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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石録》与《野生涯》

西安晚报 2021-04-10 05:02 大字

◎杜爱民

辛丑春节假期里,有幸读到李浩教授的两部新著:一为台湾联经版的《摩石録》,另一是陕师大出版社推出的《野生涯》。

李浩教授的专业是唐代文史研究,他术业专攻的方向,如唐代地域士族文学与园谱,对于像我这样的“门”外人,更是冷僻又全然陌生的。好在两部书既立足专业,又指涉当下,以专业的视角省思自己,叙写文事与文心,读起来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懂,即便像《摩石録》这样的金石学专著,需要通过石刻与存世文献的比读拓展出新知,不懂文献与训诂学方面的理论与方法,又无相关的学术素养,难从其中进行辨识,更难得出有价值的判断。而《摩石録》并非只是将所列碑石墓志放置在历史与文献坐标谱系中就止步了,李浩在书中提出探究古人“密藏冥府的志幽文字”,破解中古时期中国人对于“冥府”的安排究竟涵咏着哪些具体的认知;对于我们自己的生死;对于今天我们理解中国人的“死亡观念史”,又有哪些启示。这些都是《摩石録》背后引人要阅读它的动力机制,拉近了读者与它的距离,也是李浩在该本书里的研究指向与问题意识,让一本专业的金石研究专著变得平易耐看,激活了人们的阅读兴趣。

金石学自乾嘉以来,多为勘校、辨伪、补正补足,以旧治旧。如何在文献学的背景架构中,对新见文本进行深究细读,形成历史谱系与社会学维度下新的现代诠解,让金石学渐为多种学科的原点与支点,确实成为这门学问的新生活力所在。在《摩石録》中,对唐初乐律学家祖孝孙墓志、《晋史》的作者李百乐墓志、以及唐代石刻名家邵建和墓志的释读、考略与整理研究,都能看出李浩在上述方面的用心用力。《摩石録》中还涉及对于中古东方碑刻图案、纹饰符号、壁画及器识图绘的个案研究。对于唐初政争、士族转型、贵族女性崇道、中外交流、丝路贸易、异族入华等有所裨益外,特别是两方双语墓志,以汉语与突厥语的鲁尼文刻制,在已出土的唐志中均为首次。《摩石録》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重视。

古今中外,对于人之“生死”的认知与看待,一直作为最基本的问题,不断需要人类时刻作出回答。中国传统思想中“始终如一”、“天人共生”的生死观念,放在今天仍然不会过时,仍然是观念史中对于生死最前沿的认知,这是《摩石錄》立足文化人类学研究路向的支点,也是《摩石錄》能接通今古转换的关键点。在《摩石録》中,李浩综合所列九块墓志的研究认为:通过墓志有必要正面思考和关注古人对冥界的布置与经营,将他们在人世取得的文明成果用于对自己或祖先在冥界安息之所的营构,同时竭力凿通对天界的想象和梦想。李浩提出从五个方面对其进行广谱的交叉科学挖掘和研究,结合唐《通典》《葬经》等大量中外历史文献,从生命伦理、遗址景观、丧葬人类学、图绘与符号、碑刻文献等多个方向给出了此类研究新的路径与思考方法。《摩石録》虽是传统金石学范畴的研究,但能守正创新、别开生面,又能为时而著,合事而作,究人冥天。对于死之安排与冥界营构的反思,拓展出更为广阔的问题性与问题意识,提出了碑石墓志研究中过去鲜为人重视的新问题、真问题,超出了该领域传统的研究模式。

中国古代文化研究如何突破古今、中西、创作与理论、日常与诗思哲的“隔离”,离开具体的对象和个案便无从谈起。解决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学术研究当下性的问题,既是理论,还是实践;重要的是不仅能够提出真问题,还能够通过理论实践,将古人的问题转化成今人的思考,还能给予这些“旧”问题在当下以新的可能性。《摩石錄》在对榆阳博物馆二十多方唐墓志整理研究的同时,也对其进行了相关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与田野调查,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中古时期中国人对墓葬的营构和对死者如何看待的研究。死亡作为现实或观念,都是每个人必然要遇到和面对的事情,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因而可以讲:《摩石錄》是对金石的研究,也是对人的研究;是对唐代的研究,也是对当下的审视;是对死者的尊礼,也是对活人的启示。通过碑石墓志,进尔对冥界营构的探究,再到对于死亡及其观念的追溯。

李浩在努力试图突破传统学术研究观念与范式局限间隔的同时,在《野生涯》中有相当多的篇幅为他在自己学术领域内研讨会上的基调发言和相关个案研究结果结集出版时的序论。例如对于杜甫诗歌当代意义的探究、关于唐文经典化的新诠释、以及唐代礼制文化与文学的研究中,提出了注重深入研究中外经典文本、自然文本与生活现场文本的主张;强调“精专”与“会通”能力的提高;坚守基本的常识,又不断升级常识的版本;不断启新“闻见之知”与“德性之知”,并且对研究成果最终的文本载体,还提出了如何接地气、真气、风气,如何诗意化与学理化的具体个见。

《野生涯》有不少篇章是写人的,多为李浩的授业老师和唐代文化研究方面的学者。包括我们熟知的霍松林与安旗等诸位前辈师长。李浩写与他们的过往,感受老一辈学人的所长与风范,将他们身上优秀的品性当做自己也应当要阅读与学习的一本本大书,当做是自己学术研究的另一项任务与内容。此类文章写得非常有节制,娓娓道来,一点也不勉强,不拔高任何人,也无丝毫要利用与他人关系的企图。

《野生涯》对于人物的书写,我以为可以看成是作者塑造自己作为知识主体与伦理主体自我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李浩之所以要用文字追忆与前辈的过往,实际是在茫茫学海中寻找同一体的过程纪历。他需要在他者身上,在同他者关系中,看到自己与自我的关系。我想在《野生涯》涉及人物的部分,李浩是把阅人当成自己个体伦理实践来写的。倘若每一个在公共空间里言说的个体,都勇于为自己的每一句话担当责任,那么话语环境的理想改变与合理预期,必然是每一个体伦理自觉的结果。伦理自觉处在人与动物、个人与社会、中外与今古的交汇转折点上,是转变的关键点。《野生涯》的序言对此有自己的见地,无需更多赘述。这是《野生涯》相对今天我们眼前的浮华之价值所在。

李浩之所以对自己的两部新著冠以《野生涯》与《摩石錄》,我想有可能是他对自己40年学术生涯与作为学人个体自我塑造的一种概括与隐喻。按照李浩的说法:《野生涯》典出《红楼梦》第四十回,描述探春秋爽斋内景,在米襄阳《烟雨图》左右悬挂的一副对联为:烟霞闲骨骼,泉石野生涯。联想到多年在青灯黄卷下对唐史唐文的阅读,读到他在书中对于刘学锴等前辈学人一生只专注于一件事情,以工匠精神只从事唐诗选注评鉴所耐过的寂寞,尤其与现代媒介不断制造出的文化景观比较,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研究何尝不是那些聚光灯下热闹场面之外的一种“野生涯”,属于荒郊野外,泉石丛中。而以学术作为志业,持之以恒,也不过是另一种的“摩石錄”,就像西绪弗斯不断地推着巨石上山,只在永不停歇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充实自己的心灵。

《野生涯》,李浩/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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