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凌：寂静里面还是有声音 | 《寂静的孩子》创作谈

文 | 张仟荟  刘蒙之

随着资讯型新闻业迎来井喷，人工智能生产的新闻资讯不断涌现，依靠数据和逻辑理性生产的新闻弥漫传播场域。此背景下，应该如何看待文学新闻、长报道、非虚构写作等 “讲故事”的新闻业的价值，未来演进的路径何在？

由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主办“媒介、传播与叙事”学术工作坊邀请到了非虚构作家袁凌分享创作心得。袁凌以2019年出版的作品《寂静的孩子》为例，切入非虚构写作的相关问题。这本书采写历时4年多，走访的省市自治区21个，采访到的孩子有140多个，其中36个故事涉及到的孩子有70多个。袁凌分享了创作这本书的采写初衷和他对采写问题的思考，下文是袁凌分享的节选。

一、写作的初衷

2015年，我开始想要做一个就是关于中国孩子生存和心理现状的扫描。最初的起因是由于我跟公益组织有一些合作，给他们写一些关于孩子的小故事，帮助他们筹款宣传。这个小故事当时写了8个，后来集成一个小册子，也叫《寂静的孩子》。

在2015年的下半年开始，公益组织的一个摄影师，她想做一个比较长期的一个探访儿童的项目，但是缺一个搭档。因为她是一个女孩子，这些地方都是偏远艰苦，她就问我能不能跟她合作。我当时思想有一些负担，主要是两方面，一方面，我当时是《博客天下》的员工，我是有一些写稿任务的，比如说每两个月还得有篇稿子，我也有自己的生活。另外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不知道这种探访会带来什么？如果说花一点时间精力，比如说一两个月短期下去一次，抽一点时间写个小文章，是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的，不会太干扰我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我也不太担心没什么回报。但是这样从长期的大规模探访，我就会想到会有什么成果呢？这些孩子们也不是新闻事件当中的热点，没有人关注他们。一般都是有的地方出来热点事件，来跟踪一下，基本上是这样的，至少是一个引起大家关注的消息。这些孩子们散落在各处，以我早期接触的情况来看，是没有什么新闻点，是很平常、很平淡的。我费这么大的功夫去探访他们，可能没什么回报。在这样一种考虑之下，当时就比较犹豫。但是当时我又想从以前从来没有机去大规模长时间的接触一下这些孩子，这个机会过了可能也不会有。因为我的年纪也不小，四十好几的人，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好像不能放弃，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去做。

我们当时的方式是每一个月，或者每个月多一点下去一趟。我们在孩子家里停留半个月，然后路上的时间可能还很长，所以实际上一个月我们就得有将近20天的时间耗在这个上面。这样的状况持续有差不多到一年半。我觉得这个是节奏非常快、负担比较大。

到了采访了三、四期的时候，我当时非常犹豫，想放弃，我觉得没有看到突出的什么，都是一些日常的生活，静态的，拿不到桌面上来说，非常想放弃。但是到了六、七期的时候，我突然又想通了，我觉得没有热点，没有爆款，没有这种尖锐的矛盾，恰恰就是我应该去关注他们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太多的关注放在热点、焦点、矛盾上的群体了。

由于我们太集中地去关注这种场域，我们可能造成了另外一种忽视，就是说我们把这种非常态冲突之下的、断裂的、极端的生态当成了我们的日常生态，我们造成了另一种遮蔽。如果说以往我们由于忽视边缘的、极端的冲突的矛盾，去宣扬太平和谐而造成一种遮蔽的话，我们一味地关注热点状态、极限状态下的人性和生存，我们也可能让日常的场域都被遮蔽了。那么我现在有机会见到的，正是他们离开了热点，离开了被关注的中心。他们有可能在某一个热点上也是被关注的，他们也有可能有潜在的冲突被关注，但是事实上他没有被关注。

每一个被关注的对象，后面可能有十个、一百个没有被关注的对象。那么我现在接触到的就是这样的没有被关注状态下的孩子，他们身上照样是有这种社会矛盾，有这样一种冲突，有这种社会性的意义。但是眼下的状态是他们离开了焦点的状态，这种状态更为真实。在聚焦状态之下，我们的视角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他，当事人回应我们的也不是他通常的样子。所以说我们双方期待视野和受众、当事人之间的一个互动，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变形的东西。所以，我不是以记者的身份去的，我也不是在热点的时候去的，那么我就能看到他们日常的细节，平淡的一种状态。

那么这个状态有没有意义？我觉得有意义。因为它照样是潜伏着社会的矛盾，照样是传达着社会的声音，只是没有那么集中、尖锐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么一个机会很难得。作为一个记者，我以往总是奔赴热点，见了兔子才撒鹰，现在到这里去，以前没有这种机会，所以我就想一定把它做下去。

我们做到2017年差不多中间的时候，我们完成了计划中的最后一期探访，公益摄影师就去做她的其他的公益活动了。这个时候我觉得还不够，因为这一年半左右的探访，集中在边远地区和底层社会。我想这样当然很好，很有看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够的，我们不能老是去猎奇，老是去偏远底层。我想我们还要去关注离我们最近的生活，更普通的人，他们也有内在的需求，他们也有值得传达的东西。所以我就想自己把探访继续做下去，我通过一些公益组织，通过朋友，通过自己的人脉去接触另外一大群流动的孩子。他们在城市边缘如何生活，他们家里的生活情况是什么样的？还有城市集中供养的儿童，以及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他们也面临匮乏，面临分离，面临焦虑，这样一种心灵的困顿。以前没有这样的项目，没有这么一种采写，我想我需要尽可能去全方位地扫描一下。

所以我又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尽我的能力去走访这类孩子，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吉林的一些城市边缘。到2019年3月份，我完成了最后一次采访。在这个项目第二阶段，就是我自己自主采访时，我已经开始写作了。我一边是探访，一边开始写故事。所以我到了2019年我最后一次采访完成的时候，我的故事也差不多完成。我记得我的最后一篇写好应该是4月份。我一共写了36个故事，实际上我走访了2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采访的孩子不算那种随便聊了一会或者聊了一个小时的，至少去他们家待了一段时间，去把他当做一个采访对象来采访的，这样的孩子我有140个。36个故事中，因为每个故事不可能只写一个孩子，实际上有70多个孩子，我没有太细数，我并没有把我采访了的都写出来。为什么？因为我写了36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写不动了。其实有些故事我一直很想写，但是到最后我没有写，我没有心力写下来。因为这种日常的、平淡的东西，写起来很艰难，有很多的困难。就跟当时写99个死亡一样，写到后来我真的写不动了。

我最近在凤凰网读书有一个小专栏，过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能不能写一点，所以我又把余下的一些孩子写了几篇。我觉得每一个孩子都是平等的，他们的故事有的精彩，有的可能没那么精彩，有的复杂，有的很简单。但是我尽可能的把他们当作每一个平等的个体、平等的故事，把它写出来，所以我想还是有机会能够多写一点是一点。另外还有一些短篇的故事，给我印象触动很深，生死有关的故事，我写了几个，收在我的另一本书叫《生死课》里面。

就是这个项目采访的一个大致状况，它的时间在我所有的采访项目里面最强的，涉及的人是最多的，是最不热点的。说来也挺有意思，它虽然不追热点，但是实际上莫名其妙地碰上我们时代的一些重大的事件，更大的矛盾。虽然我并不想去追重大的社会事件和矛盾，但实际上里面写到的故事，它其实会和热点事件有交织了。这些故事中有十来篇分两次发表在《收获》上，其中有5万多字的篇幅发表在《收获》去年的“风苑”上。这是我第一个比较专业的非虚构的项目，我也确实严格遵守非虚构的规范，不打折扣地做下来。

袁凌

二、选题的理念

这是中信出版社今年在2016年7月份出版的这本书。这个书的题目是我起的，我为什么要起《寂静的孩子》？我觉得我写的这些孩子，他们处于某种情况下的消音状态中，一个是可能是他们离我们遥远，可能地理位置上近了，但是心理位置上仍然是遥远的心理距离。他们发出声音，我们听不到，这造成了一种寂静。另外就是他们可能本身由于受到这种留守，比如说单亲，比如说家庭的破裂，比如说孤独症各种各样的困扰，是处于一种不符合儿童天性的一个状态。儿童本来是一个非常喧闹的生命力往外扩张的状态。

所以这个书的封面上有一句话：“每一个成长的孩子都是一条奔腾的瀑布，在我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不应该如此寂静。”这个瀑布不是不奔腾，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这种孩子，他处在那个环境里，他们的天性仍然是很活泼的，有一种旺盛的生命。这个就像一条瀑布罩了一个玻璃罩子一样，我们看到它，我们听不到它的声音。他们父母忙着去打工，由于阶级的隔阂，身份的差别，可能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们。就算这些孩子到了城市边缘，到了城乡结合部，到了城市里面，甚至中产家庭的孩子，大人各自忙各自的，孩子实际上被补习班，被各种问题困扰着，他们自己其实发不出什么声音，或者不容易被我们听到。这是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主题。

这本书里面的所有的照片都是我自己拍的，我没有用摄影师拍的照片。因为我发现一个问题，摄影师有意图去捕捉那种冲突性的，想要传达出来的是一种冲击力和冲突性，一种矛盾性戏剧性。但是我希望消除这种冲动性、矛盾性，我希望孩子在自在的状态下，不被我们打扰的情况下，去呈现他们自己的存在。所以我拍的照片是用手机拍的，当然是质量不高，但是我不打扰他们。我觉得我拍的就是他们真实的样子，跟我的文字可以协调。

封面选的这个孩子家在海南省儋州细沙渔村的一个家庭。他一个弟弟、一个妹妹都是残疾。他的父亲也是有残疾的，妈妈出去打工了。在这个家庭，只有他是健康的。所以他就陷入一种矛盾的心态里面，他不太想跟弟弟妹妹一起玩，见到他们会使他感到沉重，陷入某种忧郁的状态。弟弟妹妹有点抱怨他，但是当弟弟妹妹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还是愿意帮他们的。他并不是完全没有爱，只是这种状态让他有点无措、无助。寂静，某种程度上也是无助。这个孩子，他虽然是这么一种处境，但是他并没有丧失他的希望、向往，他的生命力并没有消失。封面图片是他爬上一个海边灯塔的场景，这是一个古代的灯塔，有将近2000年的历史。这是一个需要用力攀爬又孤独的一个场景。但是他爬上去就可以眺望大海。村子里面其他人家都有船，他们家比较穷，没有船，他没有出过海。所以他很想出海，他还想考上大学，到内陆这边来上学。

书里面所有的这些孩子，他们可能面临艰难，可能面临寂静可能孤独，可能内心有很大的症结和困难，但是他们并不是完全丧失了他们生命的希望，他们是努力生活的。我记得有作家说，现在的小说，现代文学作品经常需要向人性越来越阴暗的方向上推进，不然的话就没法推进了。我觉得不是这样，我们的人性可能有困难，可能有阴影。我们并不需要去强化阴影，不要把我们生命说得一无是处。

这里面的孩子或多或少都有一个一些困境，但是我觉得我把它们描绘出来，我不是希望大家去炒热点，我觉得就是让他们留下一份记录，在不被我去评判，去干预的情况下，让他们能够呈现他们的一个生存样态，有机会就保留在这里。每一个故事都有平等的价值。如果你打开这本书，从第一个故事到最后一个故事，他都是同等的价值，同等的观察或者同等的传达。至于说我在探访项目里面会遭遇到一些困难，一些经历的特别的东西都还是次要，比如生活有艰险，遇到危险，一些心理上的困难需要克服，我觉得都是次要的，主要是孩子们生命自身就是能够把它们保存下来。

三、关于抵达真相

这种浸入式采访是有成本的，他既有现实的时间成本、资金成本，还有一个心理成本。这是为什么我要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感到特别犹豫的原因。比如说有些孩子，其实你探访一次是不够的，尽管那一次你跟他相处了几天也还是不够的。过后我还会去第二次、第三次，最多的孩子我去过四次。就像这个孩子的故事，它不是一次就能讲出来的。你如果把他第一次讲的当真，你得到的就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如果你还过度地去把表面的事实强化，把它延展化，由此衍生出很多你的看法来，那你就完全失真了。我们经常犯这种错误：我们比较随意简单的得到了一个事实，而这个事实是符合我们的心理预期的，所以我们就开始把这个事实引申得很远。

如果我们只是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条件下得到一个可能没那么可靠的事实，那么我想我们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继续去深入，继续找机会去跟他相处；如果做不到，那我们就应该做到另一条，不夸大，不去过度延伸那些没有那么充分的事实，这是我们能够做的。多数时候，我们宁愿做减法。不要去试图把有限的这么一点东西，你们本身自己心里就没底还要把它夸大到很大，然后用这个很大来掩盖自己的没底，来说服其他人。这个就是我们的报道为什么经常会反转、再反转的原因。其实我不是说这些人有意骗人，他可能只了解一鳞半爪的事情，然后他也没去核实，因为这个“事实”符合他的价值观或他的臆测。其实这个信息没有核实，靠不住的，可能出发点就是用它来满足你的三观而已。所以我觉得比起三观，我更看重这个事实本身。

那么对孩子采访我有很多顾及，比如说你第一遍，如果问的狠了，本身是一个那么伤痛的事实，会严重地伤害他的心灵。我们有时候遇到现实的心理困境，一个心理成本，其他也有道德成本。那种侵犯式的提问，我觉得有时候可能会得到一点事实，但是很多时候这个事实本身也变形了。由于你是介入式、甚至侵犯式的采访，人家给你的回答可能也是带有情绪的，或者是一种潜在的对抗紧张感，这种事实它不是事实本身。

所以只有你不着急，不要那么功利性，能够给她时间，能够让他自己有自主权，他表达到什么程度，他表达的方式都是他的自由。我们会有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和判断，但是我们的感受和判断是次要的，我们主要还是让他自己表达出来，如果你有条件你这么做，就不要浪费这种一个机会，不要自己先入为主去掩盖事实。那么如果没有条件，如果我们只能跟他见一次，如果我们只有一个提问的机会，能力有限的情况下，那你就不要把你得到的这么一个其实可能不太可靠的事实，依照你的自以为是的世界观、价值观把它放大，把它推到很远的地方，那么你可能真的离题万里。一个最初的高尚情怀，最初的感动抒情，最后都变成狗血和一地鸡毛，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所以我想，做得到的就尽量去尊重真相，让它呈现，做不到的时候，那我们就宁肯止步，宁肯做减法，这是我的一个态度。

以前我在编辑部的一种权力结构的支配下，去做稿子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对于这样一种视野期待之外的东西，我们没有那么重视，会忽视。我觉得分寸感是我们特别要注意的东西。我甚至有个想法，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正义，分寸感就是正义，分寸感之外是没有正义的。所谓的媒体权力，媒体视角并不是一种多么邪恶的权力，我们不是要去否定它的权利。但是由于我们没有分寸感容易过界，有意无意地用我们这种关怀，用我们的这种批判的眼光去过度的去解读的事物，赋予了它一种框架。

你要有分寸感，你走到哪一步，你的问题提到哪一步，如果这个问题到了你的能力之外，你就不要强行制造问题。我觉得还是尊重事实本身，把自我的视角，自我的思考放下，尽管你思考可能是有价值的，不要急着去追问，慢慢的问题会自己出来。不是回避问题，是要给他一个时间，要给他一个自我呈现的可能性。举个例子，前面提到的一个小孩，他16岁出来打工，流鼻血老是止不住，有一个姑娘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就给他打了2400块钱过去帮助他治病，我觉得这个还挺感人的。但是紧跟着这个孩子没有及时把处方和药费单子给这个女生，去证明他真去看病。这女生马上很愤怒，觉得自己的同情心受到了欺骗，觉得受到了伤害，然后就要报警。结果孩子吓得不敢跟她联系，直到昨天这个孩子又给我发了微信，联系了我。他流血一直就没有止住，一直在医院里住了一个多月的医院，这个姑娘给他这个钱，其实他用上了，但他说他一定会还的。所以说这个姑娘并不了解这个孩子并没有欺骗他，先是过于贸然地投入爱心，当事情不符合预期，又降到一个低点。就像有时候我们的初衷是好的，最后就变成了一种框架，我们把它变成了一种权利，就是由于我们没有分寸感，我们把自己看得太重了。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一个记录者，甚至我们的正义感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不是我们放弃正义感，我们只是放下它。

我们采访孩子，我们也不太带东西，比如说吃在那里住的话，我们要走的时候才给一些补偿。孩子如果说他有一些需要，他想我们在买一个东西，也会比较谨慎的考虑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情况下会给他买什么样，不太适合他们。我们不是说一上来就爱心泛滥，表面上看来好像你是做好事，你拥有了某种道德上的话语权，但实际上人家内心其实不接受这种方法，所以我觉得要处在一种相对自然的状态。真的问到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看孩子反应很大，我觉得也可以通过侧面去采，比如说去采访他爷爷奶奶。我也会有这种时刻，我会忍到不得已再问，但不要对对方造成真正的伤害，适可而止。不是一定要问到，但是有机会还是要问。问的时候有个方式，就是尽量委婉一点，你自然一点，就不要让他感到的是个好大的事儿，然后你不要自己先把自己感动，孩子的情绪立刻就给你带过来了。

采访有两个要点：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有时候你越是沉重的事，你一定要是轻松的、把它好像很自然的带出来，然后有些细节，你看起来很小的很微不足道的细节，又要去在意他。有时候这个细节点就藏了很大的表现力，可能把很多的真相给带回来。所以我们不要觉得他有点重要，本来有一斤重的，给他加上十斤，这样就是追求采访本身的意义感，这个是不行的，采访只是一个手段，尽量能够做到平常心。

要尊重采访对象，如果人家明显不想被采访的话，那就放弃。但是流泪不一定是坏事。孩子流的泪也是一种释放，他可能一方面抗拒倾诉，一方面需要倾诉。马航空难的时候，遇难者亲属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面对采访他觉得他们好像应该抗拒一下，不然好像有失尊严，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是需要倾诉的，否则不光是这个问题得不到反映，他们的心态也是在变化的。这些孩子的心态本身也在变化，他可能其实是需要倾诉的，所以流泪不流泪本身不是大问题，流泪可能还是个好现象。主要在我们提问的方式，当时的具体情境。

四、情感如何安放

我这本书最初都没有明确的目的性，我不是奔着一定要写个稿子出来，这么一个社会问题，跟我以往我的采访不大一样。比如说我去采访高华的时候，我会做很多准备，我一定达到能够跟学者平等地交流,平等对话，能够在潜意识中跟他对话，能看到他的思想的局限性和边界，到这种程度，我才去写他，不然我写的只能是膜拜大师的稿子。但是我这个采访里面，我们是撞大运的，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方去，你都不知道你会遇见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到当地学校，校长说我们啥孩子都有，你要什么样的他也不知道。到家里一看，有些孩子完全不符合我们的预期，但是那要尊重他们的，不能说这孩子一定要符合我们的预期是吧？

我没有预设一个什么期待，也谈不上做太大的功课。这个工作更多的在于你的心理上的一个能力。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一没厕所，对女孩子来说尤其麻烦。第二睡觉怎么办？要不就是男男女女挤个大炕，要不就没床给你睡，怎么办？比如说孩子听不懂话，不好交流，甚至怀疑我们，甚至把我们当杀人狂魔，这怎么办？有一位母亲把我们视为贩卖孩子器官的，我还厚着脸皮，几乎饭都不给吃了，我还待着。跟着孩子屁股后面晨跑，大爷看着我像疯子一样，这种情况下你要有心理能力。如果你没有一个明显目的性的话，你得有应付好突发状况、意外、偶然性因素、随机因素的准备。

一些调查性的，或者是一些需要我们做很多功课的这种采访。比如说我去新疆前，我也会把新疆当地要去的几个县的情况查一下，但是这个东西更多考验的是勇气。比如说尘肺病人肺结核开放期，咳血，敢跟他睡在一个床上吗？艾滋病人你敢不敢跟他同吃同住。这些是采访前的一个准备，另外一个是资料的准备扎实度、翔实度。

情感如何安放？我记得以往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曾经有段时间，我的微信签名是“活着是一个忍心的过程”。我们的采访也是一个忍心的过程，你要把自己的心肠忍住，不要把零碎的负担加给别人，你自己的内心的感性，你的感情，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不值什么的，因为你是没有权力的，你是一个记录者，你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以你不要把自己放在首位，这样的话你就会打扰当事人的情感。这里面有一个意识上的错位。你认为这个事情已经很惨了，你认为这个事情已经接受不了了，可那是他的日常，他天天就在那里生活，他就那么活着。你觉得这太难受了，他也接受不了了，但是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生活，他把这当成他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只要没有最后断裂、崩溃，他就不会爆发。我记得我采访遇到唯一的一次崩溃就是：一个被驱离北京的女人爆发了，因为发现她的三轮车胎被人扎了，她就崩溃了。但是崩溃了又怎么样，哭了一会她还是回去收拾东西。所以对于当事人来说，这就是他的日常生活。他没有觉得愤怒，他没有觉得那种悲伤。他如果太觉得悲伤，他就活不了了。

《生存与命运》是前苏联作家瓦西里·谢苗诺维奇·格罗斯曼的一本书，里面有个情节：一个儿子，他们全家除了他之外，全家都流放到西伯利亚。他偷偷跨越了几千里去西伯利亚看望他的家庭。他到的时候，他的母亲、两个妹妹、弟弟都已经饿死冻死，剩下他父亲一个人。他父亲还在泥地里干活，去伐木、烧炭、搭建小棚子。回来以后父亲见到了他，父亲给他讲了他们家里的事情，但是父亲没有流泪，父亲是很平静地讲。

作家在这里加了一句话，他说：“有些事流着泪是说不下去的。”

其实就是这样的，这个事情在你看来已经惨绝人寰，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讲仍然是生活。只要他活着，那就是他的生活，他要承受它。作为一个外来的采访者，你也要意识到那是他的生活，不能去给他外面加一个别的视角去控诉，去愤怒，去批判，去议论。这样我们会觉得父亲心很硬，自己活下来了，家人死了，然后他还不流泪，但实际上儿子回来以后没多久，父亲也去世了。

所以要尊重被采访者的生活，你不能以自己的情感，自己的想法去替代他的生活，他的现实。我们其实感到很悲伤，就比如说有个女孩子，我第一次见她时候，她是一个很天真、清秀可爱的女孩子，有个作家梦，天天写东西。她去世以前的遗愿，就是让他把爸爸到学校把她得奖的一个奖状给她拿回去，在她坟前烧了。我第一次见她时，我还觉得有无限的希望，第二次过了一年再去，她已经化成骨灰了。我能不能在坟前表现出痛苦？不能，我只能去看她父亲怎么样去默默地纪念她。她父亲带了一个热水瓶，泡了一壶热开水，后来发现他去了坟前，他拿出一袋香飘飘奶茶，然后把用开水把奶茶冲开给她：“周莉莎，我们来看你。”就这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他父亲的这种平静，我内心有什么激动的情感，我能够去表现出来吗？我也只能说跟着他这样把这个事情完成了。

后来我想起来这个女孩子，我觉得非常惋惜，非常难过，那是我的事情。但是对于他父亲来说，那就是生活。如果说他痛哭流涕，他不去管那边的生意，他就活不下去，他的生活就崩溃了。所以现在你最重要的就是，意识到那个生活不管有多么悲惨，只要它没有特别的毁灭，那就是当事人的生活，你需要尊重他们生活的权利，所以你的情感是次要的，你的看法也是次要的。你的情感需要安放在尊重人家生活的权利，尊重人家生活的逻辑这样一种前提下，不要以自己的思想、逻辑、情感去代替了人家生活的这样一种需要，和他们现实生活的权利。

五、如何消化材料和写作

我们去采访，有些采访是大体上有一个预设的，有的采访可能是随机的，但是我们有一堆生活的材料，有了材料之后，你还得表现出来，你还得让它活起来，找到那口气，让故事具有灵魂，这都是很难的事情。我记得写《走出马三家》的时候，我做了那么多的采访，包括一些很困难的采访，光上访人员给我在那堆着材料就有一麻袋。当我真正写的时候，我用了一个周的时间整理材料，前半周我一直盯着材料发呆，不敢打开它，太累了，太多了，没有那个心力。但是这其实也是一个酝酿训练的过程，到了第三天下午我才打开，我用了一个周的时间把这个材料又重新全部过了一遍。那就感觉像一个满地是骨头、血肉模糊的这样的东西，你要在里面先把它过一遍，还要把它消化掉。你下一步再去梳理，让那些已经变成骨灰的东西，再把它活过来，你还得给它有一个心血去注进去，让它有灵魂。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我做完材料之后，我又发了两天呆，然后才开始写。写到中间就觉得自己弄不下去了，又休克一两天时间，稍微缓过来之后再写，它就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里面既包含梳理材料，思考从哪个视角去写它，然后给他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和情感，让它具有一种什么样独特的气质。一个稿子，材料和线索决定了它是不是一篇合格的稿子，它的气质决定了它是不是一个特别的稿子，而如何让它具有气质，那这个就是一个更难的过程。你不仅要找到应该从哪个视角去看问题，而且还应该找到这个故事的灵魂在哪里？有的人学了一辈子特稿都不会写，有的人第一天就会写，因为他能够把握到灵魂所在。这个东西是教不会的，但是你可以在材料的梳理上，在心理的承受上进行锻炼。

我觉得这里面有个经验，如果你只是用录音笔采访，是很难写好稿子的。因为用录音笔是偷懒的过程。你录的时候，当时没有在心里过它。后来整理的时候，往往还是借助别人帮你整理。你如果自己整理是非常难的，有的人就让公司整理，等整理出来你都忘记了，你采的东西跟你很陌生。但是如果你把录音笔作为一个备用，用在查验细节，查找关键的数据，你基本上是靠采访笔记的话，就不会感到陌生。我就是这样的，我采访寂静的孩子用了30多个笔记本，都是一个个这样记下来。你记下来同时有个好处：采访的细节，采访的材料，你要把它形成文字记下来。哪怕是速记，其实你的心里已经把它思维化地叙述了一遍。所以你再去写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已经其实把它吃透了一部分。然后有一些疑难的地方，你可以对照你的录音，然后再有疑问，你还可以跟当事人查，这样的话你就把它吃透了。吃透材料之后，你就说大体发现你应该从哪个点进去写。

我举个例子，我的同乡雷磊是“真实故事计划”的创办人，他有篇稿子，我觉得很可惜，就是他写一个北京少年把他的雇主一家三口杀害了，其实他跟雇主算是亲戚关系，而且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矛盾。杀人的起因就是他打了半夜游戏已经很累了，然后去上班他就打瞌睡了，但是他雇主儿媳就叫他起来，他就没什么感觉地拿刀把他们都杀了。杀了之后他也毫无感觉，包括在法庭上都没什么感觉，?问他为什么要杀人，他说“我困了”。你看这个稿子灵魂在哪里，我觉得就在这句话，人性变得如此的麻木，让他走出那个界限，只因为“困了”就杀掉几条人命，我觉得如果从这一点上进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稿子。抓住这么一个简单的原因和一个这么可怕的事实之间的反差，但是我感觉他的稿子没有往这方面写，他这稿子写的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社会稿子，其实少年杀这么多人，其实找不出来多大的矛盾，只是人性的麻木，是完全淡薄了。是这么一种东西，没有抓住这个东西，我觉得有点可惜。所以我觉得一方面是你的采访方式，你的（搜集）材料方式，另一方面你还要善于去捕捉，最特别的，最打动了你，会让你觉得不寻常的那个东西。如果你找不到它，你可能会装腔作势。但是里面什么也没有，没有魂。

我写的时候，有严格的按照规范，我不在里面去添加我的想象，在里面虚构直接引语，我不在里面大量地添加戏剧性的描写。我会有我的情感，但是我的情感基本上是一个自我减少的，但是我也不是冷静的上帝视角，我的文字实际上还是有温度的，那么这个温度是由于天然的体温，人性里面天然的这种底色不是由我去加上去的。

如果这个家庭就是残忍的没有希望的，我也会写出来这种残忍。有一个故事叫《屋檐下的冰》，为什么这么写？这家人所有的成员的关系，全是那种互相到了冰点的那种不信任，而这个孩子又得到一种很难治好的病，所以这个家庭显得就没有任何的希望，没有任何的温度，只留下一点点温暖，可能是妈妈对孩子的关心。大部分其他的故事都有一种起码的人性的温度在里面，不是我刻意加的。虽然寂静，我觉得这个寂静里面还是有声音，它是一种寂静之声，只要你听你还是能够听到，不是死记硬背。我想，这是我做这么一个项目，包括写这么一本书的一个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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