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矿工诗人写给木匠父亲的一首散文诗
文学报
大约四年前,我们介绍过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
那是一个来自中国深处的文学故事。6位主角,是当代农民工中最平凡的身影,同时也是千万底层文学爱好者中甘于寂寞的代表者,他们原本会继续默默无闻于外在的世界,或因为诗歌的才气偶尔被身边的圈子所知晓,但因为一部纪录片《我的诗篇》,他们的名字传遍中国。
“再低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纪录片中,“矿工诗人”陈年喜的诗句曾经震撼和感动了万千观众。在《我的诗篇》拍摄结束后,导演秦晓宇继续跟拍陈年喜的生活,一直拍到了他前往贵州工作,这段故事将呈现在纪录片《炸裂志》中。
陈年喜在给儿子写诗
近期,陈年喜这个名字又出现在了许多人的朋友圈中,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2015年初,陈年喜被查出严重的颈椎病,虽然后续手术获得成功,但他16年的矿工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之后,在文友的介绍下,他来到贵州某景区做文案工作。目前,因为被确诊患上尘肺病,他从贵州离职回到陕西老家,结束了二十年的漂泊生活。
导演秦晓宇在网上发文公开了陈年喜的近况,跟拍多年,他见证了陈年喜戏剧性的命运变化,如今感慨说,“我以为一切慢慢好起来了,没想到命运本身依然是一个幽深的矿洞。”消息发出后,无数网友伸出了援手,购买他的诗集《炸裂志》,出版社已加印四次仍然脱销。据悉,购买诗集的多为在校大学生,陈年喜说,就像当代人可以读懂杜甫诗中的所思所想一样,现在的年轻人和他这一代人在内心深处仍有可以打通的巷道,毕竟生命的悲欢大多相通。
《炸裂志》预告片图
陈年喜的诗写给家乡,写给自己,写给儿子,也写下更绵长的文章,献给做木匠的父亲。他的文章,会再次提醒我们,世间有许许多多不同的“父亲”形象,但他和他的父亲,则属于真实的“大多数”。
今天,带来他回忆父亲在故乡的岁月。
乡村木匠
我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一辈子走乡串户,脚踩百家门头。2016年夏天,他在一个大雨如注的天气里走了。
塬上是个小村子,这个小,主要是说人口。从我记事起,人口好像从没有超过六十。
塬上虽然小,却是个能人辈出的地方。张铁匠、李篾匠、刘瓦匠、景蛮匠……每家男人,都有点手艺,最不济的,也能给人打个土砖。土砖一块五六十斤,一天打一百多块,一块块码起来,长城似的,需要一身蛮力气,这就是蛮匠。现在想来,这和今天的千军万马上大学如出一辙,本事,才是第一活命的法宝。
最风光的要数木匠。要是木匠干活不收钱,以工换工,规矩是一换三,就是他干一天木工,你得给他锄三天地。但木匠手艺没深浅,十年学徒不成艺的,大有人在。
我父亲属于无师自通的那种,听奶奶说过,父亲还很小的时候,家里请木匠打柜子,他天天围着木匠师傅转,人家吸袋烟的工夫,他就把家什捞在了手里。有天夜里,院里叮叮当当彻夜不息,人们早晨起来,发现多了一只崭新的板凳。是父亲一夜没睡,偷了师傅的工具,抢了板材,一夜打成的。那一年,他13岁。
乡下有两种手艺最相似,一个是木匠,一个是游医。人吃五谷杂粮,生百样病症,医艺单纯了不行,得样样下得了手。木匠也一样,没有谁家嫁个姑娘,同时请三五个木匠师傅来打嫁妆的。不同的活路要求,把人逼出了十八般手艺。有了十八般手艺,才能踩得动百家门头。
父亲是位有德行的木匠。他的同行侯师傅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一家人盖房子,几个木匠负责木工活,父亲是木工头。他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会设计绘图,一张报纸上画出房形,梁多长,檩多长,前坡多少度,后坡多少度,配多高的檐墙才漂亮,一目了然。主人家做饭的是位老婆婆,七十多岁了,大约眼神不好使,有一天端出的菜里有只毛毛虫,别人都不往里伸筷子,只有父亲一口一口吃得有味,饭后大家问,你没看见一只虫子吗?父亲说,早看见了。
父亲16岁独立干活,到死那年,行艺整整57年。这是个十分可怕的时长。连峡河的水都流得累了,都懒得流了,如今只剩下碗口粗的一股,只有下过一场暴雨,才活过来一回。
再精湛的手艺,也有过气的时候,艺不过气,时过气,人所谓“时也,势也”。犟也犟不过。娶媳嫁女乔迁新家,家具店里齐全又便宜,房子已经没人再盖了。到了死的前十年,父亲已基本无活可干了。这十年,对于村子,对于每一个人,是天翻地覆的十年。发生了太多的事,走了太多人。如今,整个村子只剩下二十口人。人口的骤减,村象的凋敝,都发生在这十年里。
十年里,父亲像一位无人问津的失势明星,干了很多事,又似乎什么也没干,如同一个影子。东梁上荒草中一座没有完工的娘娘庙,算是他生命最后的余响。
河南省灵宝市朱阳镇离我老家并不远,虽然是两个省,往大里说,就是隔着一道洛河。洛域宽广,把它们隔成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朱阳河的水混合着一座座选矿厂的混稠尾渣汇入黄河,峡河水载着山雨落叶奔向长江。
本来两家老死不相往来的远房亲戚,因为西秦岭黄金矿产的猛烈开采,从1980年始,突然发生了密切的交集。广东和海南都太遥远,工厂作坊挣钱太少,近水楼台,村里人一直有矿山做工的传统。峡河云母矿1958年就开始了开采。
朝海在去朱阳王峪金矿打工之前,从来没有出过远门。虽然从家到矿上只有二百公里,骑摩托车只需要大半天时间,快三十岁的人了和老婆分手那一刻却像生离死别一样。为老板招工的大牙差点笑掉了镶金的门牙。
大牙和我是同学,一条板凳一年级坐到六年级。他学习成绩不怎么样,特别能起早,冬天提一只红红的大火盆,整个教室因此而温暖。在山西二峰山铁矿时他曾随我学艺,算我半个徒弟。朝海家离我家最近,算起来,他叫我表姐夫。
天上正飘着雪花,地上、远山都还没有存住,只有一些没掉落的橡树叶上落着一片两片,后一片刚到,前一片就化了。才10月,天还不是太冷。
朝海把行李卷放进车后备厢里,把媳妇煮的一袋鸡蛋抱在怀里,钻进了大屁股吉普车。车上已经挤了十几个人,都是同村的小伙子,有在矿上干了多年的老工人,也有朝海一样的新手。大牙“砰”的一声把车门关上,又用脚踹了两下,确认已经关严,才放下心。他把驾驶副座的车窗玻璃摇下来,立即一股热气冒了出来。他轰一声发动了车子。
父亲怔怔目送吉普车走远,直到看着它飘飘忽忽变成一只鸟一个小黑点儿。他已经忘记了,这是多少次送年轻人离开村子了。但他记得这些年,多少人离开,多少人回来。
这一会儿,父亲心里的滋味只有我最明白,我每次离开,他也是这样送别的。洗了手脸,在祖先位前燃一炷香送我出门,有时送过竹园,有时送到二道弯。他总是走在前面,仿佛是我在给他送行。他嘴里问,啥时候回来?我说不知道。走一段又说,不干这个不行?我说,不行,不会别的。
的确,不是没有想过改行,想改,需要多少年的弯路?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知道错了,也得走到底。这些年里,亲见过了多少生死?不是不怕,是怕也没用。最后,他说,钱是小事,命是大事。
对于整个村子的制高点东梁,我一点也不陌生,那里曾是我和童伴们当年的欢乐场。山顶上,有一棵大树,已经老得认不清是橡树还是青杠。夏秋之交,下过一场透雨,半枯的树干上常常会长出猴头菇来,白绒绒的,最大的长到半个足球那么大,摘回家,用油炒了,鲜美异常。几年前的某一天,大树轰然倒掉了,整个村子都听到了一声巨响。巨大的一堆柴火足有上万斤,没有一个人敢去背回家里烧火。看着它一天天沤掉。树老成精,何况它脚下曾经有过一座庙。
从梁顶看村子,如果有心会发现,每隔几年都有不同。小时候的村子房屋低矮,泥墙石脚,很多还顶着茅草。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气象就不一样了,家家白墙青瓦,虽然依旧是散乱的,但能明显感受到它们焕发的精神气。高中初毕业那几年,我常常独自一人站在那里,看村子烟起烟落,看天边河山无限,心里无比的苦闷。已经好几年了,我再也没有上去了,不用看,我也知道村子变成了什么样子,一个近六十口人的村子变成了二十人,还能是什么样子呢?
那些减下来的人去了哪里?有的搬到了镇上,有的迁到了县城,极少的人去了西安、深圳、新疆,是街头零落,还是香车宝马,没有人知道。另有一部分人,永远留在了秦岭金矿的炮声和石头里了。
手艺人都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做什么都一丝不苟,每一件活计都当成最后一件活来完成。到了2010年春天,娘娘庙的墙基终于打好了,四米见方,正好可以安放下一尊塑像,一只贡桌,几条供香客休息的长凳。一个给人画了一辈子房屋图纸,打了一辈子屋梁房架的人,这样的设计施工实在是小菜一碟。
可父亲实在是老了。这年春节到来的前几天,他大病一场,血压高到了一百八,高烧不退,挣扎到过了春节,从床上起来,一条腿就不听话了。医生说,是脑子梗了,要自己锻炼,也许还有恢复希望。
父亲个子不高,却是村里的大力王,年轻时,给生产队里往县粮站缴公粮,一百里路程,能挑二百斤当天打来回。脑梗后,虽然后来有些恢复,却再也没有了力气,多少拿点东西,手就打哆嗦。看着遥遥无期的造庙工程,他的头发更加白了。
2010年到2016年间,是我最劳碌紧张的几年。这些年间,矿山竞争残酷激烈,多少老板昨天开着大奔,一夜之间,只能重新用两条腿在风尘里奔驰。城门失火,自然殃及了鱼池。这其间,我曾六赴新疆,三走青海,结果都是无功而归。我曾在《怎不忆敦煌》的一篇小文里,记录下流落敦煌为人摘杏的生活。我无力也没有时间帮到父亲,亲人们也无力顾及。其实,所说的无力顾及,也就是无声的反对。父亲像一只衰老的蚂蚁,爬行在另一条路上。我们眼看着他越走越远。
本文选自
《此与彼之间》
澎湃·镜相 / 编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2月版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配图:纪录片截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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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矿工诗人写给木匠父亲的一首散文诗,有时候父亲就像一位数学家 | 此刻夜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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