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述文学所往事
[摘要]《文人相重》：
2020年1月，《文人相重》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九十高龄的作者马靖云女士曾在文学研究所工作32年，先后协助过郑振铎和何其芳两任所长。该书收录了她从20世纪80年代起发表的近三十篇回忆文章，记述了文学研究所十余位学者作家的往事。
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原为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1955年归属中国科学院，改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文学研究所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该所首任所长为郑振铎，副所长为何其芳；1958年郑振铎因空难辞世，何其芳继任所长。那时，我正痴迷于文学，读过郑、何二位的许多著作，如今再读回忆他们的文章，感到分外亲切。
上中学时，我读过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首先是出于仰慕郑先生的大名，同时也感觉这套书所用的史料多而细，是最好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当时，学界就有“以论带史”还是“以史带论”之争，我倾向后者。而《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我看来正是“以史带论”的典范。但毕竟太年轻，所学实在肤浅；如今读到《文人相重》中有关郑先生的回忆，才认识到这部文学史的价值远不至此。书中还附录了郑先生遇难前的一份“检讨”，这份“检讨”后来以《最后一次讲话》刊载于《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二期。郑先生检讨了自己“封建文人的文学批评观点”，可这些观点如今看来，有不少都是郑先生的洞见，是对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贡献。比如，“强调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认为送子观音是受圣母的影响”，“说释迦牟尼的脸是希腊人的脸”，还“特别强调印度的影响，说变文是一切近代文学的祖先”，“认为印度受希腊影响，中国受印度影响，结果还是中国受希腊影响”等等。这些观点无疑很有见地，很值得文学批评界重视与思考。再比如，郑先生检讨自己“喜欢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可比较研究不过是“运用比较方法，对不同民族的文学现象进行综合分析，探讨彼此的相互影响及其与时代、社会、文化间的关系”，仅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这也是一种非常好的研究方法。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就是从比较文学开始的吗？鲁迅先生的《摩罗诗力说》就是这方面的开山之作。郑振铎于20世纪30年代写就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使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不仅是很自然很合理的事情，也是他对19世纪起滥觞于欧洲的“比较文学”的成功借鉴。
《文人相重》里回忆文学研究所第二任所长何其芳的文章有12篇，书名《文人相重》用的正是其中一篇的标题。此篇记述的是何其芳与俞平伯的师生兼同事之谊。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一说，可马靖云从何其芳身上看到的，却是“文人相重”的一面。何其芳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但他就读期间经常去中文系听俞平伯的诗词欣赏课，二人从那时起“结下师生之谊”。1954年由“两个小人物”发难，在全国展开了对俞平伯及其《红楼梦研究》的猛烈批判，从那时起，到1957年“反右”、1958年“拔白旗”、1959年“反右倾”，俞平伯都无一例外成为重点批判对象。而“无一不涉及何其芳对俞平伯的种种‘包庇’”，其中“反复被提到的就是，被批判的俞平伯为什么仍然被评为一级研究员和被推荐为人大代表这一 ‘错误’”，待到60年代中后期，“这些‘错误’就升级为‘罪行’了”。郑振铎遇难时60岁，何其芳病故时65岁。
1987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为纪念何其芳逝世十周年，编选了一本怀念文集《衷心感谢他》。年老体弱且早已“谢绝宾客”的俞平伯先生，却“慨然允诺”为文集写了一篇《纪念何其芳先生》，并收录两首吟诵他俩半生情谊的七绝旧作，作为文章的结尾：“晚岁耽吟怜 ‘锦瑟’，推敲陈迹怕重论。 ”
近代以来，研究“红学”的著作汗牛充栋，其中我最看好的是何其芳的《论<红楼梦>》。此文最早刊载于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编辑出版的“集刊”，后又与何先生的其他四篇古代文学论著一起，以《论<红楼梦>》为书名结集出版。这篇内容厚重分析精辟的长篇论文，堪称红楼梦研究的扛鼎之作。何其芳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的精神，在那个年代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有关何其芳50年代末对 “大跃进民歌”的批评，《文人相重》中虽未提及，但不妨赘言几句。 1958年掀起一股全民写民歌的高潮，甚至提出“村村都要有自己的李白”。周扬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道路》的报告，又与郭沫若共同署名，编选了《红旗歌谣》一书，共收入新民歌260首。就在整个文艺界乃至全民头脑发热的时候，何其芳出奇地冷静与清醒，他到河南、陕西等地农村考察民歌创作的实际情况，披露了一些造假、浮夸的事例。他写了一篇《关于新诗的“百花齐放”问题》，发表在文学期刊《处女地》上，没想到引来许多责难和批评，于是他又撰写了长文《关于诗歌形式的争论》和《再谈诗歌形式问题》，相继发表在《文学评论》195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反驳了各种非难。在他看来，“民歌虽然可能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形式，未必就可以用它来统一新诗的形式，也不一定就会成为支配的形式”，新民歌的具体限制在于 “它的句法和现代口语有矛盾。它基本上是采用了文言的五七言诗的句法，常常以一个字收尾，或者在用两个字的词收尾的时候必须在上面加一个字，这样就和两个字的词最多的现代口语有些矛盾”。
《文人相重》一书颇值一读，仅书名提出的命题就很值得我们深思。文人相重的“重”指的是看重、尊重，而不是吹捧、“站台”。在我看来，“文人相轻”固不可取，“文人相捧”的恶习更须鄙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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