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导演郭柯：中规中矩可能做不了这事
《二十二》海报。
拍摄过程。
片中的老人。
郭柯与韦邵兰老人。
四川省委宣传部报送的成都本土电影导演郭柯执导的纪录片电影《二十二》，入选了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大奖名 单 （2014——2017），这部关注“慰安妇”受害者的纪录电影，票房已破1.7亿，也让导演郭柯红了，尽管他自己不这样认为。但一天最多被安排18家媒体采访，无疑是“流量担当”才有的待遇，穿梭在影院、咖啡厅、酒店、演播厅、办公楼之间，他脚步飞快。对于一个“北漂”15年的人来说，这种节奏已成习惯，但回到那个以“慢生活”闻名的故乡成都，朋友总说，“你走那么快做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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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坏小孩
采访中媒体总问郭柯，为什么会关注这些“慰安妇”受害者，郭柯总是回答，或许是从小跟着奶奶长大的缘故，对老人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父母离异后，忙于工作疏于管理，加上奶奶的溺爱，让“骨子里就向往自由”的郭柯一直处于“放养”的状态。叛逆、任性，是郭柯贴给自己的标签，他甚至直言不讳“我就是个混子”。
“中规中矩的人可能也做不了这件事。”中学时的郭柯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坏学生”，早退旷课是常事。1980年出生的他，赶上了街机游戏最流行的时期，每星期都会旷一两次课和小伙伴去打游戏。
初中毕业后，郭柯选择了职业高中的文秘专业，期间还去卖豆奶挣提成，只干了一天，给家里买了两箱。领导说，你明天不用来了。这样没到一年，郭柯又退回高一重新读表演专业，因为“轻松、没压力”，但一年不到“又撤了”。
1998年，17岁的郭柯进入香港演员方刚成立的培训班，参与公司制作的连续剧拍摄。两年多的拍摄和后期制作让郭柯入了门，但之后他和同事们几乎没什么事情可做。“点个盖浇饭，租个光碟，然后就躺在床上看《流星花园》，好像也看不到什么希望。”但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一点好处：自由，不受束缚。后来接受采访时，郭柯常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二十二》。
站在人生的路口，最后他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临走时家里给了2000块钱，他却请朋友“唱K”花掉1200。郭柯带着这800块钱和同学一起踏上开往北京的列车。
2002年2月28号，那天的日期，郭柯脱口而出，他现在还留着车票。
“第一次考试花了不少钱，找名校老师培训声台形表，朗诵都是普希金。”可复试就被刷下来了。第二年报考，郭柯什么都没准备却顺利通过了专业课考试，然而这时有了拍戏的机会，他便放弃了文化课考试。
在亲戚的介绍下，郭柯做了副导演。“一开始帮助导演做一些案头工作，看剧本推荐演员，后来觉得没什么技术含量就转做现场副导演，比如几点化妆，出了状况怎么调整，调整的同时要完成各部门沟通，非常机械化。”郭柯对自己业务的评价是“还行”，因为他没什么杂念，就想着干活。
10年来，郭柯参与过近50部电影的拍摄，他的工资从每月8000元开始，到3万、5万。从一年一部戏，到一年休息一个月，感觉自己“很牛”。但他直言不喜欢这份工作，完全是为了生存，这样的生活压抑了自己太久。
2
《三十二》里的狠心
《二十二》里的暖心
2012年的一天，郭柯在微博里发现了“慰安妇”受害者韦邵兰老人和“日本儿子”的照片，看到了他们的困境，看到了历史与当下的冲突，郭柯想到记录这个特殊群体或许会引发社会的关注和探讨，因为那种强烈的情感共鸣是共通的。基于对题材的敏感和对当事人的同情，他决定自己独立执导。
恰好刚拍完戏，得到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的帮助，郭柯几乎什么都没准备就去了。当时，全国仅存32名“慰安妇”幸存者，他便给这部纪录片命名《三十二》。
拍摄过程中，他使用了很多摆拍的方式，拉着韦邵兰老人开车“颠”了十几分钟的路，请老人走几步，只为了构图好看。他甚至在老人逝去的丈夫坟前故意问起过往的伤心事，老人哭了，不忍心的摄影师将机器关掉，郭柯说，开机，继续拍！
但那天，郭柯自己大哭一场，他说那时候觉得自己不是人。
郭柯为老人的苦难揪心，也被老人的乐观动容。老人记得曾经的美好，那些儿时唱山歌的画面被提起依然笑语盈盈，“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结束了8天的拍摄，郭柯给老人买了电饭煲，这样她就不用在柴火灶上煮白菜吃了。临走时，他问“会用吗？”没想到92岁的老人说，“哪有天生就会用的人，我可以学啊。”
“那时各种推拉摇移……现在想想，好滑稽。”回过头看，郭柯觉得自己只是在利用老人对所谓影像进行肤浅的理解。
《三十二》在多个国际电影节获得最佳纪录片奖项，激发郭柯想要继续拍下去，更重要的是，从2012年底到2014年初，这些老人的在世数量急剧下降。“这个数字最终会成为零，再不快一点，就真的看不到她们了。”与时间赛跑的急迫和信念让郭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二十二》的拍摄中。
刚开始拍时，郭柯仍想从中探究一些东西，为此还请了不同年龄段的三名女同事跟老人相处，然而摄制组重点拍摄的四名老人更愿意说一些亲人间的事，不想揭开自己的伤疤。
“第一个人不说，第二个不说，第三个还是不说。”郭柯想，那就不说吧，干脆扔掉提纲，就把流水账一样的生活组合在一起。
拍摄过程中，毛银梅老人不睡午觉，总操心剧组工作人员吃了没、睡了没、晒没晒太阳。为了不影响老人，郭柯就把剧组撤远一些。每天少则几分钟、最多两小时的拍摄，让摄影师很不习惯，他提醒郭柯，那台机器可是个计价器啊，一天2万，郭柯说不管它。
慢下来的郭柯开始发现，这些老人的形象更清晰。毛银梅每天会摘下盛开的栀子花给工作人员戴上；林爱兰喜欢动物，她宁愿自己少吃一些，也要给剧组带来的狗喂饭；李爱连天不亮就起床给剧组炸馒头片，在党政机关工作的儿子对拍摄有顾虑，她却说，拍！
那些日子，工作人员与老人聊天都叫名字：爱兰、银梅、韦老太……
《二十二》的宣传海报之一，是海南三位老人的合影，她们坐在塑料椅上，笑对镜头，双手比着“V”手势，和街头巷尾一起聊天晒太阳的老人没有区别。照片拍摄当天，摄制组把一名搬到村头跟孙子住在一起的老人接来，与许久未见的伙伴们见面，她们有说不完的话。
一段时间的陪伴与关怀，郭柯获得了老人的信任。李爱连老人在片中说，“他们来了五六次，我都不跟他说实话。”在拍摄的最后阶段，她说出了自己的遭遇，但郭柯选择了关机，虽然这是他曾经一直想要的内容。“我们吃了那么多老人炸的馒头片，她已经像是我们自己的奶奶。如果利用老人去感动观众，无耻。”现在的郭柯很庆幸反思到了这点。
有一天拍摄时，郭柯的耳机里竟然传来毛银梅老人说的日语“欢迎光临”、“请进”，郭柯恍然大悟，“通过这些语言，观众已经能够想象到当时的情况，不用老人说出来了，我们只需要把状况呈现出来，让观众自己去思考。”
“我笑着聊，她哭着听。”接受密集采访期间，郭柯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这些老人的故事，让不少人动容。“心里如果是空白，自然会觉得片子很无聊，但如果了解这段历史，就会看到平淡中隐藏着波涛汹涌的情感。”郭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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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片子？不！
拍摄《二十二》时，因为没有把老人们的生活拍得“苦大仇深”，投资方觉得郭柯的拍法不靠谱，决定撤资，并导致拍摄计划搁浅。郭柯曾在微信朋友圈里说，母亲想要卖房支持电影拍摄。而这时演员张歆艺伸出援手：“缺多少钱，找我。”作为四川老乡，他们只在一部戏里有过短暂的合作。“给张歆艺发的信息几乎编了一天，编了删，删了编。”郭柯说，借钱的信息发完之后，他把手机放在很远的地方，怕看到“不借钱”或者“少借一些”的理由。但张歆艺很快回过来三个字，“没问题”。
挺过了拍摄阶段，电影在宣（传）发（行）阶段再次遇到资金难题，2016年底，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为《二十二》发起众筹，最终通过近3万人次众筹到了100万元，为了致谢，郭柯专门在片尾公布了众筹人的名字。
《二十二》公映前，郭柯本打算将影片拿到电影节上寻找机会，他穿着花300块买来的西装，几乎跑遍了全世界的电影节。在韩国，有制片商提出修改意见，只要更煽情，就推到更大的电影节，郭柯没答应，“他才看了我不到两小时的片子，怎么可能知道我的感受。”记住她们！
结束了首映以来近10座城市的第一轮路演，《二十二》在京第一场答谢会活动被安排在三里屯。十几年前，郭柯在这里的酒吧当过一天服务员。
在郭柯的回答中，表达最多的就是感谢，感谢媒体、朋友、众筹者，还有苏智良。他为《二十二》提供帮助的同时，也成为该片的历史顾问。“剧组每到一个地方，只要说是苏教授介绍来的，老人的子女就会放下谨慎，说拍吧。”郭柯说。
有老人过世，苏智良就会告诉郭柯。“刚知道她们的名字，就去世了，然后在片子里加上白框，过两天又是一个。”自接触老人后，郭柯每年都去给老人贴春联，送年货，给老人换掉脏被子。“每年让我们有所牵挂去做一些事情，是幸福的。”对于老人们，潮涌般的“幸福”却来得难以招架。电影上映后一周，郭柯收到了韦邵兰老人家人的电话，请他呼吁别再让网友寄包裹去了，家人几乎每天都要到镇上去取包裹，而且实在是放不下了。也有一些热心志愿者去帮助老人洗衣服，打扫屋子，按摩。还有网友举着手机去直播，干了什么、给了老人多少钱，都要公布出来。而老人为了接待他们，已经无法睡午觉。“这到底是在满足自己还是真的关心老人？”郭柯说，早知道造成这样的状况，就应该在片尾加上提示，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她们。
郭柯认为，记录就是为了记住，这也是对老人表达心意的最好方式。“电影改变不了什么，我只是每年去看看，下一部戏到来，有了情感转移的时候，就是内心告别的时候。但我永远不会忘掉这段岁月，它让我更坚定走好以后的每一步。” 据《廉政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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