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的尘埃 ■闫赵玉

西安日报 2021-03-23 03:14 大字

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作者：王子今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出版时间：2020年1月

近年来，性别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在国内发展势头迅猛，研究方法日益多元化，呈现出多元交织的态势。王子今教授的《古史性别研究丛稿》（以下简称《丛稿》），即是性别史研究领域中不容忽视的一部著作。此次增订本是在2004年版本基础上进行补正，并增益一些新的相关主题的学术成果，其间呈现出了广阔圆融的学术视角，灵活旁通的学术方法，详备扎实的文献材料，在性别史研究上无疑具有启示意义与方法论意义。

将性别研究置于历史语境之下

性别史研究若过分强调其特殊性，便容易将其固化为一个封闭的学术领地，过于强调性别不平等或男权社会压迫，忽略了传统中国伦理阶层关系的多重因素，则会使得我们无法看清历史的原貌。在《丛稿》中，作者的学术视野尤为广阔，将性别研究置于历史语境之下。目光所及，从远古女娲神话到清代劳动妇女，从战国时期的女巫到秦汉的女工商业主，从战国秦汉的女军到明清竹枝词中的女军，千载史料，皆为吾用，令人有目不暇接、精彩纷呈之感。

长期以来，女性在文献记载中处于“失声”的局面，为了对古代女性的生活进行全面、真实的观察，作者的研究对象涵盖了古代社会各种类型各个阶层的女性，有女娲、嫘祖、盐水神女西王母这样的神话传说中的女性，还有秦宣太后、汉吕太后、南宫公主此类的皇室女性，还有秦汉时期的巴寡妇、武负、王媪、文君等女工商业主，乃至战国宫廷的女巫、汉代的女童、文学作品中驿壁题诗女子、女儿国等等，可称是对古代女性生活的全景式观察。

对于古代女性来说，两性关系与家庭关系在生活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作者对性别问题的思考很多都是从当时的家庭关系出发，汉简中所见女性大多在家庭中活动，以走马楼竹简为例，作者分析三国孙吴乡村家族中的“寡嫂”和“孤兄子”，并对“养寡嫂孤儿”进行社会关系史的考察，等等。从家庭来研究女性的生活处境，更能触碰深层的文化现象，剖析性别意涵之底蕴。

作者对女子军事史与女童的研究尤为精彩。“古代女子从军，是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现象，通过对这一现象的分析研究，可以了解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妇女的地位和作用。”《丛稿》通过探讨战国秦汉时期的女军史料，说明了当时社会主导意识中的尚武精神，以及当时的女子地位较于其他时代相对较高。通过研究汉代军队中的“卒妻”身份，指出“卒妻”们很有可能首先成为女子参与战争现象的行为主体，而汉代女子的军事生活，其实有着更为丰富的形式。

儿童研究，是作者近年来的研究重心（如《秦汉儿童的世界》《插图秦汉儿童史》）。《丛稿》中也体现出了这种新的研究成果，“汉代的女童教育”，指出汉代女童教育研究可以作为社会史研究、教育史研究、未成年人生活史研究值得关注的学术视角。“女童教育影响了妇女生活的品质，也因知识女性对子女的教育，实现了文化的世代传递，从而明显有助于社会精神生活层次的提升。”

作者还善于从性别角度研究历史，比如，以性别视角探讨中国法律制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之《贼律》《秩律》，有涉及家庭暴力以及汉代社会多妻现象的条文。通过“秦娥”称谓的演变与影响，探求秦文化借政治强势向东扩展的历史趋势。对古史中的“吴起杀妻”现象进行政治文化考察，以探究古代司法理念与传统伦理意识。性别史与多种学科的交叉研究，尚有较大的可开拓空间与上升余地，细读《丛稿》中提出的诸多问题，或许可以带来更多的启发。

对情感研究与历史记忆研究亦颇多注目

情感研究与历史记忆是当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趋势，《丛稿》中对情感研究与历史记忆研究亦颇多注目，性别史对于爱情、婚姻问题有着格外的关注，与情感史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丛稿》中亦有从情感史着眼研究历史人物，如“秦始皇的情感生活——兼及秦始皇是否立皇后问题”，探究秦始皇的子女与情爱生活，“吕太后的更年期”，指出吕太后被史家与政论家指责的罪恶过失，都发生在其晚年，受到了更年期烦躁、焦虑、多疑、易怒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即现代所谓的“更年期综合征”。情感研究将历史研究的重点从理性研究转向了感性层面，历史书写与历史文本的形成，本就是理性思考与感性情感共同作用的产物，人物的情感、心理等非理性层面，往往对历史进程产生了深刻影响。

法国史学家诺哈（PierreNora）论及历史记忆研究时认为，记忆研究不是要复原或建构历史，也不是对过去进行回顾，而是要关注历史的当下记忆，即“记忆所系之处”，如何通过研究“历史记忆”来书写历史，才是研究者应该关注的重心。《丛稿》善于通过研究“历史记忆”来挖掘其文化象征及影响，如作者通过揭示“姬别霸王”的历史记忆，来探究“虞美人草”的文化象征，“虞美人”故事在诗词与戏曲中具有感人至深的艺术魅力，在后世的文学接受中，因为书写者性别的差异还出现了认知的偏差，“男性作者往往从悲歌剑血中体味柔情，女性作者却借此宣扬一种项王与虞姬共有的刚强。”

历史记忆研究是探究集体对于过去意义之认知的重要途径，《丛稿》对“汉代‘嫘祖’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影响”进行探讨，指出所谓“嫘祖好远游”“因以为行神”，暗示着嫘祖的文化创造与社会贡献包括丝绸成品的流通与丝织技术的传播。并以《史记》中记载的临江闵王刘荣故事为例，指出汉代正是社会普遍风行“祖神”“行神”崇拜礼俗的历史时期。沿着这种研究思路继续深入下去，“自然开发与生产经营的关系，行政史与经济史的关系，交通进步与文化传播的关系，都可以因相关研究有所明朗。”

重视对历史资料与出土文献的利用

中国古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当是在批判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将狭义的历史学与考古学进行整合式研究，更加重视对历史资料与出土文献的利用。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归纳王国维治学的“三重证据法”，其一为“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丛稿》中的古史考据，亦是体现了这种理念，即将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将问题论述建立在古史环环互证的基础上。如对张家山汉简《贼律》“叚大母”进行释义，考证居延汉简“歌人”，进而探究“歌人”的社会表现与“歌人”称谓的社会史意义，都是对文献记载与汉简资料的综合交互运用。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总结清代考据学特点道：“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丛稿》亦善于运用这种比较的研究，如“简牍性别史料研究”，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的《日书》甲种和《日书》乙种，进行性别史料的详备辑考，对“既美且长”“取妇”“家女”“两寡相当”“夫妻同衣”等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收集。作者学术本职是秦汉史和考古，因而对秦汉文物考古信息十分熟稔，对传世文献、出土文献的利用不拘一格，触类旁通，比如对走马楼竹简女子名字进行分析，阐发古代妇女名字背后的社会文化信息等。

治学之道，暗然日章。《丛稿》引证丰富，故事感十足，颇为引人入胜，既可作为专业研究者的学术读物，也不妨作为业余爱好者的兴趣读物。读罢掩卷沉思，古代女子的颦笑悲喜、喜怒哀乐渐渐鲜活起来，她们穿越历史的尘埃，缓缓诉说着个人与时代的故事。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言，“她们站立在古来文献的字缝之间，震撼着后世一代代读史者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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