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道》、妇德和母性；中国学术四十年

贾敏 2018-10-22 09:27 大字

《娘道》、妇德和母性

最近，一部名为《娘道》的国产电视剧引发了热议。该剧讲述了始终恪守三从四德的女主角瑛娘在民国乱世的动荡人生，她卖身葬父，生下三女一子，在丈夫早逝、子女离散后踏上漫漫寻子路。该剧的宣传语就点明了主旨，所谓“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娘之道，哺而无求，养而无求，舍命而无求。”该剧创造了高收视、低口碑并存的奇观，收视率一度破2，豆瓣评分却只有2.6，国庆期间，#陪爸妈看娘道#还成为了微博热门话题，相关讨论则主要围绕该剧走红的原因及其背后价值观展开。

《娘道》剧照。

侯虹斌发表在腾讯《大家》的《还在歌颂女人的花式跪姿，<娘道>估计是两百年前穿越过来的》一文指出，该剧在收视率方面的成功是因为对老年观众群体的精准捕捉。成长于传统型、经验型社会的老年人之所以喜欢尊卑有序的家庭伦理结构，是因为现代社会平等、自由、丁克、不婚、多偶等多元价值观会损害老一辈人的价值优势。而“娘道”宣扬的封建礼教和宗族观念与当今社会回归传统、女人回归家庭的呼声一脉相承，因而赢得了中老年人的认同。而正是由于在电视机前看《娘道》的观众和在豆瓣上打分的网友不属于同一代人，所以才出现了收视率和口碑的悬殊。

王阳发表在公众号“今日话题”的《喜欢看<娘道>的人会越来越封建吗？》一文则指出，并没有数据可以证明《娘道》的主流观众群是中老年人，该剧在拥有大量年轻用户的视频网站上同样获得了高流量。王阳认为，中国很多年轻观众也不是特别在意文艺作品中的“政治正确”问题，例如前段时间大火的电影《前任3》，同样被批评价值观有问题，豆瓣评分也很低，但数据显示核心观众群的年龄并不大。然而研究表明，观众不在乎文艺作品的价值观，文艺作品的价值观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观众，《娘道》宣扬的封建价值观可能被人们有意无意地接受甚至模仿。

面对铺天盖地的差评，《娘道》的导演郭靖宇解释称该剧是在批判封建思想，“还原那个历史阶段实际存在过的弊病”。王阳则指出，该剧在造型、表演等方面，都没有展现还原历史的企图和野心，因而在价值观问题宣称客观记录历史没有说服力。侯虹斌也指出，女主角瑛娘在剧中尽管身世坎坷，却是人见人爱的“玛丽苏”，她的“娘道”赢得了所有人的喜爱，也赢得了最终的大团圆，这绝非批判，而是对“娘道”最高形式的颂扬。

在《新京报书评周刊》发布的《神剧<娘道>热播，“母亲”就该舍命付出？》一文中，作者安安梳理了过去半个世纪里“母亲”这一形象在国产影视剧的变迁历程：建国以前，中国电影中的母亲形象多为传统的“慈母”“寡母”，新中国成立后的二三十年间则转向了革命叙事，出现了超越日常人伦的“革命母亲”，八九十年代电视剧飞速发展期间一度重回“良母”模式，九十年代末以来中国社会急速转型，诞生了众多走出家庭、拥有职业身份的多元母亲形象。

文章指出，母亲形象从单一扁平到相对多元立体的变化凝聚了不少艰难的努力，但影视作品对贤妻良母、女性付出的歌颂并未间断，《娘道》的走红则说明“牺牲、奉献、无私”的母亲形象仍有牢固的根基。但我们所歌颂的“伟大”母爱、“无私”母爱，推崇的是让女性消解掉自己独立情绪的制度化母性。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指出，母亲身份并不能赋予女性生活以真正意义，人们以为孩子在母亲的怀抱里是幸福的，事实上母爱不是天生的。在安安看来，母性是身为母亲的女性的一个侧面，而不应是外界施加的强制标准，更不应是剥夺女性自由的制度化存在。而在影视作品创作中，打破制度化母性的前提，是意识到女性自我的存在。

中国学术四十年

本月，《三联生活周刊》推出了一期“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亲历口述”专刊。上周，“三联学术通讯”公众号陆续刊出了陈来、朱苏力、刘小枫、汪晖、王铭铭等五位学人的访谈，在他们个人对改革开放的回顾中，也可以看到当代学人的心路历程与国家发展的关系。

陈来的口述以““文化热”中，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为题，指出他从1980年代至今，“对儒学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文化形态，及其对现代化的作用，始终寄予完全的信任和理解。”陈来提到，1985年“文化热”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凑合的结果，以其中三股力量最具代表性：“走向未来”丛书，强调科学精神；中国文化书院，注重传统；“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注重文化关怀。他个人的文化保守主义转向发生在1986年博士毕业后前往哈佛大学访学的两年间，一方面受到杜维明的影响，另一方面观察到无处不在的基督教传统，开始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作用。1988年，陈来在论文《多元文化结构中的儒学及其定位》中，针对文化激进主义和韦政通、傅伟勋等人希望将儒学改造为包打一切的方案的全面改造论，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儒学要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定位：不是为改革提出具体设计，而是提出跟改革相互补充的人文主义的世界观。进入90年代后，他在《人文主义的视界》中回应左派学者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时阐释了这一概念的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反对反传统主义的文化观和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地、粗暴地破坏，在吸收新文化的同时注重保持传统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另一是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现代社会里，注重守护人文价值、审美品位、文化意义及传统与权威，抗拒媚俗和文化庸俗化的一种立场。”

朱苏力的访谈围绕“送法下乡四十年”展开，指出经过调查思考写成专著的治学方法在当今的法学界尤为重要。他首先回忆了1997年在湖北农村走访的经历，当时将复员军人到基层法院的政策引起广泛争议，又赶上包括抗辩制改革在内的司法改革，以及学界对基层审判委员会制度的批判。面对这些思潮，朱苏力决定实地展开田野调查，去了解没有受过法律训练的基层法院法官如何处理中国百分之八九十的案件。经过调查，他发现基层审判委员会制度、转业军人问题、抗辩问题都是在当时农村熟人社会、欠发达地区缺少高学历人才、人民法庭没有律师等客观条件下不得已的务实选择。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变迁，基层司法也随之发展，现代化将农村和城市联系在了一起，案件有了陌生人社会的特征，法官有了学历，人民法庭也有了律师介入，但也带来心得问题，处在熟人社会的农民对外来法官的不信任反而可能带来司法权威的降低。朱苏力认为，类似的问题才是中国司法的真问题，他20年前基于基层调研写成的《送法下乡》中提出的基本问题今天依然有效。

刘小枫在口述中回顾了自己“面向当下的古典政治哲学求索”。他1974年高中毕业后到渝东农村插队，1977年“顶替”退休的父亲进入重庆市图书馆工作，1978年考入四川外语学院德语专业，1982年报考北大哲学系美学专业的硕士班。1985年硕士毕业后在深圳大学中文系任教，写成了《拯救与逍遥》，直面中国思想的“世纪性难题”，即中国学人应该如何认识西方文明。1989年到瑞士巴塞尔大学读博士，论文题目是致力于结合传统基督教精神和现代学问样式的现象学家、社会理论学家马克斯?舍勒。上世纪90年代初，全球学界兴起“现代化问题热”，完成博士论文后，他在1996年出版了《社会理论绪论：现代性与现代中国》。90年代末，他开始重视施特劳斯，2000年发表的《尼采的微言大义》和随后的《刺猬的温顺》让他开始遭受知识界的猛烈抨击。刘小枫指出，施特劳斯把现代性思想的源头追溯至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为他理解整个西方政治思想史、尤其现代的三次激进思想浪潮提供了通透的全局观。对他产生重要影响的20世纪思想大家还有施米特和埃里克?沃格林，施米特教我们辨识自己所处的复杂现实而不是头脑简单地看待政治现象，沃格林则擅长把政治思想史与政治史关联起来。在刘小枫看来，改革开放后中国学界把心力集中在西方20世纪以来的学术上，对西方现代早期即16至18世纪思想的研究如今几乎不存，而整全地认识西方文明思想传统，是中国学界面临的历史性任务。

汪晖围绕他1997年发表在《天涯》上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引起的风波，讲述“在90年代反思现代性”的一段经历。在这篇文章中，他对80年代以来的主要思想派别都提出了批评，例如三种不同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主义”思潮，以及“儒教资本主义”“乡镇企业的现代化论”和“中国后现代主义”等论述，认为它们在不同程度和方面缺少对“现代性”的足够反思。汪晖回忆说，这篇文章其实在1994年就已经完成，是他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三四年间辗转于北京、陕西农村和美国多地，观察剧烈变化的中国和世界、反思社会主义实践和全球化秩序后写下的思想札记。他认为，从1911年辛亥革命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革命的20世纪的核心，80年代是这个“短20世纪”的尾声，90年代是真正的逆转，新的世界秩序到来，不平等关系以正当合理的形式回归。汪晖提到，这篇文章曾想以《市场社会的诞生与思想的溃败》为题，暗示90年代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市场的诞生，知识分子失去了批判性地思考全球化的能力，这是他对现代进程进行反思的一个开端和对当代思想讨论的一次介入。以此文为契机，知识界开始了长期的争论，有人称之为“新左派”和“自由主义”之争。而对他而言，这篇文章始终只是一篇札记，他更多的工作集中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

王铭铭的口述以“在黑非洲古城思考中国人类学未来”为题，讲述他2000年一次参加学术会议时，在撒哈拉大沙漠南方边缘的通布图古城产生的关于文明关联的思考。在通布图，他看到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新出土文献使用的语词为通布图方言，其中很多内容关于中草药，了解到11世纪前这里曾受印度文明影响，后来又有伊斯兰文明传入，15世纪已建成严格意义上的大学。王铭铭意识到，他过去学习的西方人类学存在“原始化”非洲以及将“欧化”与“世界化”等同看待的问题，事实上，无论是“黑非洲”的通布图还是中国的泉州，在历史上都更具世界主义特征。在通布图的学术会议上，他讲了“天下”概念对于更新人类学认识方式的价值，回到美国后继续关注这个古老概念对中国学术的刺激。他认识到，中国人类学的本色是“国族营造主义”的，但又深受西方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历史观的影响，没有“以天下为己任”，因而无法为我们理解通布图和泉州那样的文明交融场所提供合适的概念和方法。后来，王铭铭在定义“三圈说”概念时指出，中国人类学除了研究汉人社区（核心圈）和少数民族群体（中间圈）之外，还应当更多地研究华夏的“外圈”（域外）。他指出，文明关联不一定是美好的，但必须看到，这一关联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点普遍存在，绝不是近代“霸权性”势力带来的，人类学研究者有责任对其进行理解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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