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里的清代社会生活
□本报记者 钱欢青
研究历史，档案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史料之一。留存下来的档案越多，就越容易让我们走近历史中的日常生活。《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一书，便是一部根据珍贵档案材料，对清代政治与社会，尤其是基层社会、秘密结社、人口流动诸层面进行深入研究的著作。
该书作者刘铮云先生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长期主持台北几个机构的清代档案整理工作，与“内阁大库档案”“纠缠”了三十年。档案本身虽然充满了鸡毛蒜皮，但档案中的政治与社会并不枯燥。借助于刘铮云先生的整理和研究，我们看到了有关清代社会的种种真实情景。
商贩生活：奔波于途，危险重重
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商人留给我们的总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因为很少有人对他们的生活有细致的描写。上世纪70年代，黄仁宇的《从<三言>看晚明商人》一文，首开细致描写商人之风气。他利用冯梦龙的小说“三言”，探讨晚明商人的身份、商业资本、商业习惯，以支持他对传统中国经济发展的观点，进而证实他的观察。对黄仁宇而言，当事人的文集并不能提供这样的数据，但小说则不然，因为小说的叙事必涉及时事背景，而小说家对于这些背景的铺陈，“多近于事实，而非预为吾人制造结论”。他认为读者如能避免完全相信小说中的一时一事，或一篇一句，而是把它们“作较有系统的收集编排，其结果当不致于脱离事实”。
而刘铮云先生认为，相较于小说，档案口供所提供的数据或许不够曲折离奇，但显然“更贴近当时人的生活现实”。因为小说家的叙事无论如何写实，毕竟出于他们说故事的需要，而口供中的故事却是当事人真实生活的记录。“当然，当事人为了脱罪可能说假话，但我们如能取法黄仁宇，将口供讯息做有系统的编排，当能分辨真伪，掌握真相。更何况，与案情无涉的生活细节，当事人是无须造假的。”刘铮云正是以口供取代小说，利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的刑科题本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上谕档、军机处录副等档案数据，呈现清代小本生意人的生活。
在商贩生活的各个方面中，他们抛家别子，奔波于途的一面尤为令人关注。商贩长年在路上奔波，难免遭逢意外。最常遇到的是被抢、被偷，在陆路上、水路上、旅店里，甚或友人家都有可能。有些人不但损失财物，甚至因而丧命。乾隆八年（1743），广东顺德人林君蕃供称：“那死的林邦蕃是小的哥子，向同小的在南海县属沙头墟开张棉花铺生理，小的开的是允茂店，哥子开的是悦茂店。本月二十日，小的与哥子两店共凑得银九十五两，交哥子携带回家，过佛山买货。次早，哥子行至新涌村后三丫路口，不知被何凶谋财杀死，只求缉究就占恩了。”由此可见，林君蕃的兄弟是于返家路上被人劫财而丧命的。
为了避免被抢，《士商便览》一类的书中多辟有专章，教人如何防范被抢，“财不露白”就是其中一项。而从档案中的确可以看到，商贩在路上多有防范措施，以免招来盗贼。例如，在四川重庆府合州兴隆场卖杂货的关文锡，某日挑了四千七百文钱进城买货，他将钱分两处存放，“有叁千文用口袋装放篾包内捆在扁担上，又壹千柒百文连衣装在箩兜内”。不过，很不幸，关文锡还是被抢了，他说：“走到连三弯地方忽见两人从后赶来，壹人拉住小的扁担，先把捆的篾包割断，抢去钱叁千文；又壹人把箩兜内装的铜钱壹千柒百文抢起。小的去夺，被他把小的左手拿刀划伤，连扁担都拿去了。”
而即便在友人家借宿，这些商贩还是心存戒心，避免钱财露白。比如一个叫周英生的商贩到友人何永保家中借宿，何永保曾问周英生，卖牛卖得多少银子，周表示：“只有一二十两，还有些欠账没有讨完。”其实，周当时身上带有一百零六两五钱。显然，他对何氏仍有所保留，只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何氏竟然会因为一二十两银子，把他给杀了。
夫妻关系:远比“男尊女卑”要复杂
一般认为，在传统中国社会，男女两性关系是建立在“男尊女卑”之上的。这个“男尊女卑”的道德规范落实到行为上，就成就了后世奉为礼教的“三从”之义（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与“男女内外”之分（男主外，女主内）。但刘铮云先生通过研究内阁大库档案中的刑案数据，主要是近三百件夫妻失和的案例，最后发现，清代婚姻关系中夫妻关系的复杂性，远不是“男尊女卑”所能概括的。
当然有很多丈夫嫌弃妻子的案例，但在各种档案的记录中，妻子嫌弃丈夫的情况也不少。其中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署理刑部尚书阿克敦题覆”的一则命案，就源自“床笫不和”。任美，山东历城县人，三十三岁，先在小鲁家庄住，后移居雒口东纸房住，一向在盐船上做水手。他说：“小的父母都早死了。女人张氏是乾隆十二年十月初十日娶的，平日没有别的不和好，就是做亲后张氏每夜憎嫌小的不济事，不可合小的睡觉。期初，是小的央他，缠绕不过，他还肯依。后来，小的要去同睡，张氏就开口骂小的，已不是一次了。小的忍着气，不理他。到十二月初六日夜里，有二更多时候，张氏先脱衣服睡了，小的要去同他睡觉，他又骂小的，还说你这一个人就不该起心讨老婆，坑害别人，我如今是不肯同你做两口子的了，你早些把我休了罢。小的听了这话原气忿起来，小的家里有一把斧子放在房里，那时还点着灯，小的就拿起斧子来说，你不用我做两口子，我就砍你。他又骂小的说，你敢砍我吗？小的就用斧子把他左额角左眉丛右腮颊等处砍了几下，把他砍伤了……”张氏当天就死了。她要求丈夫早日把他休了，显然希望能另寻伴侣，开始新生活。她的愿望落空了。
在档案中，也可以见到不少妇人在没有休书的情况下，已先一步另寻人生伴侣的情况。“江宁巡抚邵基题”的一则档案记载：雍正十三年五月十六日，毛济先的妻子曹氏托弄船的邻居杨四升替她买丝线，但没有给钱。二十二日，杨四升向曹氏要丝线时，曹氏不还钱，只是望着他笑。杨四升见曹氏如此反应，而她丈夫又不在家，就会意了；之后毛济先不在家时，杨四升就会到他家去。七月间，杨四升向曹氏表达要弄死毛济先，娶她为妻，曹氏没有答应。一个月后杨四升行船回来，再度表达要娶她，这次曹氏同意了。三个月后，杨四升与曹氏就在毛济先熟睡时把他给杀了。
命运曲折的“内阁大库档案”
在《档案中的历史：清代政治与社会》一书中，刘铮云先生不仅通过解读众多档案，呈现了清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对档案本身的流传，做了专文梳理。
刘铮云研究的主要资料来源，是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目前所藏的明清档案。这些档案是民国十八年（1929）由藏书家李盛铎手中购入的原内阁大库流出档案的一部分。内阁在清初为国家庶政中心，雍正以后，其权力虽然为军机处所分，但仍为承宣制诰典册之府，而中央与地方官员在密奏承旨之后，国家政事仍须循正式公文管道具题，由内阁发交各部院执行。内阁大库就是它庋藏书籍、诏敕、题奏表章等档案的场所，这批内阁大库档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也由于这批档案的出现，使得原本深埋清宫中的档案得以公诸世人，无怪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国维将这批档案与殷墟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千佛洞卷轴、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并称为五大新发现。
很多人不知道，这批如此重要的内阁大库档案，却险些被烧。据王国维《库书楼记》所言，宣统元年（1909）大库年久失修，库墙倒塌，部分书籍、档案及实录、圣训被移出，以便修缮库房。实录、圣训移内银库暂藏，书籍由学部图书馆接收，其余档案则以“旧档无用”奏请焚毁。后因罗振玉偶然发现这些档案极具史料价值，乃请当时以大学士军机大臣管学部事的张之洞奏请罢焚，将这些档案移归学部，分藏国子监南学与学部大堂。
然而，这批档案的厄运并未因此而终止。民国二年（1913）教育部设历史博物馆筹备处于国子监，接管这批档案。筹备处工役对研究没兴趣，虽然他们没有偷档案，却常常将麻袋中的档案倒出，拿麻袋去卖钱。这些被倒在地上的档案就成了筹备处警察生火时的最佳火引。民国十年（1921）历史博物馆因为经费短缺，就将档案中比较破碎的部分，以四千元卖给同懋增纸厂作为还魂纸。由于有人将部分档案携出纸厂，在市面上求售，罗振玉知道后，于民国十一年（1922）二月又以一万二千元把档案买了去，再度将这批档案从毁灭边缘抢救下来。民国十三年（1924），罗氏留下一部分，把其余的档案以一万六千元又卖给了李盛铎。后来李氏无力维护档案才由史语所购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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