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触摸陕西艺术脉搏 2019陕西艺术年鉴系列报道今起推出
即日起，华商报将推出“2019陕西艺术年鉴”系列报道，旨在回顾2019年度影响陕西艺术的大事件，善意、理性、有建设性地把脉陕西艺术。
作为传统中国美术重镇，陕西美术一举一动都牵动着艺术圈的目光。即将过去的2019年，陕西艺术有惊喜——由民营美术馆主办的“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在艺术圈刮起了“颜真卿风”，差点成为爆款文化现象；有痛心——7月7日，刘文西去世，让陕西美术痛失旗手；也不乏争议——5月，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召开，多位副主席的书法作品被认为是“江湖书法”，让陕西省书协继上一届代表大会选出史无前例的62人主席团之后，再次陷入争议；更不乏需要建设性的批评——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展”上，陕西美术所有种类均无缘第三届“全国美术奖”。虽然奖项不代表一切，但陕西美术的现状到底如何？
华商报“2019陕西艺术年鉴”系列报道，从已经发生的事件出发，深入每一个事件背后的复杂背景，着眼于问题之后的建设性意见表达，关注每一位为陕西艺术做出贡献的艺术家，力图将陕西艺术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公众面前，开启陕西艺术的精神建构、语言建构，最终促进陕西艺术良性发展。
给颜真卿办展览：一个被低估的文化IP
2019年1月16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筹备长达六年之久的“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开展，展期月余，吸引参观者十万之众，其中有近五万是中国人“打飞的”去日本观展。
这让西安人坐不住了。一场名为“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的展览于2月8日在西安火速推出。
日本办颜真卿展 西安被触动
“日本人办了颜真卿展，我们作为颜真卿的老乡，得做点事情呀！”叁和美术馆馆长高安林起初也想去日本看展，但心里还是觉得憋屈，西安人为什么不办一个这样的展？他和西安碑林博物馆研究员陈根远聊到此事，一拍即合，“为长安城争口气，为颜真卿的家乡争口气。”
名为“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的策划迅速展开。叁和美术馆与陕西省收藏家协会古籍碑帖专业委员会主办，陈根远担任策展人，藏家无偿拿出自己的珍藏，筹备第七天开展，汇集清代到民国颜真卿碑拓24件（组），从33岁时的《王琳墓志》一直到72岁时的《颜氏家庙碑》。展览采用预约制，免费参观。原本展期30天，但预约的人不断，又延期15天。观众除了书法爱好者、收藏爱好者，还有颜真卿的后人及泰国旅游大臣、新加坡佛教协会主席等。
与日本的特展相比，在西安举办的特展，碑拓数量超过了日本展，可以说现存的没有争议的颜真卿名碑拓片全部集齐，包括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没有找到的《殷夫人碑》和《宋璟碑》。
颜真卿，一个被低估的文化IP
日本对颜真卿展的命名为“超越王羲之的名笔”，可以看出颜真卿书法艺术对后世，特别是对日本产生的深远影响。宋代范仲淹曾评价颜真卿与柳公权的字为“颜筋柳骨”。都说字如其人，颜真卿的字就是这句话最好的注解。
颜真卿709年生于长安，其出生地就在今小雁塔附近。安史之乱，颜真卿毅然举兵勤王，其侄子颜季明也在战争中牺牲。公元785年，颜真卿被叛军缢杀后，遗体归葬京兆万年。以安史之乱为节点，中国书法在唐代迎来转折，作为传统权威的王羲之书法逐渐流于形式，取而代之的则是诉诸自身情感、坦率流露心境的作品，而颜真卿的书法正是这一变迁的生动体现。
叁和美术馆馆长高安林说：“很多人只知道颜真卿是书法家，但不知道他最大的功绩是参与平定安史之乱，并且刚正不阿、忠肝义胆。《八关斋会报德记》里面的主人公用智慧两次让城市免于被屠城，历史上没有留下太多记载，而颜真卿作为朝廷要员，却能够为这样一个小官题字立碑。还有《争座位帖》，出于对朝廷纪纲的维护所书，对鱼朝恩这样一个溜须拍马之徒进行挞伐，把郭子仪这样的忠君爱国之士高高捧起。碑拓中的文字体现出颜真卿的本性。”
颜真卿生于长安、长于长安，目前西安碑林还藏有七个颜真卿的原碑。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人物，完全有资格成为西安文化的大IP，却被我们忽视了。
值得一提的是，安史之乱时期，颜真卿曾在河北作战，如今河北有关部门看到了这一展览的文化宣传价值，邀请策展方去办展。10月18日，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指导，河北日报报业集团、陕西西安叁和美术馆主办，石家庄市鹿泉区委宣传部、石家庄市鹿泉区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燕赵都市报承办的“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在石家庄美术馆开幕。
有多少文化爆款活动被我们错过
一场有关颜真卿的文化展览，为什么让日本拔了头筹？除了释放文化情怀，这样一场展览带来的文化旅游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颜真卿展作为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2019年的开年大展，以150件展品拱卫衬托27件颜真卿展品。这次展览堪称是对中国书法史的全面梳理，一次性就可以看到王羲之真迹摹本，看到唐代“颜柳欧虞褚”，看到宋代“苏黄米蔡”，看到消失近一个世纪的李公麟《五马图》，规格之高可见一斑。而在六年筹备中，衍生品的开发也下足工夫，除了传统的书籍、视频、文具等，甚至还有食物等，一些衍生品卖到脱销。这次展览提前两年就开始宣传，门票全票约100元人民币，十万观展者到场，有将近一半是来自中国的参观者，门票收入以及带动的旅游产业收入都很可观。
匆匆上马的“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由西安民营美术馆调动民间收藏家的力量促成。需要承认的是，民营美术馆条件有限，虽然砸进去几十万，但在展陈和接待、安保等方面还是显得捉襟见肘，“更大更好的展馆才配得上“颜真卿”这三个字。”高安林说，“我们一开始也联系了一些国有制博物馆，但给的回复并不理想，最后决定展览场地就放在叁和美术馆。”国有制博物馆为什么不办这样的展览，我们不得而知，但民营美术馆办公益展，赔钱赚吆喝也不是长久之计。
文化不能拿经济衡量，一场展览能带来多少经济效益不好说，但社会效益一定是有的。拿“丰碑——颜真卿名碑拓本特展”来说，最直观的效果是，展览期间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参观人数大幅上涨。希望文博单位、展览机构与相关政府机构能够共同努力，让文物活起来，让老百姓的文化生活生动起来。华商报记者 路洁
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陕西无缘所有奖项
衡量一个省市的美术在全国范围内的地位、水平，五年一届、始于1949年7月的全国美展（当时叫“全国美术展览会”）一定是避不开的硬指标——有几位艺术家、几件作品入围展览？有没有作品获奖？
11月14日，第十三届“中国美术奖”评奖工作会在京召开。评审委员会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获奖提名中评出“中国美术奖”作品39件，12月19日将在中国美术馆举行获奖暨提名作品展开幕式、颁奖仪式。这次，公认的“美术重镇”陕西一无所获。
数据：整体实力，陕西并不弱
根据“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公布的资料，在全国范围内，无缘获奖的不是只有陕西，上海、江西、湖南、广西等也是如此，毕竟“僧多粥少”。
如果就入选作品数量而言，陕西并不弱，属于中等偏上，位列全国第13位，共有126件作品入选，13件作品入选进京作品，强于上海、天津、四川等，但远远落后于广东、北京、山东、浙江、江苏等地。
对于“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陕西不可谓不重视。从媒体报道来看，各级艺术机构，比如陕西省美协、陕西国画院、西安美院、西安美协、西安中国画院等都组织了多场备战会议，希望在第十三届“中国美术奖”上有所斩获。比起第十二届排名第15，陕西在第十三届全国美术作品展的排名（第13名）其实是有所上升的。在最为重头的中国画单元，有中国画传统的陕西依旧有一定优势，入选作品数量位列全国第四。
国画：颗粒无收，不再荣光
中国画历来是全国美展的重头戏，同样也是陕西被寄予夺奖最大希望的美术种类，毕竟现当代的“长安画派”曾在全国美术界刮起过强劲的“西北风”。“后长安画派”时期，陕西也有刘文西、崔振宽、王子武等，在全国有广泛的影响力。
回顾陕西国画在全国美展上的获奖经历，可追溯到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在第六届全国美展上，刘文西《山姑娘》获得银奖，王有政作品《捏扁食》、张振学作品《生生不息》、杨光利作品《喂》获得铜奖；1991年，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上，邢庆仁作品《玫瑰色回忆》获得金奖，刘永杰、张立柱等四人合作的壁画《丝路风情》获得金奖，王有政作品《倦旅图》、张之光作品《春雷》、罗平安的作品《浑》等获得铜奖。第七届全国美展可谓陕西美术在中国美展历史上的高光时刻。此后四届美展，陕西美术都有所斩获，但都未出现像第七届美展那样的辉煌。
而陕西国画最近一次在全国美展获奖，是5年前的第十二届全国美展，杨季作品《榜样》获得铜奖。
虽然说，全国美展是否入选，是否获奖无法直接打包评价一个地区的美术水平、艺术家水准，但绝对是衡量这个地区美术水平、艺术家水准的重要指标之一。陕西美术，尤其是最重要的国画，在第十三届全国美展颗粒无收的背景下，陕西国画的真实现状到底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正确认识当下陕西国画，以及它在全国版图内的地位？又如何能让陕西国画再现荣光呢？
反思：陕西美术需要重启精神计划
陕西美术真的“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在著名评论家张渝看来，匪夷所思的是，关于此等局面的反思文章，没有一篇是从学术角度进行反思，“其实，如果不回到精神建构层面，不回到语言建构维度，陕西美术的未来，便不仅仅是某届“剃光头”的难堪，而是艺术生态的持续恶化。为此，重启陕西美术的精神计划，便是首要之举。”
在《重新启动我们的精神计划》一文中，张渝以“长安画派”为例，认为“长安画派”之所以能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标识出中国画在二十世纪的一次崛起，是因为它在晚清、民国的精神样式中，重新启动了自己的精神建构、语言建构。
对于第十三届“中国美术奖”，张渝认为，评委的个人审美偏爱以及其他关乎评委评审的因素是存在的，但这不是陕西画家未能在本届国展获奖的本质原因，“傲慢与偏见是很多陕西画家的死穴。一方面，他们极度自信，但这种自信一旦出了陕西，又从极度自信变为极度不自信。陕西本土批评力量的结构性缺失，也是陕西美术最被人忽视的一种缺失。批评家的缺失，导致理论建构的滞后在所难免。面对“剃光头”的尴尬，陕西美术界应该反问自己：我们究竟投入多少？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摆脱了自己创作中的关心？”
“关于陕西美术，最重要的不是某届国展是否“剃光头”，而是我们的美术作品能否在精神、语言两个方面一如当年的“长安画派”那样有所构建。直面陕西美术，重新启动我们时代的精神计划，恢复语言的纯度和难度，不仅是长久之计，而且是当务之急。”张渝表示。华商报记者 吴成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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