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指挥家克伦佩勒给歌剧舞台安放了一个全新的透镜，使观众看到一幅从未见过的景象 嶙峋的生命与苦难中的阳光
◎任海波（四川省艺术研究院专家）
在通常的印象中，音乐家，尤其是著名的音乐家，似乎是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一道专业的高墙将他们与大众的平常人生分开，人们能理解他们的生活也不可能是光明坦途，但即使坎坷也是专业领域里的问题。我们可能会在一个落拓的形象里看到一个天才，那也许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画家，但绝不会联想到一个有名的音乐家，不过实际上苦难艺术家的命运从来就没有与音乐相隔绝，即使是一个明星般的大指挥家。
壹
在奥托·克伦佩勒的记忆中，小时候就在街头看见过大音乐家马勒。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作为青年才俊的克伦佩勒已经幸运地把握到机会在正式演出中执棒。他邀请马勒看他的排练，从马勒那里直接受到指教。他把马勒的交响乐改编为钢琴曲，马勒本人非常喜欢。显然马勒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天才，专门为他写了一封推荐信，克伦佩勒得以成为布拉格德意志歌剧院的常任指挥，这是众多指挥大师汇聚的地方，这封信也成为克伦佩勒铭记一生的恩泽与自豪。
顺利开启职业生涯的克伦佩勒似乎前途一片光明，但一片浓重的阴影也在暗中升起。他患有间歇性的精神病，也就是现在已经众所周知的躁郁症，这种笼罩一生的疾病似乎是一种命运般的暗黑调子一直伴随着他。在布拉格的职位结束于人事纠纷，又是马勒，将他介绍到汉堡歌剧院。在汉堡的三年是一段愉快时光，克伦佩勒演出了一批歌剧名作，不乏辉煌的成功，与包括卡鲁索在内的顶尖大师合作，也结交了不少朋友。
羽翼渐丰的克伦佩勒随后在多个城市辗转，同时也忙于巡回演出，名声越来越大，交游也越来越广。这时，另一个阴影也悄然升起。他的父母都是犹太人，虽然他本人加入了罗马天主教，但犹太人的身份却是一个天生印记，这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成为嫌隙的标志了。他和社会学家齐美尔是朋友，但齐美尔当时却只能在比较偏远的斯特拉斯堡谋得教职，他请齐美尔到他那里听音乐会，让齐美尔终于爱上了莫扎特的音乐。他到苏联去了十几趟，其中感受颇深的一点就是那里没有种族歧视，因为托洛茨基本人就是犹太人，还去听了他的音乐会。
这段时期中，克伦佩勒与演员约翰娜结婚，生下一子一女，女儿以一个朋友的名字命名为洛蒂。妻子和女儿就是他将来一生的守护者。
贰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克伦佩勒接到邀请到柏林新建的国家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和指挥，邀请的条件非常丰厚，不过后来一样也没有兑现。这个歌剧院通常被称为克罗尔歌剧院，规模庞大，建立的目的是为普通大众提供价格低廉的歌剧。此时的柏林简直是音乐的天堂，无数顶尖的乐手和德语歌唱家汇集，大指挥家富特文格勒、瓦尔特、老克莱伯、塞尔、理查·施特劳斯常驻在此，每天都有不止一场的顶级演出。克伦佩勒选择其他剧院的非保留节目，表面上似乎是定位差异，实际上却是他大展拳脚，把这里变成了欧洲前卫音乐的中心。
整个这段时期可以说是克伦佩勒的冒险，争议作品不断，观众经常在兴奋和懵懂中切换，欧洲最大胆的作曲家、舞美设计师和导演都在克伦佩勒身边转。克伦佩勒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排练，一个演员不管以前多么成功，必须按照他的方式重新来过。一种典型的对话方式，就是演员会说：这样怎么表现自我？克伦佩勒：根本不需要你的自我。演员：那就是表现您的意图？克伦佩勒：表现作曲家的意图。这些争议在现在看来，说明克伦佩勒对音乐的理解与当时流行的有多么不同。他要的不是观众喜爱，而是要观众接受未知。《漂泊的荷兰人》一反观众熟悉的套路，显得粗粝强劲，因为他认为这才是瓦格纳的本意。《卡门》表现出工人阶级的粗豪而重点不在爱情，因为他认为这才是比才的意图。克伦佩勒给歌剧舞台安放了一个全新的透镜，使观众看到一幅从未见过的景象。
叁
除了重新诠释经典，克伦佩勒同样热心推出新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勋伯格、欣德米特这些德国观众当时还相当陌生的作曲家，成为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经常泡在一起的哥们儿。克伦佩勒对这些现代作品极为热心，但效果却不一定都好。这段冒险仅仅三年之后，这家歌剧院就被关闭了，理由是当时的德国要支付战争赔款，财政无力负担。克伦佩勒奋力抗争，甚至起诉议会，但终于无力回天。
离开了克罗尔，克伦佩勒到了柏林国家歌剧院。这个职位从分量上决不低于之前，克伦佩勒也继续着他的舞台理想，但是外部的气候已经变得渐渐严酷，纳粹的得势已经将寒气吹进了剧院。他的演出，有时候得请警察帮忙维持秩序，有时候被纳粹贴上“布尔什维克”的标签，甚至个人遭到群体围攻。终于，他明白德国已不是他这个犹太人能待下去的国度了。带着家人，靠太太藏在蛋糕里的一点现金，他到了苏黎世。
彷徨无计的时候，他收到了美国的邀请，于是只身前往洛杉矶。洛杉矶交响乐团在克伦佩勒的手下很快成为一流的乐团，成功接踵而至，一年后他将家人也从欧洲接来。这个时候的洛杉矶汇集了众多来自欧洲的精英，他帮勋伯格落脚，与众多旧友相聚，一段美好的日子似乎就在眼前延续。但突如其来的脑瘤将他击倒，手术和长时间的恢复花光了他的积蓄，留下的是半脸瘫痪，也无法站着指挥。一个伟大的指挥家堕入了赤贫的失业状态，要靠着女儿在工厂做工维生。
肆
战后，克伦佩勒重返欧洲，终于在匈牙利谋得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的职位，他的舞台生涯再次延续的时候，而当时已经开始在指责莫扎特的《唐璜》是落后的封建主义了。此时他再返美国，发现因为在匈牙利的工作经历签证也成了问题。幸运的是，伦敦的爱乐乐团此时向他伸来了橄榄枝，这一段缘分也是我们今天能听到许多克伦佩勒录音的来源。克伦佩勒的名字与爱乐乐团相联，已是音乐史中的一个标志。在这段时间中，一次次的成功演出和大批的唱片录制将克伦佩勒的名声推向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噩运并未远去。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火星点燃了睡衣，他竟然拿起一瓶威士忌去灭火，幸亏女儿相救才保住一命。这次，几乎宣判了他舞台生涯的死刑，但他终于还是奇迹般地又站了起来。
克伦佩勒去世前三年加入了以色列国籍。以色列人对他说：你对我们来说是个异教徒。他回答：我还是个地道的犹太人。一个八十五岁的老人这样的举动似乎有很强的象征意义。
对于克伦佩勒的指挥艺术，有太多的评论，不论毁誉，没有认为是循规蹈矩平平淡淡的。他虽不以作曲家闻名，但其实作曲不少，包括交响曲和歌剧。因为他一生寻求的是音乐中的心灵，而理解作曲家的方式是身体力行，像作曲家那样工作。
·延伸阅读·
奥托·克伦佩勒：
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
奥托·克伦佩勒（1885年5月14日—1973年7月6日），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指挥贝多芬、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作品最顶尖的诠释者之一。有着绝佳幽默感，话锋辛辣的克伦佩勒，其个人经历与遭遇极富戏剧性，1930年代期间曾遭迫害被迫逐出德国，尔后颠沛于奥地利、瑞士、美国等地，再加上罹患脑瘤、循环性精神病，其前半生可谓备尝艰辛；尽管如此，克伦佩勒鲜明的艺术性格与特殊的指挥才华仍使他在晚年时跻身20世纪最杰出指挥大师行列——对原谱的完全忠实与钻研是克伦佩勒处理任何作品的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他还在伦敦皇家歌剧院指挥演出《费德利奥》《魔笛》《罗恩格林》等；1970年他移居耶路撒冷，并获以色列国籍。虽然作为作曲家的克伦佩勒不是很出名，但他写有大量作品，计有6部交响曲，一首弥撒曲，9首弦乐四重奏，大约100首歌曲和一部歌剧《目标》，并著有《回忆马勒》等书。
比之于同时代秉承德奥浪漫主义传统的指挥家，其风格以冷静客观著称。他晚年指挥的作品，大都缓慢凝重，织体清晰，特别是他训练的爱乐乐团的弦乐组尤其具有个人风格。
虽然克伦佩勒曾在百代公司留下了许多大乐队演绎巴赫作品的经典录音，但是他在布达佩斯国家歌剧院期间，却是欧洲古乐复兴运动的先行者之一，倡导使用简化编制的乐队。
克伦佩勒推崇现场演绎，他曾斥录音室录音为无稽，但其身后却以大量的录音室经典录音而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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