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疯人院”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 本文图均为采访对象供图天有些冷，庄宇想吃火锅，转了一圈，最后钻进了一家肯德基店，“肉类能补充能量”。他点了一个全家桶，一个小食拼盘，一个香辣鸡腿汉堡，一个帕尼尼，一杯雪顶咖啡。咖啡加了冰，他换了杯牛奶。
邻桌有其他客人，他提醒身边的人不要说“医院”两个字，换成“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离开精神病院1060天后，庄宇身上依然背负着十字架，困在原地。
病人
故事是从医院开始的。
庄宇被人推进一扇铁门，几个护工把他拉到一个小房间，剥掉他身上的T恤和长裤，拿走钥匙和手机。换上病服，在一间五六十人的病房里坐着。病床相连，靠墙一圈，房屋中间摆着一圈床铺。
他的母亲邱莲，在铁门外和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科室主任徐民从说话，不停地哭。
徐民从告诉庄宇，只有住院，才能开证明。庄宇反复问他，自己到底得了什么病。得到的答复是重病，要长期治。
那天是2015年7月20日。
第二天，邱莲去医院要检查结果，徐民从还是那句话：不让他住院开不了证明上不了学，十五天后再通知检查结果，让她先回家。
十五天后，邱莲接到医院通知，儿子的诊断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她吓哭了。徐民从没多说，挂了电话。
8月17日，邱莲到医院交了费用。她半信半疑，已经没有退路。接着，她去学校替儿子办了休学手续。
住院楼是回字形，中间有一块空地，那是病人活动的地方。
庄宇住在三楼，那层有医生办公室，铁门，小仓库，护士办公室，护士站，病房。大厅内有桌椅和电视。
病房里有一扇铁窗，从窗外看，一根根铁柱把天空切割成几条。外面，楼与楼之间是水泥小路。晨间，医院职工家属跑步声会传进来。远处，视野里是农田和空地，延伸向洛河。
庄宇属于第五科室，那里住着150个病患。一些病人看上去痴呆，疯癫，行动迟缓；一些看上去聪明，灵活。一个19岁的男孩常和庄宇聊天，他喜欢写小说，爱幻想。
根据病情轻重，他们分别住在20人间或6人间病房。每日三餐，护工推着板车把饭食从外面运进来，分发给每个病人。
晚上吃药，病人们排成一队，护工依次发药。药物让人昏睡，庄宇躺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七八点，他从广播里的音乐声惊醒，被护工叫到大厅。病友都排队站在那里，护工点完人数，安排病人吃饭，吃药，大厅活动；中午十二点，吃饭，吃药，睡觉；下午三点，大厅活动；下午五六点，吃饭，大厅活动；晚上七八点，回病房，吃药，睡觉。
日复一日。
除了吃药，庄宇的另一个治疗项目是无抽搐电休克（MECT）。入院几天后，有一天早上八点左右，庄宇被带到MECT治疗室，麻醉药从透明的输液管流进他的身体。他慢慢失去意识，没有知觉。
醒来后，已是傍晚，一些记忆消失了。眼前是白色的墙和白色的窗。
无抽搐电休克知情同意书是在庄宇入院当天签下的，上面的家属签名写着庄宇母亲邱莲的名字。庄宇盯着母亲的名字，说那是医院伪造的。
宾馆房间里，庄宇向问起的人描述住院过程。他语速平缓，没有起伏，每句话中间有几秒的停顿。他不断调整身体，转换姿态，努力回想。
逃离
进去精神病院的第一天，庄宇就想逃出去。他每天问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荒诞的地方。如何还自己一个正常人的身份，“夺回原来的生活”。
庄宇开始酝酿逃跑计划，但一直没有机会。
直到2015年10月的一个晚上，精神卫生中心的六人间病房，庄宇和那个19岁的病友，他在里面的“朋友”，两人闲聊。病友想换到二十人间的病房，“那里人多热闹”。
第二天晚上，病友跑到护工跟前，请求换病房。庄宇正好站在走廊中间听到了，他劝病友别换，“有的病人病情重，半夜会起来打人，很危险。”
男护工关靖冬听到后，从六人间门口冲过来，举起拳头，打在庄宇身上。二十分钟后，女医生何美娜来了，把打人的护工带到一个病房里。
庄宇也跟到那个病房，把心里的怒气撒向关靖冬：“你这个地痞流氓我不会让过你！”语毕，关靖冬冲过来打他。他顺手把床头柜的抽屉取出来，砸过去，飞过护工的脸庞。
两个护工把庄宇按在床上，“拳打脚踢”，一分钟后，女医生把护工拽出病房，护士长找关靖冬向庄宇道歉。
第二天，庄宇见到了徐民从，他要报警，“他不让我报警，否则不开证明，不让我上学。”
庄宇想把自己挨打的事情让院长徐健康知道，但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护士办公室有一本通讯录，但门锁着，他要找机会。
每天凌晨四五点，护工昏昏欲睡，办公室没人时，他溜进去，背下医院行政部门的电话号码。
有了电话号码，他每天在护士站门口看书，盯着护士站进进出出的医师们。终于有一天，11月24日，下午活动时间，三点左右，护士站的门开着，庄宇钻进去拿起一部电话，跑到一间病房的角落打通徐健康的电话。
“五科徐民从把大学生当精神病抓来强制治疗，我要求你立刻来谈判。”
“行，我立刻过去。”
十分钟左右，徐健康到了。徐民从和他一起去了接待室，把庄宇也叫了过去。
庄宇提出三个要求：赔偿损失赔礼道歉；还他清白；立刻释放。徐健康答应了。之后，庄宇在医院第一次拨通家人电话。
徐民从回忆，庄宇的室友找护士调房，病人（室友）调走了，他（庄宇）骂护士针对他。在干预的过程中发生肢体冲突，后来两人私了。
11月30日晚上，医院要庄宇和他母亲签下协议。协议要求，关靖冬一次性支付庄宇7000元。此后，任何一方不得再向社会公共管理部门、主管部门和关靖冬受聘的单位主张任何权利。
深夜11点。庄宇的母亲和一个表哥在铁门外面商量，和医院谈判。医院也找来律师，写了一个和解协议。
庄宇和母亲签了字，出了院，重获自由。
学生
母亲和一个表哥带着庄宇在洛阳一家旅社住下。那晚，母子之间对话很少。庄宇心里沉闷，母亲一直流泪，他跟着哭，想永远离开洛阳。
庄宇是突然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此前，他是洛阳师范学院英语专业的学生。
洛阳师范学院大门
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能和家人联系，庄宇的疑问持续了134天。从精神病院回家的第二天，他才开口问母亲之前发生的事情。
2015年7月20日上午，庄宇坐在学校一间没有床的空宿舍里看书。那天更早的时候，宿管告诉他要调换宿舍，空宿舍要装床和家具，让他搬去一楼的一个空房间。庄宇立刻打包所有行李，准备搬到那个宿舍。
坐下没十分钟，外语学院书记陈贯安突然进来，对他说了句：“你妈来了，你赶紧去带你妈去旅游吧。”
邱莲回忆道，2015年7月初，陈贯安给她打几次电话。那段时间，她身体不好一直在养病。
她记忆中，陈贯安的原话是：7月份放暑假，你儿子不回家，学校没人了，整个班放假了，就他不回去。
又说，庄宇前段时间在学校表现不太正常，调过几次寝室，从新校区调到老校区，又说老校区远不方便怕迟到，又调回去。
“他建议我，儿子有心理精神方面的毛病，要不找个医院带回去看看。”
邱莲不觉得儿子有病，她尝试联系儿子，但手机打不通。
直到有一天，陈贯安再次打电话给邱莲，说庄宇失踪了。邱莲吓得一晚上没睡觉，心里挂念这件事。
第二天，她打电话去学校，才知道儿子去了网吧。陈贯安让她尽快去洛阳，找个医院给儿子看病。
邱莲坐大巴到了洛阳，但她不知道哪里有医院。陈贯安告诉她，白马寺附近有“心理精神类”的医院。
邱莲打听到了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见到了徐民从，叙述完情况，徐民从带着两个护工，开车去了学校。
出发之前，邱莲和陈贯安已经联系好，他在校门口等着。下车后，陈贯安叫门卫把大门打开，车开了进去。
“当时也不知道他病情怎么样，我不相信能严重到住院。学校老师一直说，我也就找医生去检查检查。”
五个人一起到了宿舍楼，邱莲看到儿子就在屋里。看到她时，儿子表情惊讶。
她正在宿舍里摆放牙膏时，听到儿子在门外大喊“把我解开！”邱莲跑出去，“徐民从和陈贯安把我儿子从后面，绑住胳膊和手。我不知道怎么办，一直喊不能这样，他们不听我的。”
邱莲看着儿子被拽进小型救护车里。她一直哭一直喊。陈贯安在她身旁说：去治病吧，治好了让医生给开个证明才能来上学，没有证明不能来。
到了医院，儿子被带到三楼的铁门里。邱莲被拦在外面，在值班室等候。过了一会儿，医院的人给她一个袋子，里面装着儿子的衣服鞋袜。
打开门时，儿子已经换上病服。邱莲大哭，护士带着她办了住院手续，医生让她先回家，等检查结果。“我一直以为只是过去检查检查，暑假期间治病，（开了证明）就能上学，”她想，“怎么一下子就没有自由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邱莲买上奶粉去了医院。护士告诉她，庄宇要住院，见到她会心情不好，不愿住院。“我只好不去。”最终，她在儿子的入院通知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邱莲提着儿子的衣服鞋子，坐大巴回了家。
十多天后，邱莲打电话问徐民从儿子的检查结果，徐民从告诉她，庄宇得了精神分裂症，要住院治疗。
8月17日，邱莲带着医保卡去了医院，交了医药费，重新办了住院手续。她心里乱糟糟的，只能听医院的。
那天，邱莲见到了儿子。没说上一会儿话，有人喊他打饭，庄宇跑着去了。离开的时候，庄宇扒着铁门，嚷着要出去。邱莲看着心里难受，后来不敢再去看他。
三个月后，邱莲接到徐民从电话，让她去接庄宇出院。电话里，徐民从没说庄宇被打的事情。到了医院，徐民从和两个护士一起请她吃饭，在饭桌上告诉她庄宇被打了，面部和颌骨出了问题。
晚上，邱莲见到了儿子。医院让他们签协议，签完之后，邱莲扶着“歪歪倒倒”的儿子出了院。
矛盾
在陈贯安和徐民从那里，事件的一些细节有另外的版本。
陈贯安记得庄宇是在国庆之后到学校报到的，那时他还是学院的团总支书记。
两人的第一次接触，是因为换宿舍的问题。“调整宿舍时他跟工作人员发生矛盾。”陈贯安称，庄宇去了他办公室谈话，“他的手一直抖，眼睛很难对视，紧张。”
7月8日，放暑假第四天，陈贯安去了庄宇的宿舍，问他不回家的理由，庄宇说要找工作。暑假学校留宿的学生都会提前报批，备案表上没有庄宇的名字。陈贯安给他一周时间，找不着工作就回家。
大概是7月16日前后，庄宇整晚没回宿舍。第二天，宿管电话通知陈贯安，庄宇的电话打不通。后来辅导员在商业街找到他。
这件事之后，加上之前有老师反映庄宇经常缺课，陈贯安联系了邱莲，他感觉庄宇“心里头有点问题”，建议她“利用假期带庄宇到心理机构去调理调理。”至于去哪个医院，他让邱莲自己决定。
陈贯安见到邱莲后，把宿管反映的问题讲了一遍，医院的人也在旁边。
“我没有说过他有精神病，从始至终没有碰过他。”陈贯安看着医院的护工带走了庄宇。他对邱莲说，先办休学手续，按照学校的学籍管理规定，（恢复上学时）要提供出院证明。
带走庄宇的医生是徐民从和两个护工。徐民从回忆，他从陈贯安和宿管那里采集了庄宇的情况，现场状况是他诊断的一个重要来源。“他情绪比较不稳定，警觉，敏感，对他妈妈淡漠。”
庄宇的入院记录描述为：思维散漫，逻辑倒错，概念混乱，被害关系妄想明显，幻听可引出，行为怪异，一直拿手捂口鼻，注意力不集中，自知力缺知，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徐民从说，送庄宇住院是邱莲决定的，并请求医护人员带庄宇去医院，也没有用束缚带绑他。
庄宇在医院做过四次无抽搐电休克治疗，第一次是在入院后三四天。“电击过程中没有知觉，半小时后醒来，可能会出现短期失忆。”
但庄宇认定陈贯安是主谋，策划了整个事件。徐民从是另一个“凶手”。
社会青年
命运的无常隐藏在每一个人生节点中。
2009年，庄宇参加过一次高考。他以为自己能考上一本，但分数出来后，只过了二本线，他伤心失望，一味想去外地打工。没等录取结果出来，就匆匆奔赴外地。
一年后，老家一个老师告诉他，当年他被四川一个二本录取了，可已经联系不到他，生生错过。
那年家里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母亲生病，经济上过不去，那时他已经22岁，放弃了复读。
庄宇要出去打工，母亲反对，让他在老家待着，结婚生子。他说服了邱莲，想出去见见世面。
春天，带着母亲给的几千块钱，庄宇买了火车票。火车从南向北开，从郑州到浙江金华。他眼中的浙江商业化程度高，在书上看到浙商，文明程度高。他想干番事业，打拼一个未来。
火车上熙熙攘攘，他看向窗外，沿途穿过长江，江水浑黄，山区接替平原，水稻取代小麦。国土之大，他想，人生也应该像国土一样广阔。
下了火车，庄宇第一件事是找工作和租房。在远离闹市的一家民宿，三四层的楼房，他租下一个20平米左右的小单间。那里噪音多，隔音差，没有私人空间，和他一起租住的有大学生，有农民工，有生意人。所有人都早出晚归。
一个人在那座城市，庄宇无亲无友。那里是沿海城市，台风暴雨不时光顾。有一次回家的马路上，暴雨突袭，他的伞被吹烂了，电动车也坏了，推不动，水没到膝盖，雨点像石头一样哐当打到脸上。他跑到离自己最近的超市里，一进去，身上的水流了一地。
他喜欢这样猛烈的天气，试图和台风暴雨抗争，但人类的渺小在此刻展露无遗。
在浙江的前两年，庄宇在文印店做着“普通的底层工作”。第三年，他在一个家教群里找了份家教的工作，辅导中学数理化。学生家长看他辅导效果不错，推荐他去了亲戚家的培训机构。
辅导老师庄宇每天早出晚归，希望有天能够在那里买房，扎根。他每月工资三千多，离他的目标有着遥远的距离。
留在大城市的梦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
当辅导老师的第三年，庄宇意识到，自己只有一个教学的技能。如果延续这项技能，他得考一所师范院校，拿到教师资格证。
在浙江，庄宇经常去的地方是大学校园。那里，他能看到青春阳光的大学生。那也提醒他，自己也应该和他们一样。错过第一次上大学的机会，他心里藏着遗憾。
带着五六万的积蓄，庄宇离开了浙江。他决定再试一次，如果考不上，对大学的向往就该画上一个句号。现在他回过头想，如果当时没考上多好。
2014年2月，他拿起书本复习，6月考试。他要报考师院，郑州师范学院，信阳师范学院，周口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毕业后，他或许能成为中小学英语教师。
最后选择洛阳师范学院，庄宇说，是因为洛阳城的历史底蕴。
9月，庄宇收到录取通知书，里面有一张地图，标示着老校区的位置。他如愿以学生身份进入大学校园。
开学报到那天，庄宇去了老校区。学校通知他，上课和住宿在新校区。
庄宇搬着行李辗转去了新校区，他的专业是英语教育，班里49个人，48个女生，他一个男生。他比同学年长十岁，比辅导员大五岁。因为年龄差距，他很少和班里的女同学打交道。
庄宇和其他班的男生同住一个宿舍，两个日语的学生，一个英语翻译的学生。
在学校，一顿中饭或晚饭通常需要12块至15块钱，他把自己每月的生活费压缩到300多。在新校区住了三个月后，考虑到生活成本，庄宇第一次提出换宿舍的申请，他想换到老校区，而且那里有图书馆。
他每天往返于市区和郊区，新校和老校之间。学校有定点班车，或者自己搭乘长途汽车。老校区住了一个月后，他不喜欢老校区，“那里像盖了一层煤灰一样。”上课不方便，加上交通花销不少，庄宇再次申请回新校。
学校同意了，让他搬进一个宿舍的空房间里。
少年
庄宇和母亲生活在安阳一个安静和欠发达的县城里。小城的西边有座不高的山，少年时的庄宇经常和同伴爬上半山腰，眺望山林暗紫色的剪影和远处的日落。山上有个画画的地方，庄宇在那里上了绘画的启蒙课。
绘画成了他的礼物。
小时候，庄宇是孩子王，总是不甘人后的那一个。邱莲眼里的儿子活泼，善良，外表柔弱，内心要强。被人欺负后，带着脸上的伤疤哭着回了家。
长大后，邱莲对儿子在外面的经历知之甚少，只知道儿子当过辅导老师，考上了洛阳的学校。
表弟卢飞从小和他一起长大，他记得两个小孩在金色麦田里追逐打闹，庄宇在院子里篝火旁教他唱歌，头顶是夜空。庄宇聪明，在班里成绩名列前茅。
从小到大，庄宇喜欢站在大湖边或大桥边，张开双臂，湖上飘来的风掠过他的身体。初中时，他站在家乡的湖边，湖面有大鱼在翻腾跳跃，湖边有园林工在修整草坪，有人在钓鱼。
他想救鱼。问钓鱼的人能不能给他几条，那人给了他五六条。他想放生，那人说鱼嘴部受伤了，活不了。
庄宇捧在手心里看它们，有的在挣扎，嘴部流着血，鱼鳞上湿润的皮肤带着水草的腥气。他看了很久，最后把鱼放回水里，不知道它们是否活了下来。
出于自我保护和保护家人的想法，在庄宇的故事里，他对父亲只字未提。父亲在外地工作，父子很少见面，他只说：“我父亲很有正义感，英勇，喜欢朴实的劳动，勤勤恳恳。”十几秒的停顿后，“每个家庭都有缺憾。”他补充了一句。
维权
维权这条路，庄宇走了两年多。几年里，庄宇辗转于郑州、洛阳、安阳之间，一边在法院附近的文印店工作，一边请假诉讼，力图夺回“公道”。
离开精神病院后，庄宇在家中养了一段时间伤。“强制药物治疗，电击造成的身体上的摧残。”
他强调自己是非自愿治疗，《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其中，当就诊者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而当就诊者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出院后，庄宇在班里的QQ群，“曝光”了整个事情，班长把他踢出了群。大多数同学毕业之后就没联系过。朋友也渐行渐远，出事之后，他更不好意思见朋友，他们有的已经是大学教师，有的是军队官员。
2016年1月，他去河南省教育厅举报了陈贯安。春节期间，他开始在家里电脑上搜查资料，搜索对象是陈贯安。搜索内容包括他是哪里人，从哪里毕业，什么时候进入学校工作等等。
2月，庄宇注册了6个微博账号，讲述自己的遭遇和维权之路。第一个微博发了1300多条，第二个发了1200多条，后来“莫名其妙”被注销。
3月23日，洛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党委书记袁彩虹找到庄宇家，提出给他4000元赔偿。庄宇拒绝了。5月23号，袁彩虹直接带着5000元现金去了他家，他再次拒绝。
11月10日，学校副书记王万鹏带着袁彩虹，在洛阳饭店见了庄宇。庄宇在这次见面时用手机录了音，录音里有王万鹏的声音：我认为陈贯安确实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理好……首先把我们学生……又带医院来，手绑住走了，你给书记没汇报吧，你学校院长没汇报吧……陈贯安这问题可以起诉，咱不包庇。
月底，学校召开一次党委会后，陈贯安被调离岗位，成为法学与社会学院党委副书记。
直到第二年9月，庄宇才知道学校的处理结果。
2016年11月25日，庄宇找到律师常伯阳，那时媒体还没关注这起案子。
原本，庄宇想的是刑事自诉，把陈贯安和徐民从列为被告，罪名是非法拘禁。
常伯阳分析，按照常规的状态，他的建议是：虽然是起诉个人，但个人有可能是职务行为，应该找单位赔偿，可改为刑事诉讼。
离民事自诉赔偿时效只剩下十天时，庄宇写了一份起诉状，交到法院，法院不予受理。
庄宇听从了这样的策略，起诉了两个单位。
审判
庄宇的第一次起诉是在2016年11月29日。
12月13日，洛龙区法院回复不予受理，他继续上诉到洛阳中院。
第二年的3月7日，洛阳中院作出裁定撤销洛龙区法院不予受理裁定。5月，洛龙区法医受理了他的案件，安排开庭。
9月26日，一审开庭。洛阳师范学院提供了几份学生和工作人员的证言，称庄宇威胁过他们。其中，庄宇曾经的一个室友写道：有次碰到庄宇没理他，被他认为是在说他坏话，庄宇便给他发短信——你背地里说我坏话，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
庄宇也提供了一份与室友谈话的录音。录音中，室友否认了庄宇曾发前述短信威胁他。
11月23日，洛龙区法院一审判决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庄宇有自伤或伤人行为，不属于必须强制治疗的情形，并且庄宇经河南科技大学第五附属医院进行门诊检查，脑电地形图报告结论为“不是精神病”。因此，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对庄宇采取强制措施，行为欠妥，构成侵权。
12月1日，在老家的庄宇收到洛龙区法院的一审判决书，判决认定医院赔7万，学校无责。
拿到判决书后，庄宇不满。他认为学校必须承担主要责任，二是赔偿太少。
庄宇上诉，医院也上诉。2018年5月，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上诉案，最后裁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和洛阳师范学院对庄宇是否构成侵权应以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有过错为基础。
而且，本案中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是否有过错属于专业问题，应该参考司法鉴定予以认定，因此撤销原一审判决，发回重审。
10月10日，洛龙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由于时间原因，法庭质证程序尚未完成，重审只进行一半。
洛阳市精神卫生中心将向法院申请司法鉴定，鉴定庄宇住院治疗时的精神状态。庄宇也向法院书面表示，如果精神卫生中心提出申请，他愿意配合。
结束后，庄宇离开洛阳，去了郑州。往返几年，他对郑州并不熟悉，只知道律师所附近那两条路怎么走。
今年春天，庄宇陪母亲去做胃镜。他的母亲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女人，头疼、胆结石、颈椎病、低血压纠缠她多年。邱莲还和他说，吃亏是福，赶快打完官司，好好过日子。卢飞也劝他，该放下的要放下，未来的路很长。
但庄宇并不想放弃。
在宾馆，庄宇向采访他的记者演示自己当日是如何被“捆绑”到医院的。他把人生看作一个长长的走廊，每一幕都像是走廊墙上挂的画。“我希望我的人生是一个艺术博物馆，战争博物馆，或者说辉煌历史博物馆，或者美好记忆博物馆也挺好。”
他形容那段经历像狂风暴雨，最黑暗的时光。“狂风暴雨的回忆就是穿越最黑暗最危险的那种走廊，重走那些危险的走廊，让那种经历再次复活。”
如果不是有人问起，他绝对不回忆。反复的回忆就像伤口撒盐，“撕开伤口还得伸进里面去看看，确认没长好，然后再合上。”
连续的讲述和回忆让他感到疲累，他直接倒在床上，闭上眼，长吁短叹后，他睁开眼，盯着白色天花板，换了种语气说：“每个人都一样，人的一生这么短，非常短。我们应该庆幸自己活着。”
（文中庄宇、邱莲、卢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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