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阅读·明廷调集20万大军远赴西南平定播州之乱。一大部分精锐力量来自于常年驻扎东北的军队。这些军队内调后,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明廷无暇顾及东北,让
□本报记者鲍青
爆发于西南地区的播州之役,是“万历三大征”中的最后一次战役。此战几乎耗尽了明朝的财力,虚弱了东北的防御力量,是明衰清兴的转折。
明代时,朝廷对地处边陲的西南控制能力不足,需要依靠世袭土司维持表面统治。但土司利益诉求和朝廷控制意愿的矛盾日益强烈,终于导致播州之役发生。
万历二十一年春,播州土司杨应龙和朝廷发生了第一次冲突。朝廷令文臣王继光,武将刘承嗣、郭成兵分三路,分别行军围剿。杨应龙采用“声东击西”计,以“佯令约降”为幌子,暗中“统兵据关冲杀”,结果“一路明军大败,死伤大半……而他师亦无功”。
杨应龙大败朝廷军队,令朝廷大受震撼。王继光因战败而被撤职,朝廷也转变了对杨应龙的态度,从快速平剿变为“择时进剿”。接任的官员更是主张招抚杨应龙。
面对朝廷的招抚,杨应龙也担心大兵来袭,因而积极认错,见好就收。他向朝廷立誓保证,如果自己能得到赦免,会竭尽全力为明朝保境安民,不会再为非作乱。
朝廷鉴于杨应龙认罪态度积极,秉持对西南土司一贯的宽宥之策,最后决定先免去他的土司职务,并“输四万金助采木”。杨应龙本想不负任何责任,因而对朝廷处罚结果非常不高兴,“益怙终不悛”。加上他的次子杨可栋在做朝廷人质时死去,杨应龙“亦心痛”。他不仅没有缴纳赎罪金,而且“拥兵驱千余僧,招(次子)魂而去”,正式走上了反叛的道路。
万历二十六年,曾负责招抚杨应龙的四川按察副使王士琦被调往朝鲜征倭。朝廷将兵力重点放在朝鲜之役,对西南的军事部署不足。杨应龙因此更加肆无忌惮,不断出兵攻打周边,势力急速扩大。第二年,杨应龙再次大败明军。
杨应龙势力日盛一日,朝廷却只能被动防御,以防止杨应龙进一步进攻。
朝鲜之役后,在朝明军陆续撤回国内。朝廷终于可以集中军力对付杨应龙。万历帝任命李化龙为四川巡抚,总督川、贵、湖广军务,对杨应龙全力征讨。
万历二十八年,李化龙指挥二十余万明军,兵分八路,进攻杨应龙的老巢播州。五月十八日,各路明军胜利会师,对杨应龙发动总攻。六月,抗倭名将刘铤击破杨军,播州全境光复平定。
平播战争集四川、贵州、湖广八省的力量,耗银约二百余万两。虽然朝廷最终平定杨氏叛乱,但战争对明朝造成了极大的伤害。
战争对明朝国力产生了巨大消耗。内阁大学士王家屏说:“车骑戈甲,连数镇之师,半委山谷矣；金钱刍粟,倾数万之积,尽填沟壑矣；兵老财殚,智穷计绌……外坠狡夷之牢笼,而内坐守寸步难移之困局……今时事与资力并当困绌之际,国威与士气并当挫刃之余。”
更严重的是,明末万历的三次大征伐在时间上几乎是一脉相承。连年的战争对国力的消耗不言而喻。明朝为了维持几场庞大的战争,被迫转饷半个天下,将张居正改革的成果耗费殆尽。国家的财政日益枯竭,发生了严重的困难。明朝被迫以增开赋税为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手段。
明廷将加重赋税作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方式,引起了一些大臣的批评。曾任内阁首辅的申时行曾对加派赋税事批判道:“比年以来,渐有加派,有因事而增者……方今才绌民劳,惟正之供尚且不能继,额外之派又何以堪!”
万历二十年以后,因战事四起,“接踵三大征,颇有加派”。万历二十七年开始平叛杨应龙,增派赋税之情况“比二十年以前,十增其四”；“天下盈实之户,比二十年之前,十减其伍”。民生因战争凋敝,百姓的不满情绪在不断累积。
战争旷日持久,赋税日益增加,使生存压力极大的百姓走向了官逼民反的道路。播州之役后,因为加税加赋不断激增,全国各地接连爆发了流民起义。
更为严重的是,明廷调集20万大军远赴西南平定播州之乱,其中一大部分的精锐力量都来自于常年驻扎东北的军队。这些军队内调后,明朝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大大削弱。明廷无暇顾及东北,让东北女真族有了崛起的大好时机。努尔哈赤在东北招兵买马,不断扩充实力,进而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强大的后金政权。而明军于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揭开了明王朝衰落的序幕——明朝在东北完全丧失主动权,接连丧师失地,战线一直延烧到山海关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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