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人员的“周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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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利的任务，就是带“迷路的孩子”找到正确的路本报记者赵文蒋京洲文/图
人物小档
周利
1978年10月出生，四川广安人，中共党员，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四大队教导员。
周利是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省女所”）四大队教导员。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更是戒毒所里许多戒毒人员口中的“周妈妈”。
2002年，学习心理咨询专业的周利来到省女所工作。心理专业的教育背景让她具有更强的感受性，在她眼中，这些戒毒人员不过是一群“迷路的孩子”。她常愿意听戒毒人员的倾诉，为她们的故事或悲或喜。时常倾听，永远关怀，让周利在戒毒人员的眼中有些“不一样”。
在心理咨询这条路上，周利走得比常人想象得更远。2008年，她通过心理咨询师二级考试，成为省女所第一名二级心理师，并入选省级心理矫治专家库；2016年参加人本主义心理咨询连续培训，为成为一名注册心理咨询师而努力。她坦言：“这份工作，很伟大，也很无力。你能走进一个人的心里，却未必能改变她面临的处境。吸毒很多时候并不是一个个体性的选择，而是环境所导致的结果。”“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只能把我的电话留给每一名出所的戒毒人员，告诉她们以后面对苦难面对挫折，想要陪伴和倾诉时，请在毒品和我之间，选择我。”周利说。
“她们是时代的阵痛”
“失管的女孩”——这是周利对所里戒毒人员的一个总称。
“年龄不大，吸毒史却很长。”周利告诉记者，这是目前所里许多戒毒人员情况的写照。这群年龄大部分都在20-30岁的女孩，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过早地脱离了家庭管教。在面对社会的洪流时，失去了辨别能力，有的就选择了毒品。
干了16年戒毒民警，周利见过太多这样的女孩。而吸毒，带给她们的伤害远远不止成瘾这么简单。“吸毒往往伴随着滥交，随之而来的是流产或过早生育，以及艾滋病等风险。”周利说，这对年轻女性的身体伤害是很大的，有的人还因此切除了卵巢或输卵管，永远失去了生育的机会。“这些孩子是‘时代的阵痛\’”。周利认为，一个人做出吸毒的选择，有时真没办法去责怪她的一念之差。周利向记者讲起一个故事：李某原本是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女孩。高中时，父亲得了癌症，为治病花了许多钱。李某想要退学打工，没有得到允许。她就选择在学校里闹事打架这种极端的方法谋求退学，结果在外面打工时染上了毒瘾，被送到了戒毒所里。“她告诉我这个故事时，我也哭过。”周利回忆起这个孩子时，眼眶有些发红。也许这种做法在我们看来，或者幼稚，或者不可理喻，但是对于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她能想到什么办法呢？也许有谁能够尽早地介入干预，故事的结局可能会不同。“后来，这名女孩出所了。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告诉我她想结婚了。父亲因为癌症已经时日无多，她想给父亲一个交代。”周利叹了口气。
“请在毒品和我之间选择我”
“对我们来说，最难过最失望的时刻，就是看到以前某个出所的人又回来了，而且还面目全非。”
周利说，复吸，是所有戒毒人员都必须要迈过的一道坎。“有时，我觉得我做的这份工作很伟大：它能挽救人；但有的时候，我又感到无力，就是我所说的这个时候。”周利告诉记者，毒品的危害，恐怕没有谁比亲身体验过一次的她们更清楚。但同时，她们对生活和未来感到迷茫，缺少了支持，她们就很可能再去寻求毒品。“我偷了一次嘴。”某一天，曾经的戒毒人员李某某给周利打来电话。这让周利的心一下子像被揪住了一般。李某某在电话里倾诉说，自己出去后真的很想改好，但是父母对自己又担心又提防，压力很大，似乎又回到了选择吸毒前的那种环境。为排解压力，没忍住，又吸了一次。
周利想，既然李某某能够打电话给我，就说明她有悔改的愿望，必须尽可能地去引导她。周利在电话里告诉她，一次复吸成瘾性并不严重，只要控制住自己，还是可以恢复。同时，周利鼓励她和父母多交流沟通，不要一个人闷着胡思乱想。“你想要人说话了，想找人陪了，你可以打电话给我。我只有一个要求，在你难过需要陪伴时，请在毒品和我之间选择我。”周利告诉她。“我给每一名出所的戒毒人员都留了电话。”周利告诉记者，有的人一直都有联络，有的人联络一段时间就断了。而她最害怕的，是那种突然就消失了的。“这些人怎么了？”记者问道。周利摇了摇头，不愿再多说什么。
“我们是互相滋养的”
“不过，在戒毒所里工作，也有开心的时候。”好像为缓和气氛一般，周利突然抛出了这个话题。
2017年9月28日，周利对这个日子记得很清楚。当天，所里同事带了个小蛋糕，和周利她们正分着吃。大队上有戒毒人员路过看到就问，今天是什么日子呀？周利开玩笑地回了一句，“我生日呀！”
晚上，周利值班时，突然被一名戒毒人员叫了出去。走进大队活动室，一群戒毒人员拥上来，唱起生日歌，还端上一碗泡好的方便面，送上一张简陋的贺卡。“她们在戒毒所里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方便面算是仅有的表达。“周利告诉记者，当时她一下子眼眶就红了。又不想让她们看见，就把脸埋在方便面碗里吃面，一边吃一边哭。“我没想到我的一句玩笑，她们却如此认真。当时我把脸埋在碗里，心里想，我还能怎么样呢？我还能为她们多做些什么呢？我只能为她们尽我所能了。”周利说。“我们是互相滋养的。”周利说，“她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简单的吸毒者这个符号。她们也是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不能因为吸毒这个行为，就给她们打上善恶的标签。我也许不能为她们做更多的什么，只是希望她们出去后再面临和以前相同的情境时，我能给她们一个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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