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里的那些“牛”
青铜牛尊
牛虎铜案
中国人对牛有着深厚感情，这一点，仅从我国各地博物馆的收藏中便可窥一斑。
也许是因为玉质本身就是深灰褐色原因吧，也许是因为年代久远的缘故，这块收藏于河南博物院的商代圆雕玉牛并不是特别的光亮与夺目，但这并不影响它的内涵。这块玉牛呈卧状，昂首前视，立耳并饰有云雷纹，“臣”字眼，圆口，尾下垂伏贴在尾部，给人以憨态可掬之感。牛嘴的圆口和下颚端形成穿透，利于穿绳佩戴，可谓是巧夺天工。
西周是我国古代青铜艺术的鼎盛时期，作为西周王朝统治中心的陕西被誉为青铜器之乡。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青铜牛尊，便是其精品之一。该牛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腹深10.7厘米，通体为牛形。牛尊在酒器中极其少见，其设计极为巧妙：牛嘴微张，轻吐舌头，这里正是青铜尊的倒酒处；牛尾弯曲下垂，末端与牛身相连，便成了尊的把手；而最为别致的是牛尊的器盖，牛背上开一方口为盖，盖钮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牛身腹背及足部满饰华美流畅的云纹和夔龙纹，以庄重大气的艺术美感见长。从牛角形状及牛的体态判断，这可能是一头水牛。
如果说陕西历史博物馆的牛尊是将艺术与实用结合了起来，那么，云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战国牛虎铜案，则是艺术与文化的融合。该牛虎铜案高43厘米，长76厘米，宽36厘米，是中国古代一种放置肉祭品的礼器。在古滇国,祭祀常用的牲畜有牛、羊、猪三种动物，也被称为三牲。其中牛牲居祭祀三牲的首位；虎在滇文化中享有崇高地位，二者相结合便有了牛虎案。该器物呈现的是一头大牛用身体阻挡恶虎、保护小牛的情形，很好地体现了祭祀的主题，具有很深的舐犊文化意义。器物以站立大牛为主体，其四脚为案足，背部为案盘面，其尾部被一只缩小比例的猛虎咬住，大牛腹下首尾外露的小牛则呈惊慌失措之态。在铸造上，大牛与小虎用模一次成型，而小牛则是另铸、再焊接于大牛腹下。综观大牛，颈肌健硕，两角前伸飞翘，给人以摇摇欲坠之感。而扒在牛尾的猛虎则四爪蹬牛身，嘴咬牛尾呈后仰撕扯之势，不过，其后坠力与牛角的重心前移刚好持平，使得整个牛虎案动静均衡、大小和谐，既有中原四足案的特征，又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具有很强的观赏价值。
而宁夏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则是1977年出土于西夏王陵的鎏金铜牛，号称“西夏第一牛”。该牛长1.2米，重188公斤。鎏金铜牛呈横卧状，头顶两角,角度优美,体态健壮,连中间的脊背都隐约可见。两眼圆睁的鎏金铜牛，似乎劳作了一天，正在卧地休息。忽听主人召唤，便抬头相望，具有很强的传神之感。鎏金铜牛为模制浇铸成型，内空心，外表鎏金，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可谓是国宝中的国宝。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吉林省博物院的牧童牧牛、山东博物馆的青玉卧牛、湖北省博物馆的彩漆牛马图扁壶、甘肃博物馆的牛形铅俑、江西省博物馆的犀牛望月铜镜等等。牛的艺术形象被广泛应用在生活器物、饰品、兵器、乐器之上，由此可见，牛在古人生活中的深远意义和人们对牛的挚爱。
牛不仅是博物馆里的珍宝，农人劳作的忠实伙伴，还是《山海经》中的天神，文人墨客笔下歌颂的精神图腾。我们不仅喜爱牛，赞美牛，更是在牛年鼓足了“牛劲”，充满了“牛气”，奋勇向前。
（秦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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