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农村题材小说的总体性视野
□杨庆祥
当我们将贺享雍的写作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写作的谱系中来看，稍有文学史训练的人会立即意识到这一写作所具有的症候性和历史感。根据相关介绍，贺享雍的系列长篇小说《乡村志》“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所经历的转型之痛和巨大变迁，全书约三百万字，涉及农村土地、村庄政治、民主法制、教育卫生、新型乡村关系、婚姻家庭、生育养老、打工创业等诸多领域，是新时期以来第一部全方位、多角度地描写中国农村和农民生活的力作。”从目前碎片化的书写语境来看，我们也许会认为贺享雍是一位“不合时宜”的作家，这特别像是1980年代对路遥的认知，在1980年代“先锋文学”的语境中，路遥的那种“现实主义”写作被视为是落后且不合时宜的写作。如今过了30多年，贺享雍以其农民式的固执继承了这一“不合时宜”的传统，并在体量上将其推到了一个极致。
对于贺享雍的这一选择和创作，我个人对其充满敬意。在我看来，近30年中国农村变化之巨大，之深刻，之复杂，需要有大部头的著作来予以艺术地记录和表达，而在路遥之后，我们迟迟看不到这样的作品。贺享雍的存在和选择，以及《乡村志》这样系列长篇出现，又恰恰是“合时宜”的，甚至可以说是历史势能运行的必然结果。贺享雍出生于1954年，路遥出生于1949年，从时间上看，他们是同代人。我不知道贺享雍是怎么评价路遥的作品的，至少在我看来，他们分享有一些共同的情感结构，他们都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抱有一种朴素的热爱，他们在写作伦理上具有一种强烈的自我身份认同——他们将自己视作为其写作对象的一分子而不是居高临下，他们试图在总体性中观察微观的变化，又通过微观的书写来折射历史的“规律”，他们都怀有一种现代的进步论和乐观主义的信念，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朴素、干净且有一种明亮的底色。这一情感结构——我称之为“共和国的情感结构”，最早可以追溯到赵树理，经“三红一创”而至路遥，每当我们以为它要消失的时候，他又倔强地生长出来，这一次，他生长为贺享雍所书写的贺家湾的一草一木，一物一人。
不知道是出于自觉还是不自觉，《乡村志》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呈现了不一般的处理方式。第一，贺享雍充分认识到了中国农村和农民的历史负担，这一负担，不仅仅是当代史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这一点在1980年代农村题材的小说中已经被反复书写了——更重要的是，这是由宗法、血缘和文化所组合而成的更内在的历史负担，这一负担构成了“人——土地”之间爱憎交织的情绪。《土地之痒》的书名形象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土地不仅仅是爱，或者说，在新的历史语境中，这种“爱”具有了更多的表现特征，它与土地的市场性、产出和利润联系起来了，土地依然是一部分人的信仰，但是在另外一部分人心中，它已经失去其宗教意义。第二，与第一点密切相关的，贺享雍是在非常严格的动态的时势中去理解中国当代的农村和农民，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刻意地提供一种“原始的想象”（沈从文的希腊小庙就是这种原始想象），而是从当下来理解当下，这使得其作品的问题意识非常尖锐，并有一种照相式的及时性，比如《民意是天》写的乡村选举，几乎与当下现实同步。第三，在这个意义上，《乡村志》系列超越了1990年代以来流行的关于对农村的“风俗化”和“景观化”的书写，而是上升到了一种政治经济学的高度。如果说《乡村志》有一条内在的线索，这一政治经济学的结构就是其内在线索，通过这一结构，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呈现了中国农村变革的复杂性。第四，如果说上述几点构成了《乡村志》的总体性结构和宏观叙事的视野，那么，在这一整体性结构之中，贺享雍用一种近乎显微镜的方式来微观地呈现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环境和气息，这种描写是如此地成功——对农村生活稍有熟悉的读者都可以很快捕捉到这种生动而具体的气息——在当下的作家里，拥有着这样扎实的生活经验和写实功夫的人可以说非常罕见。第五，但同时矛盾的是，这种写实又导致了一种反作用力：在一系列的场景、细节和人物脸谱中稀释了那种总体性的结构和视野，使得我们又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一错觉导致的后果是，我们可能会在艺术的层面上来肯定《乡村志》系列的扎实和出色，但却会在历史化的层面上对其问题症候和政治美学保持犹豫。这一两难的处境还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对于我来说，读到贺享雍的作品振奋了我对当下写作的信心；对于贺享雍来说，他在一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提供了一种非常合时的作品，当然他需要更多的机缘才能确证其历史意义；而对于写作来说，一切只能留待时间那严峻的法官去检视。
《乡村志》作者：贺享雍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新闻推荐
“天府文化地标”竞争白热化双流中学老钟楼、人民公园获推荐入围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增的上百个文化地标中，很多是通过网络推荐渠道上榜的。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华西传媒集群各平台以及省...
四川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四川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