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守妇女的悲情命运 ——评林佐成获奖中篇小说《空巢》
[摘要]——评林佐成获奖中篇小说《空巢》
林佐成,于我是再也熟悉不过的中年作家了。他在散文创作上获取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忽然传来他的中篇小说《空巢》荣获《剑南文学》二等奖,我欢呼雀跃,即刻请他寄来一本。我一口气读完了全文。小说结构之严谨,场面与人物描写之精准到位,人物形象个性心理刻画之惟妙惟肖与语言之纯熟,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
关于当代农村留守妇女命运的书写,据我读过的中长篇小说,当以贵州女作家王华最为执着。她的长篇小说《花地》等,皆为影响巨大的名篇,我曾为之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评论。
今读林佐成的中篇小说《空巢》,虽然较之王华的小说,在题材的深度开掘与人物心灵情感的揭示上,尚存在一定差距。但就作者对农村生活的熟悉与人物日常生活描写之到位,我以为他较王华更具优势。
小说主人公刘玉英一出场,面对的便是春旱给庄稼生长带来的严重危机。小说中的刘玉英,家中仅留下她一人,种地、喂猪、做饭、洗衣,全由她一人承担,一天劳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却难得一人支助。
小说紧接着描述刘玉英现实碰上的苦难,既有体力上的,更有精神情感上的。
小说绘声绘色地描画十多年前的刘玉英,不愧为村中的一株野玫瑰,“十多年前,刘玉英从遥远的猪脑山嫁过来,艳丽得如一朵盛开的鲜花……”
许是阴差阳错,一个鲜花似的姑娘,嫁给了“又矮又瘦老实巴交的外来户张贱狗”。我猜测作者如此反差极大的婚姻描写,大抵缘自于他对现实生活的敏锐捕捉。据悉。现实生活中的猪脑山,系家乡开江最落后、最贫困的地区之一,自幼生长在如此僻远荒凉地的妹子,为了生存与发展,往往百计千方往平坝或经济环境稍好的地区嫁。小说中的刘玉英,出自改变贫困命运的梦想,嫁给又矮又瘦的张贱狗,已是她青春生命的大不幸。小说未直接交代鲜花似的刘玉英,为何嫁给张贱狗,却在尔后一段回忆中,讲述出一段更为凄惨的悲剧。
这就是在她在老家当姑娘时,外出打工,因讨不到工钱,流落在外,遭人贩子拐卖给一个瘪着腮帮的五十多岁男人。她经受百般凌辱,怀着三个月胎儿,舍死拼活逃出来,“回到猪脑山,已形如女巫”。
鲁迅说: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毁坏给人看。林佐成以上对于刘玉英青春悲剧的描写,在当代四川农村是具有代表性的。
刘玉英从魔爪中逃脱,返回老家,生活中不仅得不到同情与怜悯,反而让一些无聊的人,编造出卖淫女的谎言,造成她精神心理上的磨难更为深重。她下嫁给罐子村的张贱狗,也就势所必至。
小说赋予刘玉英正式婚姻后,其命运之曲折坎坷,实不亚于少女时期遭人贩子拐卖。由此,故事进入了真正空巢化的悲剧。
大抵三十多岁依然姿彩秀丽的刘玉英,必不可免地成为一些男人猎取的尤物。小说先出场的,是折腿的有福,他对刘玉英的迷恋,如痴如醉,而刘玉英的初衷是欲守身如玉,因而有福的非分之想,次次被她严冷回绝,
作者塑造刘玉英这个空巢妇女形象,有别于王华和其他不少作家笔下的空巢妇女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即便她过去遭人贩子拐卖,受尽非人世所堪的凌辱,后来又违心嫁给又矮又瘦,异常懦弱的张贱狗,但她的品性依然纯洁坚强——用鲁迅的话讲:从污秽中拷打出洁白与坚贞。
与此同时,一心想占取她的有福,也日渐由性的欲求,转化为爱的真诚拥抱与相怜相惜。
《空巢》中的刘玉英,当初为有福所喜爱,纯然出自容与色,尔后渐渐因繁重艰苦的劳动,缺少不了有福这个精壮男子汉的帮忙与关心,日渐产生了友谊与感情。小说作者依然让刘玉英死死守护住底线,拒绝如狂涛巨浪般的两性欢悦。即便有过那么两三次,她一经幡然醒悟,便又冷眼相对或者把他关在门外。
小说作者的又一高妙,在于描写有福,始而出于猎艳,渐次同其在孤独与无助中,相互关心与扶持,产生了友情,终至在情谊的深化发展中,升华为朝夕相伴的情侣。作者描写这一漫长的情感发展历程,显得极有层次,也极具耐心,从而强化了情感发展的逻辑征服力。
与有福相对立甚至较量的是村干部王有庆。他滥用职权,欺男霸女,实乃村中一霸。
“据说,他曾经随县里的一位副县长到下河汤家嘴遭受火灾家的村民家慰问,哭得两眼肿泡的娘们眼屎一抹,拉着他的手直叫他‘县长\’‘县长\’,倒把真正的县长凉在一边,弄得大家都很尴尬”。这一细节,乍看有点滑稽,个中显露的是王有庆模样儿颇有大官的作派。他一脸霸气,动辄以公事公办的冠冕堂皇,欺侮百姓。他是一个狗胆包天的流氓,“见了漂亮的媳妇便两眼发黏……装模作样地摸一把对方的胸,乘机揩人家的油”。
小说后半部着重描写他如何步步进逼,最终霸占了刘玉英,也由此遭到有福的反抗,仍恶习难改,最终让刘玉英持刀割了他的生殖器。
我以为在人物形象刻画上,美中不足的是,王有庆这一村霸形象,未免有些脸谱化与漫画化,未能充分揭示出他思想性格的丰富性,复杂性。须知,“作家艺术家在各种作品中所描绘的形形色色的人性,包括文明带来的欢欣幸福和压迫痛苦……便极其复杂、多样、微妙和丰富”。(李泽厚《伦理学纲要》第172-173页),从哲学与美学的艺术视角考量,我以为王有庆这一村霸,尽情揭露他的人性恶是正当的、必要的。同时也应该充分估计到,他为了牢牢掌握党和村民赋予他的政治权力,他在作恶时不能不考虑到如何以冠冕堂皇的话语,佯装为民作主、为民造福的虚假面目,借以赢得上级的好评,求取稳固的靠山。故此,宜将他刻画成一个伪君子,这样,也许更具合理性。
但我依然认为,如何将人物的思想个性与命运际遇,更深入地掘进与拓展,这是林佐成此后小说创作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相对而言,小说在语言艺术的娴熟与故事情节巧妙安排与纵向发展上还具功夫,相对欠缺的是不拘泥于故事情节的大起大落,触目惊心,还要在此基础上描画出“灵魂的深”(鲁迅语)。
《空巢》中的四个人物,虽然从描画女主人公刘玉英下功夫最深,思想个性也最为鲜明突出,但又似乎缺少了些什么,那便是作者对她善良、美丽而又痛苦的精神世界的开掘与拓展,缺少了些形而上的艺术升华,使之成为一个当代农村空巢妇女,不容代替的别具个性姿彩的典型形象,其它如有福、贱狗亦有类似问题。
林佐成已在小说创作道路上,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那么,如何很好地总结经验,不断地在生活、阅读、写作上,下更扎实的功夫,是他面临的一个问题。
□何世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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