史研究须与世界史相结合，“一战”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呼吁上海大学把这个课题做得更好；马建标副教授认为此次会议将会成为开启一战史研究的新起点，但是心灵史和情感史多被忽略，提醒我们不要遗忘战争对人们心灵造成的创伤，记忆也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国家的发展方向，而“一战”与“二战”的关系很多都与心灵、情感方面有关。
汪朝光
中国社科院世界史所汪朝光教授指出“一战”说到底是中国史与世界史的关系，中国史和世界史要两手抓、联手做，要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在此过程共要注意把握好外向型史观和内向型史观的维度，注意区分收缩型国家利益和扩张型国家利益的关系。除此以外，汪所长还指出军事史的研究有待加强。中国社科院近史所侯中军教授认为此次会议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一战时期的世界与中国，但是此次会议对“华盛顿体系”的研究颇多，对“共产国际体系”研究过少，如若有所研究，会令视域更广阔。上海大学文学院张勇安教授指出随着近年来史料的不断挖掘，使我们意识到自身对“一战”认识的不足，此次会议我们重新认识一战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陶飞亚教授对今后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期待，希望在大家的共同的努力下，能够把一战研究做的更好。
侯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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