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闻人在四川10民国段子手程大千 幽默比肩马克·吐温
民国闻人在四川10 
程大千 李潇雪绘
叹息的姻缘：新寡的司令夫人选中了“铁肺新郎”，他们的蜜月是在枕头上度过的。 绘图杨仕成
程大千的著名小说《重庆客》。
张林岚所著《腊后春前》中讲述了《新民报》创刊始末。
人物简介
程大千（1912～1979年），原名程沧，笔名“司马讦”。四川华阳人。民国时期先后在重庆《新民报》、南京《新民报》工作。上海版的晚报1946年5月创刊，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总编辑。1958年4月1日，上海《新民报》晚刊正式更名为《新民晚报》，赵超构与程大千分任正副社长。
程大千编报之余笔耕不辍，除撰写《重庆客》、《重庆奇谈》、《重庆旁观者》等小说外，还曾发表长篇连载《岳家庄》、《岳云》、《女将穆桂英》、《佘赛花》、《四川白毛女》、《罗成》等小说20余种。
2017年8月30日，李伯清在微博上说：“成都好吃的东西太多了！啥子都好吃，就两样东西千万不要和重庆比，火锅和面！”
确实，在重庆，火锅是万能的。东北人说东北出饺子，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云南人说云南出米线，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广东人说有早茶，重庆人说拿来烫火锅；山西人说有羊肉、甘肃人说有拉面，重庆人说，拿来拿来，全部烫火锅！
在重庆，小面有嘿多种。
肉丝宽面、鸡杂面、鸭丝面，烧白肥肠面、羊肉面、肥肠面、酸杂面、青花面、酸菜肉丝面、豆花面、刀削面、铺盖面。
在重庆，重庆崽儿的段子也说得好额。恰恰幽默这种细胞，不是火锅烫出来的，而是有传承和土壤的。
如果从民国重庆算起，报业老前辈程大千，就是一个令人敬仰的段子手。除了新闻标题称绝，短篇小说更是幽默至极。
著名散文家、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如此评价这位四川老乡，他的风格不仅是“莫泊桑＋马克·吐温”，还有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
1风趣
糖衣下的爱情
美丽少妇嫁给“铁肺”
自古山城多佳丽，巴山美女有如云。
民国重庆，名媛淑女翩翩而来，风流声影冠绝一代。
无论是林徽因、胡蝶，抑或是“渝中四小姐”，流光掠影，终不过是一时风华。
那时的民国，已是一盏陈旧的马灯，昏黄的光线，能够照亮的恰是具有忧国哀民的政治勇气和良心。
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期，重庆《新民报》出现一种特别的文体，备受读者欢迎。
它的作者，乃是副刊名家程沧（程大千）。他的作品故事曲折，幽默风趣，针砭时弊，有极具讽刺的冲击力。
譬如，他写《铁肺新郎》，“一个女人的一生，是可以分为两段的，前一段是诗，后一段则是散文。”
一位新婚司令夫人，因为丈夫惧敌误国而被处死刑。哪怕她曾经是名门闺秀、学校里的一支花、温室中的一朵蔷薇，铿锵的生活已经过去，接踵而来的是一种有组织的平静。按现在的年龄，她不再是一首有韵味的诗，提前进入了散文阶段。
这个漂亮女人，并不甘于守着丰富的钱箱度日，她要找第二个夫婿。
当所有人都以为她要从婚姻竞选者中挑出一个名头响亮的人物，令人吃惊，她选择了一个“铁肺新郎”。
一个肺病到了三期，肺叶烂得像珊瑚根的国难富翁。美国名医布里士已经宣布他的死期不会超过一年。
他们的蜜月是在枕头上度过的，新郎一面咳嗽，一面说：“我真幸福。”
这就是程大千的语言，和鸳鸯蝴蝶派的哀感顽艳全然两路。语言简洁爽利，有欧化的影子，但又是善性有节制的，点到为止。
著名散文家、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说，小说写到今天，我们发觉社会背景的渲染越发低落，传人渐少，已是“骏马下注千丈坡”。
这种现象，并非文体的增进，实际上是观察力的退化跌落。程大千的优越正在这里，他的笔触中，社会背景的渲染烘托，仿佛国画精品的罩染一样，一层深似一层，一层密似一层，周到妥帖，又不乏疏松的透风之处。因为文体的关系，好像裹着糖衣，回味过后，越见其苦涩。
2文采
物价容易把人抛
薄了烧饼，瘦了油条
作为“陪都”和抗战大后方中心的重庆，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然而，所面临的社会现实亦异常严峻，一边是权贵醉生梦死，歌舞升平，苟且偏安；一边是饿殍遍地，流民颠沛。
那时的重庆，《新民报》被喻为《儒林外史》，它以大量社会新闻、文化消息和嬉笑怒骂的作风而受读者欢迎。
《新民报》社址本来在重庆市区通远门七星岗，因1937年和1940年日机大轰炸后，疏散到西郊大田湾。社长是陈铭德，夫人邓季惺是新民股份有限公司协理兼《新民报》重庆社和成都社经理。
作家、高级记者张林岚在《腊后春前》中，称陈铭德是一个刘备型的报老板，“四川长寿人，长得疏眉朗目，待人恳切。”
那时的《新民报》盛极一时，不仅拥有张恨水、张友鸾、张慧剑、赵超构“四大台柱”，还有夏衍、陈白尘、吴祖光、谢冰莹、郁风、丁聪等任主笔和副刊主编，郭沫若、田汉、徐悲鸿等在此工作或写稿。
其中，程大千和张友鸾最擅长诗词联语式的标题制作，这也是《新民报》特色。
程大千曾给张林岚传授经验，标题既要讽刺幽默，又要蕴藉不露，过于“直白直”不留余地，就算不得好标题。
抗战时期，重庆物价暴涨、产品偷工减料，连烧饼、油条都纷纷涨价。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框了一个花边，仿宋词佳句“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拟了一条标题：“物价容易把人抛，薄了烧饼，瘦了油条”。见报后，读者纷纷叫绝。
不仅如此，程大千还在《某城记事》中，生动描绘了物价涨跌之怪象：
由于抗战热情高涨，大家贱卖的程度有些惊人，终于使得官方出手限价。命令颁布的第二天早晨，两个参议员在市政厅的走廊上谈心。
一个说：“你看这些奸商，你不许他减价，他就把烧饼做得比面盆还大！”另一个说：“我很担心，油条会比大成殿的柱头还要粗呢！”
他们甚至讨论了，“卖猪肉的流氓，把猪肝猪油当赠品；卖牛肉的光棍，竟使用三十六两的秤。”
讨论完毕，他们同时叹了一口气，面带忧民之色，去吃他们的不愉快早点——比桌子还大的蛋糕，比牛奶还浓的豆汁。
3写作
泰山崩于前而不惊
唯他有这样一双冷眼
著名报人、专栏作家赵超构，曾赞赏程大千的笔墨，“题材是莫泊桑的，而其文字的风格则是属于马克·吐温的。”
伍立杨则认为，这种笔墨后面的心境，则是结合了契诃夫的哀伤忧郁和高尔基的绝叫愤怒。一两千字的篇幅里，有的简直是包袱一路抖开，或者起承转合、柳暗花明、盘马弯弓、尺幅千里，端的是言外语意还有千重，篇篇挠着人的痒处。
《来凤驿》寥寥千把字，写了战争时期人心流变，情感的出位，发国难财者的影子，影影绰绰，又有些清晰，像模糊的铜镜。
《月下》中收税人以无畏与智计，拿下持枪劫匪。都是两把空枪，却用希区柯克式的悬疑，留下了“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冷笑。
《风雨谈》则以古典散文绘景的手腕，一路迤俪写来，融会了小品、时评、调侃诸笔法，随时轻松点染中西典故，然而“战都千万种的不平，都交给它爆炸了。”读之胸臆充溢，深重的嗒然。
《战都酒徒》素描几种酒客的行状，从个人的遭际，从清寒的杯底，看出民族的哀乐。正是“使君慵不出，愁坐读离骚。”
这就是赵超构在《重庆客（小引）》中评价的程大千，“他顶喜欢看戏，看人家在台上表演，而自己则在台下冷笑。”
副刊三张（张恨水、张慧剑、张友鸾）之一的张友鸾曾说，“大千那时只有三十出头的年纪，他心情不愉快不运笔，太高兴了也不写，吃了酒也不握管。不写文章的条件多得很，及至他提起了笔，那就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他都不管，整个的生命都交给了那一支笔……唯有他才有这样一双冷眼！”
4好客
妻子是烹饪好手
不怕辣来吃正宗成都味
此时的程大千已俨然文学行家，依然没有闯入文坛的野心，安心做个勤奋的报人。
抗战胜利时，陈铭德计划请张友鸾、程大千分任南京版日刊、晚刊总编辑。
接到消息，程大千和张友鸾因为不耐烦等候机票，决定改乘民生公司轮船走水路去南京。
船到宜昌，听说长江下游还有水雷没清除，船不能走。他们只得上岸走一段陆路，又改坐木船到汉口，走了将近一个月，12月才到南京。
陈铭德久候两人不至，已经另请其早年合作者、外号“麻哥”的曹仲英主持南京社编务。等张友鸾、程大千赶到南京，眼看新民报已是别人的天下，心里老大不快。再加上老板娘邓季惺在财务上管得紧，一向寅吃卯粮的张友鸾、程大千更加愤懑。
还好，此时的重庆《新民报》晚刊辞退了陈翰伯，陈铭德从南京请回程大千主持编务，程大千才脱离窘境。
张友鸾没有戏唱，拂袖而去，拉了酒友兼同事郑拾风自立门户，去办他的《南京人报》。这张报是抗战前他与张恨水共同创办的，战时一度停刊。
程大千回大田湾之日，编辑部的人都出动欢迎，围着他询问南京的情况。因为程大千幽默风趣，此后几天，家里坐满人，听他讲一路的故事和南京见闻。
他的母亲和妻子也随他到大田湾，妻子蒋苑脚有残疾，婆媳俩都是烹饪好手。他时常邀同事到家做客，“你不怕辣的话，常到我家便饭：正宗成都味哟！”
一个游子的热情邀约，在于他漂泊思乡的寂寞。离开家乡华阳，他时常想起铜瓶里的芙蓉，想起芬芳的腊味，或者少年时的一次溜冰大会。
“西伯利亚的寒气，有时为这儿送来一点瑞雪，旅人就会更加想念故乡。”所以，他在《重庆客》中说，“作客重庆的人，在梦里也没有忘记过故家的杨柳与桃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仲伟
有时候真实比小说更加荒诞，因为虚构是在一定逻辑下进行的，而现实往往毫无逻辑可言。
——马克·吐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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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新闻，新鲜有料。可以走尽是天涯，难以品尽是故乡。距离四川再远也不是问题。世界很大，期待在此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