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我是一个人坐火车去北京大学报到的,那是1958年9月。我坐的是慢车,从上海到北京要三天三夜。列车上的设备非常简单,卧铺就是木条凳,靠背很低,不是卧铺的话,坐的地方连靠背都没有。列车上没有餐车,也没有地方买吃的,出门的时候家人给我准备了干粮和水。火车每到一个站,都要停很长时间。从窗户望出去,觉得许多城市和上海比起来差距太大了。我动身去北大报到前,并不知道那一年北大入学报到的时间推迟了。结果我到了北京火车站之后,发现既没人接也没人管。
于是,在等待报到的日子里,我就每天到历史学系办公室给他们抄文稿,抄的都是北大学长写的文章。我看见书架上放了许多线装书,边抄边想,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学问太大了,文章写得真好。抄着抄着,我和一些高年级的同学就熟了。听他们说起考古专业,觉得很神秘。有同学告诉我考古很好玩,可以经常到野外去游山玩水。对人生懵懵懂懂的我,其实还没有什么远大志向,只是希望未来不要整天抱着书本。如果考古真像他们说的那样,那不正是我想选择的专业吗?能够饱读诗书,还能游遍名山大川,这自然是天底下最有意思的事了。
我在上海读中学时,受父亲的影响,特别喜欢到博物馆看文物展览,知道许多精美的文物都是经过考古发掘出土的。所以,我对考古专业充满遐想,觉得考古工作一定很有意思。入学不久就要分专业,我不假思索就报了考古专业。现在想起来,其实我对考古工作究竟要干什么是一无所知,后来才知道其实并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考古,因为太苦了。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选择了考古专业。
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
1958年我入学之际,全国正在开展“大跃进”运动,北京大学也在开展“双反”运动,进行教学改革。我所仰慕的张政烺先生被调离了北大,马寅初校长也遭到了批判。
让我感到幸运的是,在教学改革的风潮中,北大的很多师长依然坚持一丝不苟的教学,依然有同学照常勤奋学习。我依然可以感受到北大特殊的学习氛围,感受到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传统和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风。我记得历史学系当时还建立了统一的图书室和阅览室,经过1959年到1961年的逐步扩充,资料室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规模,给师生的教学科研带来极大的便利。后来历史学系还协助中文系筹办了“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文献的人才。
虽然有这样那样的运动,但是整个50年代北大的校园氛围中,洋溢着为共和国现代化建设而奉献的热情,几乎所有年轻人都毫不怀疑地相信,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正在走来。在这样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里,刻苦学习、努力成为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当时北大学子共同的理想。
我记得当时在上海的街上已经没有多少人穿打补丁的衣服了,但是北大有不少学生的衣服上还打着补丁。当时大学生的生活条件普遍比较艰苦,但大家也没有苦的感觉,普遍比较乐观和积极。艰苦的生活条件没有影响到北大学生的学习热情,图书馆里总是人满为患,晚到的同学根本没有位子。有时候图书馆门前还会排起长龙,等到门一开,同学们就蜂拥而入抢占座位。后来因为图书馆的座位实在满足不了所有想读书的学生,只能实行分配制度。图书馆给各系各班分配了座位号,拿不到号的同学只能站着读书。这就是那时候的学习氛围。每个人的粮食也有定量,食堂的甲菜是一角,乙菜是八分,都是荤菜；丙菜六分,丁菜四分,没有肉,全是素的。刚到北方,吃惯了米饭的我,一开始不习惯吃面食。当时一个大学生每月生活费也就十来块钱,戴得起手表的学生很少。如果某个同学戴着手表,大家就说他是“有表阶级”。
入校之后,我们58级学生因分专业早,参加田野考古机会较多。我们1959年参加陕西省华县发掘工地的“认识实习”；1960年参加怀柔抢救性发掘；1961年参加正式的生产实习——昌平县雪山发掘,发掘了雪山文化遗址,还发现了西周燕国墓葬、汉代墓葬和辽代居住遗址。这么多实习机会给了我们这些学生很好的锻炼。1961年到1962年新开的专业课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分别由吕遵谔和严文明两位老师讲授；1962年到1963年新开的专业课是秦汉考古,由俞伟超老师讲授。
上世纪50年代的北大学生内心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求,当时有不少专家名人来北大讲演,大大激发了学生们学习和创作的热情；苏联作家波列伏依、卡达耶夫,印度作家库玛尔,日本作家藤林成吉、青野季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苏联电影大师邦达尔丘克,还有我国学者李健吾、陆侃如、刘大杰、吴祖光,相声大师侯宝林,电影演员赵丹、白杨、黄宗英、孙道临等,都曾经到北大与学生们交流。
我对艺术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王府井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看《雷雨》,当时要坐332路公交车到动物园站,再坐103路电车到北京人艺。我们从剧院回来时错过了最晚的班车,于是就三五成群地唱着歌,从王府井一路走回校园,到学校时已是凌晨四点了。这样的精神恐怕只能出现在那个年代。当时的北大人就有那样一种朝气和热情。
在去北大的前夕,父亲曾和我有过一次长谈。父亲说:“你考上了北大,未来的人生将会是另外的一个天地,你将会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果然,我一到北大,就不断听周围的人说北大有多少名师,有多少图书,北大过去出过多少人才。这确实是一个学术的圣地。
50年代的北大,有一批出色的教授。历史学系大家云集,其他系也是一样,比如中文系有著名的“三巨头”:吴组缃先生、林庚先生、王瑶先生。三位先生在为人处世、治学方法各方面都各有特点。学生可以同时接触不同治学风格的老师,最大限度地吸取不同老师的长处。学生在主要受某个教授的影响的同时,又可以吸收其他教授的长处,这是一种有利于培养人才的健全的教学格局与学术生态。
文理交融、兼容并包的学术风气也是北大精神传统中重要的方面。在北大的学术传统中,一直有着继承全人类所有文化遗产的眼光和气魄。对于多元的中国文化,对于新的现代文化,对于西方文化,都鼓励学生培养一种开阔的世界视野。北大的精神传统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追求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考,奋力开辟新的领域,投身国家和民族最为需要的事业。
下期看点:1952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调整后的北大史学系也随校从城内沙滩迁到西郊燕园,组成新的机构,名称由原来的史学系改为历史学系。院系大调整期间,在文化部和中国科学院的积极支持下,为抢救全国各地大规模建设工程中所发现的文物,培养考古文物工作人员,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门化教研室,把考古所、北大和文物图书三部分力量集中起来,连续办了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四期考古学培训班奠定了后来考古学学科教学和人才培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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