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专栏 我给三毛贾平凹当鸿雁 孙聪 陕西广播电视台主任编辑（退休）

30年前的1月4日，当代著名台湾作家三毛在台北去世，想起在她去世前的两个多月，和我见面亲切交谈，仍无法忘怀。

那是1990年10月16日，我当时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台里安排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洗衣机厂召开的新闻发布会。10月16日晚饭后，七八位各地电台的记者在大厅聊天，不一会儿看到门外一位女士抱着几本书走了进来，不知谁先喊了声“那不是三毛吗？”大家一下站了起来，这时三毛正好走到我们坐的沙发跟前，杭州的红坚先生上前和三毛打招呼，说大家都是各省新闻单位的记者，在这里开会，非常喜欢她的作品，能不能一起合个影。

三毛坐到了我们中间。记者挤上前给三毛递名片、合影，当三毛得知我来自陕西，便问：“贾平凹是你们那儿的，你认识吗？”我惊讶地反问她，“你认识贾平凹？”她说：“很崇拜。”又说，“如果了解平凹先生，有空请到我房间来好好谈谈。”便走了。

我一下感到有文章可做，飞快回房间拿了相机，拿了包太阳锅巴和受了点伤的唐三彩马，这时新疆电台的刘珊和江西电台的王茉急匆匆跑来，说她俩刚没见到三毛很遗憾，听说我要去拜访三毛，让我带她俩一起去。

我们敲了三毛房间的门。她开门说：“我穿着睡衣接待你们，不介意吧？”我们说没关系，她高兴地请我坐在沙发上，并愉快接受了礼物，她看着三彩马受了点伤，说：“你把受了伤的三彩马送给我，说明没有把我当外人，我很高兴。”便和我谈了许多关于陕西、关于贾平凹的事。

她说在台湾只看过平凹先生的《天狗》《浮躁》两本书，“他的书用词造句和标点符号非常讲究，每看一遍都要流泪，这两本书看了有20遍。他的书可以上我的书架，而我的书是写给一般人看的，上不了他的书架，只能作为友谊存放。”她让我转告平凹先生，给她寄新书来，她要好好拜读。并告诉我说，她4月来过西安，本想去拜访平凹先生，但又怕见了失望，她说从书中看更有意思，隔着山去看更有神秘感，便在西安的上空抽了几支烟，说下次再来拜访平凹先生。

关于平凹先生的一些细节她都很关心，甚至问，她如果去找平凹，他的太太会不会吃醋？并对我说：“普通话念平凹（ao），但我听北方人念平凹（wa），这样亲切，所以我也念平凹（wa）。”还说西安人就像黄土地，大大方方、宽宽厚厚。像热水瓶一样，看着凉，里边热。

谈兴正浓时却被电话铃声打断，对方约她出去。我们只好告辞。

临走她送我一张她的照片，说：“披发的是三毛，现在的合影只能留作纪念。”并签名给我。又给我她的名片，让我转交给平凹先生，还专门写了一句话“平凹先生，您的忠实读者——三毛”和详细通讯地址及电话。

回到西安。我很快写了篇《三毛说陕西》的文章，其中主要写了三毛对贾平凹作品和人的高度评价，并在1990年12月15日《陕西日报》发表。12月16日，陕西日报文艺部编辑秋香老师给我来电话，说平凹先生看到文章后想和我见面。我到平凹先生的家之后，将三毛委托转送的名片交给了他，并向平凹先生介绍了采访三毛的经过。我们一起谈了许久，平凹先生写好了给三毛的信，并用牛皮纸包了四本书，将信放在里边，和我一起去邮局寄给了远方的三毛。

1991年1月4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三毛去世的消息，平凹先生在1月7日写了悼念三毛的文章《哭三毛》，写得情真意切，并说三毛是不会收到他写的信和寄的那几本书了，对三毛的去世非常痛惜。谁知，1月15日，平凹先生却意外地收到了三毛寄自台湾的来信，2000余字。平凹先生说这是三毛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信，更是三毛48年里最后的笔墨。

此信震惊了文坛，陕西省作协工作人员将平凹先生和我一起约到作协招待所，准备在《延河》杂志出版特辑，公开发表三毛的绝笔信和有关文章。后来这封珍贵的来信全文在《延河》特辑发表，在国内乃至东南亚刮起了三毛、平凹热，他们的书几乎被抢购一空。

当时，由于平凹先生在《哭三毛》的文章里提到了我，又说是陕西电台的记者，便有许许多多的来信索要《延河》特辑，还有请我给平凹先生转送信件的。我便买了百十份特辑给来信索要的人寄去。作协的人说：“你这是鸿雁传书，当了一回邮差。你这次采访沟通了两岸作家的交流，是一桩文坛逸事，将会成为珍贵的文史资料，为三毛、平凹搭了一架神交桥，是一件可载入文坛史册的大事……”从那以后，凡平凹先生出了新书，便会有全国各地的朋友来电话让我代买，并请平凹先生签名邮寄。当然我也买了许多三毛的作品留作纪念，愿三毛在天堂看到更多平凹先生的作品。

仅以此文作为对三毛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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