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文学的冷思考 ■杜文娟
燃起藏香，静默良久，思考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2020年，是怎样度过的呢。这一年，我出版了三部作品，分别是藏文版《阿里阿里》，长篇非虚构《岩兰花开——汶川大地震幸存者生存状况调查》，长篇小说《红雪莲》。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无疑是个大年。
《红雪莲》有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致敬援藏历史、书写汉藏友谊、讴歌老西藏精神、礼赞新西藏建设与发展的史诗性作品。出版社与陕西省作家协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作品研讨会。面对褒贬不一的声音，我只微微一笑，十年走访，六年书写，为了一朵雪莲花开。写作的孤独，审核的繁琐，终于画上句号。心中则异常清楚，这是我一个人的青春告别宴，菜肴是雪莲，杯中是珠峰圣水。
新冠肺炎疫情打破了原本的生活轨迹，许多出行被迫取消，就阅读了《鼠疫》《失眠症漫记》《复明症漫记》《动物农场》等，还用差不多两个月时间读完了《2666》。惋惜拉波尼奥英年早逝，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的同时，愈加明白了大象无形，大道无痕的道理。整部作品将全球百年中重大事件彼此关联，一战、二战、大清洗、种族问题、妇女残杀、9·11事件等等，气脉相通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灾难，而且是人为灾难。纵横万里，气吞山河，人类在劫难中的多舛命运，及幽微光芒，共同提升了文本品相，使我对小说有了新认知。这部小说中的小说，世界文学的扛鼎之作，再次提醒我，宏阔的作品绕不开历史危难。此时此刻，我们正深陷其中。
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一部灾难史，《岩兰花开》的后记也写到了。我却有愧于这个题材，使了牦牛的力气，驮回一枚非金非银的绣花针。
当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五天，我只身前往震区，当了一名志愿者，震后第一个春节和汶川大地震一周年之际，故地重游。十周年之后的2018年5月底，第四次入川，只待了27天。有关地震孤儿的故事，基本是第三者转述给我的，按照正常采访风格，应该和他们密切接触，每个人相处两三天。温江康复中心也应该身临其境，那里曾经是众多伤残人员的家园。但是，要直接接触那里的医护人员、残联工作人员，却并不容易。偶尔会怀疑自己，为幸存者写一本书，值得吗？现在想来，假如再坚韧、坚持、决绝一点，坦坦荡荡，无所顾忌，不着急出版，或许呈现出来的文字才安妥我心，才对得起众多依然在苦难中挣扎的生命。
大灾过后，心理创伤一般会持续二三十年，甚至代际传递，单靠几个心理学家，几部文学作品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书写灾难最终的目的，是想告诫后来者，面对灾难该如何安放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以及政府、社会、个人，如何与自然相处，尊重万物生灵，生命至上，减少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避免人为灾害发生。面对当下全球性的疫情笼罩和各种矛盾，作家肯定要深入一线，有所担当和作为，但热点过后，反映罹难者的精神世界，关注幸存者生存状况的书写，也应该受到重视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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