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戴帽出庭按撤诉处理”争议 是否于法有据？
近日，南通中院对一起行政案件的裁定引发争议。南通中院作出的一审行政裁定书认定，该院在审理原告纪爱美诉被告如皋市政府、南通市政府征地补偿安置方案行政批准及行政复议一案中，纪爱美穿戴不符合司法礼仪要求，法庭多次释明，纪爱美无正当理由拒绝纠正。裁定该案按撤诉处理。
南通中院12月26日向澎湃新闻发来通报称，在审判长多次劝导和释明的情况下，纪爱美执意戴帽子出庭，其行为属于以消极对抗方式放弃诉讼权利，南通中院依法对其起诉裁定按撤诉处理，具有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南通中院解释称，放弃诉讼权利有积极明示的方式，也有消极对抗的方式。
多名律师12月27日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当事人未脱帽，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有待商榷，于法无据。法院应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南通中院因“原告戴帽出庭”裁定“按撤诉处理”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起到较好的社会效果。
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认为，穿戴不符合司法礼仪，违反法庭纪律可处罚，但不应累及案件审理。如有当事人拒绝陈述的庭审视频，法院应予公开。
“戴帽子”是否等于“拒绝陈述”
南通中院在上诉行政裁定中认为，按照《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二条、第十四条的规定，文明着装、尊重司法礼仪、服从审判长的指挥，是出庭当事人应当遵守的诉讼规则。本案中，原告纪爱美不符合上述规定，经法庭释明后拒绝纠正，导致庭审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应视为纪爱美放弃本案的诉讼权利。
南通中院裁定，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规定，本案按撤诉处理。
该法条规定，原告或者上诉人在庭审中明确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导致庭审无法进行，经法庭释明法律后果后仍不陈述意见的，视为放弃陈述权利，由其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中国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刘长表示，南通中院按撤诉处理的做法不恰当，没有法律依据。上述行政裁定书的作出，引用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八十条第一款。但从该法条中，解读不出“戴帽子就要按撤诉处理”这一含义，戴帽子并不等于“拒绝陈述”或者“以其他方式拒绝陈述”，也不可能导致庭审无法进行。
此外，《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非履行职务的出庭人员及旁听人员，应当文明着装。刘长认为，其中没有明确规定庭审不能戴帽子，也没有规定什么情况下可以戴，在法庭上只要符合“文明着装”的要求即可。
刘长认为，如果认定原告属于不文明着装，其法律后果也只能是责令其退出法庭，或罚款、延期审理，但是不能按撤诉处理。因为原告没有作出放弃诉讼权利的意思表示，或出现法律规定视为其放弃诉讼权利的情形。
此前，南通中院在发给澎湃新闻的通报中认为，纪爱美曾多次参加诉讼活动，明知开庭时戴帽子不符合着装要求，在审判长多次劝导和释明后，仍然执意拒绝。其实质是以这种方式挑衅法庭规则，扰乱法庭秩序，致使庭审无法正常进行。
湖南金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邢鑫认为，即便其存在哄闹、冲击法庭扰乱法院工作秩序的行为，法院也仅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对其予以训诫、责令具结悔过、罚款、拘留，但就本案而言，原告戴帽出庭的行为远远未达到哄闹、冲击法庭的程度，其诉讼权利不能因此被剥夺。
陕西恒达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赵良善也认为，未脱帽属于不尊重司法礼仪行为，经法院多次明示要求后仍然拒绝脱帽，属于扰乱法庭秩序，建议以扰乱法庭秩序为要点追究其司法责任更为妥当。
律师丁金坤认为，穿戴不符合司法礼仪，违反法庭纪律可处罚，但不应累及案件审理。南通中院按撤诉处理引用的司法解释条款是说当事人拒绝陈述，而戴帽子与人拒绝陈述是两回事。目前为止，除了拒绝脱帽，法院未公布当事人拒绝陈述的证据，如有拒绝陈述的庭审视频，应予公开，接受社会的公评。
“原告代理人可代表出庭”
有媒体报道上述案件的监控视频显示，原告除自己亲自出庭外，身旁还有委托代理人。
刘长表示，即便法院认为原告的穿戴不符合司法礼仪、不让其参加庭审活动，也不代表其诉权的灭失，原告委托的诉讼代理人仍然可以代表原告出庭，行使诉讼权利。
上海汉商律师事务所律师白翔飞表示，无论原告出庭时穿戴是否符合司法礼仪，原告代理人均可以被视为原告的代表出庭应诉，法院在处理相关问题时，应当一码归一码。在处理当事人和法庭的关系时，当原告行为有悖法庭礼仪时，审判人员可以要求法警将其强制带离法庭，维护司法权威。应当允许原告代理人继续出庭参与庭审，毕竟庭审活动的目的是查清事实，解决双方当事人的纠纷。
澎湃新闻注意到，南通中院针对此事的通报称，据统计，纪爱美向有关基层人民法院、南通中院、江苏高院提起行政诉讼案件达140余件。起诉事项涉及到各级政府和国土局、规划局、公安局、发改委、档案局等部门，其中仅政府信息公开案件就有60余件。纪爱美还经常联络、组织他人参加庭审旁听活动，并曾有过哄闹法庭、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
刘长对此认为，纪爱美采取行政诉讼的方式来维权，本质上是对法治的信仰，客观上起到了督促政府部门依法行政的效果，如果人民法院以不合理的方式剥夺其诉讼权利，无异于将其从法院推向了信访部门，最终结果是将本可以法治手段解决的问题推给了社会，导致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
邢鑫表示，在审理行政诉讼案件过程中，人民法院应妥善化解行政争议，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但本案中，南通中院因“原告戴帽出庭”裁定“按撤诉处理”的做法，不但没有解决问题，也没有起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反而加剧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加深了原告对司法的质疑。因此，本案中法院如要妥善化解行政争议，应本着具有更加积极的态度，而不是一“撤”了之。(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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