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母乳库：受捐者比捐献者更少 筹建不易、运营困难、监管空白，6年多来全国仅建25座
8月3日，广州举办“母乳喂养快闪”社会性公益活动，24位怀抱宝宝的妈妈集体哺喂自己的孩子。 图/视觉中国
李佳捐献的第一瓶母乳。受访者供图
广州妇儿母乳库001号捐献者徐靓（左）与刘喜红。受访者供图
广州妇儿母乳库外景。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广州妇儿母乳库挤奶区。新京报记者 梁静怡 摄
“总的来说，母乳库是平稳发展的。”
刘喜红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下称“广州妇儿”）临床营养科主任，也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广州妇儿母乳库的负责人。
她口中的“平稳发展”包含两层意思：积极一面是全国母乳库数量增至25家；消极一面是这种发展波澜不惊，6年多来母乳库的捐献人数、捐献奶量没什么突破。
这句话是刘喜红接受记者采访的开场白。镜头前，她穿着平底鞋、白大褂，熟练地摇晃装有淡黄色母乳的奶瓶，重复着母乳喂养的好处和母乳库的重要性。这些话，她不知说过多少次，一批又一批的领导、记者到来，一波又一波喧嚣散去，母乳库依旧平静。
从2013年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行起算，6年半的时间，中国大陆的母乳库数量仍然只有25家。在刘喜红看来，整个母乳库行业还是一颗种子，刚刚破土而出，尚未茁壮成长，“大家可能都在等待契机。”
契机或许很快到来。作为中国第一部涉及母乳库的地方法规——《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于10月29日通过，其中规定鼓励和支持医疗机构设立母乳库，向社会采集母乳，供有需要的早产儿、病重患儿等使用；鼓励有条件的哺乳期妇女向母乳库捐献母乳。
编号863
9月16日，生完二胎大约两个月的李佳（化名）第一次到广州妇儿捐献母乳。
母乳库位于住院部粉红色大楼的5层，但走进一层大厅，看不到任何路线指示牌，就连电梯内的楼层指引也只标出了5层的日间病房、礼堂，未出现“母乳库”。
走出电梯，左手边的玻璃大门上贴着“此门常闭”。门后不到5步是一间十几平米的办公室，被分为办公区、接待区、挤奶区、操作区。接待区有两张红色波点布椅，椅子间的圆桌上是两台黄色吸奶器、一箩筐一次性奶瓶和纸巾，椅子上方的宣传板上写着“请和我们一起支持母乳喂养！”
这就是广州妇儿的母乳库。李佳没想到它这么小，“我以为会是一个仓库”。
李佳拉上挤奶区的淡蓝色帘子，对乳房清洁后吸出了150ml母乳。母乳瓶的标签上写着“863”——她是这家母乳库的第863位母乳捐献者。
一块灰色隔板背后就是操作区。李佳捐献的第一份母乳，会先被拿到操作台旁的蓝色的母乳分析仪检测营养成分；然后用灰色巴氏消毒机消毒，62.5℃，30分钟；最后，母乳被放到零下18℃左右的冰箱里冷冻储存，保质期3个月。
为了保证母乳达到健康、营养良好、可信赖三条标准，捐献前，母乳库的护士肖妮蓉给李佳打过电话，问题包括但不仅限于宝宝多大，奶量多少，是否大量抽烟、饮酒、喝茶，是否吸毒或进行长期药物治疗……近6个月内，接受过输血的捐献者会被排除在外。
电话“面试”后，肖妮蓉还带着李佳在医院做了抽血体检，以排除乙肝、丙肝、梅毒、艾滋、巨细胞病毒等传染性疾病，费用由医院承担。
肖妮蓉说，像李佳这样的捐献者，母乳主要会捐献给在医院出生的早产儿。这些早产儿体重大多低于1.5千克，有些还有肠吸收不良、喂养不耐受、免疫缺陷病、术后营养不良等问题。
何昕就是这样一个孩子。2016年5月，何昕只在妈妈肚子里待了26周就出生了。他在保温箱里住了100多天后出院，却很快得了肺炎，呼吸困难，嘴唇发紫，情况危急。
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尝试母乳治疗，可何昕的妈妈没有母乳了。医生告诉她，可以申请使用母乳库的母乳，那些母乳来自健康妈妈，但可能存在不可预测的风险，比如捐献者病情属于潜伏期，消毒过程存在感染等。何昕妈妈同意了。
吃到捐献的母乳后没几天，何昕的脸色就从蜡黄变得红润，肠胃功能很快恢复正常，黄疸指标也下降了。
全国仅有25家
李佳踏入的母乳库建于2013年3月，是中国大陆第一家母乳库。它的筹建人刘喜红第一次见到母乳库是2011年夏天，在美国中部的艾奥瓦州。
刘喜红至今记得当时的震撼，那是一栋占地面积广阔的建筑，整座楼都是母乳库，储存房里是一排排灰色的冰箱，“每台冰箱都很大，装满了合格的母乳。”
艾奥瓦全州人口不到316万，母乳的捐献量、需求量都这么大，那人口将近1500万的广州呢？从美国回来，刘喜红就向医院提出建立母乳库，院长很支持，两年多的筹备后，广州妇儿的母乳库诞生了。
与母乳库发展成熟的欧美国家相比，中国人口基数大、早产儿多、母乳需求量大，母乳库规模和建设速度应该快速提升。但现实远远落后于理想，截至目前，中国大陆只有25家医院建立了母乳库。
“直到现在，一些四五线城市的医院可能没有想过要建立母乳库。因为母乳库主要针对危重病早产儿，这些患儿基本都会往大城市大医院送，所以它们不需要母乳库。”在佛山市妇幼保健院（下称“佛山妇幼”）营养科主治医师、母乳库项目跟进人谢绮平看来，母乳库的发展或许只能局限在省会或相对发达的地方。
佛山妇幼是在2017年想到建立母乳库的，但到了2019年，项目还在筹划中。
“场地是最大的问题，不是挪一块地那么简单。”谢绮平说，母乳库对空气、卫生要求很高，房间至少要有两个门，母乳运送通道、医用垃圾运送通道不能重合。但佛山妇幼用房紧张，场地之事一直搁置，直到2018年6月医院有了新址，问题才被解决。
启动资金是另一个难点。谢绮平算过一笔账，母乳库至少要有两台医用吸奶器，价格12万元；医用冰箱要有一大一小，还要有巴氏消毒仪、两台超净台、母乳分析仪，保守估计总价50万元。谢绮平说，这些钱完全由医院负担。而2007年宁波想要建中国第一个母乳库时，就是折在了启动资金上。
有了场地和钱，如何设置捐献、受捐规则是摆在所有母乳库面前的问题。“我们当时只能参考国外经验，但并不都适合中国国情。”南京市妇幼保健院（下称“南京妇幼”）儿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韩树萍说。
最重要的一点是受捐者是否要为母乳付费。在美国，母乳库的母乳本身不收费，但因为有检查、运输、人员等支出，受捐者需要为每盎司母乳付费3-5美元。但在中国，医院是事业单位，没有物价部门的许可不能收费。“现在对大医院，启动资金50万不算什么大问题，关键是后期运营成本，每年还要50万。”谢绮平说，从经济效益考虑，医院没有入账，完全是亏钱的，“所以建母乳库需要下很大决心。”
此外，国外的母乳库没有挤奶间，挤奶在家进行。第二天，母乳库流动车经过社区，存好的母乳倒入流动车。但在国内，最初只能接受到现场捐奶，怎么设置挤奶间、捐献前为妈妈检查哪些项目等，都要自己一点点摸索。
奶源告急
从试运营开始，广州妇儿的母乳库就面临缺奶的困境。
2013年3月，为医治一名患有自发性肠瘘的婴儿，广州妇儿决定尝试母乳治疗。但母乳库里没奶，刘喜红就跑到妇产科，对着产妇们一遍遍介绍，“我是营养科的大夫，如果你的奶多，我们有个母乳库，可不可以捐一点？”
刘喜红常常话没说完，就被产妇或家属拒绝了。一名陪房的老人一边挥手，一边嫌弃地说“没有，出去”。
打破僵局的人叫徐靓，是广东电台的主持人。2013年3月的一个台风天里，生完孩子10个月、正处于哺乳期的徐靓，为冷冷清清的母乳库捐献了第一瓶奶。
得知母乳库缺奶的困境后，她开始在电台、微博上宣传、呼吁，一下子收到很多私信。“那些妈妈说我有很多母乳，不知道还可以捐给孩子，我愿意捐。”徐靓说。
那是广州妇儿母乳库第一次受到关注，几十名妈妈从广州、肇庆甚至湖南赶来，《羊城晚报》、香港无线电视台等十几家媒体也来了，一下挤满了狭小的母乳库，“人多到门都推不开”。
但短暂关注后，母乳库恢复了平静。从第二年起，奶源始终没能实现突破性增长。
对于这种捐献者寥寥的情况，刘喜红早有心理准备。2012年底，她在广州妇儿门诊大厅做过调研，收到300多份产后0-6个月的妈妈递上的问卷。当被询问乳汁充足的情况下是否愿意捐奶时，表示愿意的只占25.1%。
与广州妇儿类似，其他地方的母乳库同样缺乏奶源。
2015年9月15日，陕西省第四人民医院新生儿科在微信公号上发文，“我科母乳库已成立3月余……然而近半月来，却无妈妈来院捐献母乳，母乳库已‘弹尽粮绝’。”据金羊网报道，2017年，广东省第三家、东莞市第一家母乳库运营两年，无一例捐献。
为了增加奶源，广州妇儿母乳库曾进驻海珠社区，上门收奶。但广州经常刮风下雨，无人来捐，尝试几个月后只能放弃。
有的母乳库开始接受冻乳，比如上海市儿童医院。过去，医院担心安全问题，怕冻乳的卫生等无法保证。“但妈妈到母乳库捐献效率太低了，冻乳大大丰富了我们的奶源。”上海市儿童医院消化科主任、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2016年接受冻乳至今，冻乳捐献量占总捐献量的92%。
现在，广州妇儿的母乳库也接受冻乳。捐献前，护士肖妮蓉会去家访，检查冰箱温度是否合适、是否有条件单独储存冻乳，而不和海鲜、肉类混放。就连家中宠物的干净程度，也会被考虑在内。
即便如此，截至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只有867名捐献者，平均下来每个月不到12人。
在刘喜红看来，捐献母乳的妈妈少，与整个社会母乳喂养意识薄弱息息相关。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9年研究报告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0-6个月婴儿纯母乳喂养率呈下降趋势。1998年，全国4个月内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为53.7%；到了2013年，0-6月内纯母乳喂养率只有20%。
广州市妇女联合会主席刘梅认为，奶粉商的大力推广对母乳喂养起到了消极作用。她记得有段时间，在广州一些医院出生的孩子都会收到一罐免费奶粉。奶粉广告到处都是，以致很长时间里，许多家长以为奶粉比母乳好。
不愿受捐
2013年3月，广州妇儿接收的那名自发性肠瘘患儿叫小江，10个月大。当时，小江的小肠和大便沿着肚皮上的小口慢慢流出来，两个月内，体重从9千克减至5.5千克。小江的父母被湛江本地医院告知：回家吧，治不了了。他们抱着孩子来到了广州。
彼时，小江在广州妇儿的外科住院，严重营养不良，瘦得皮包骨头，专家会诊时，刘喜红提出用母乳库的母乳试试。
医护人员调取了母乳，用注射器一点点注射到小江嘴里。两天后，他的皮下出血症状消失了，两周内，体重长了3.3斤。
小江并非个案，前文提及的何昕也是如此。刘喜红提出母乳治疗时，何昕妈妈质疑“母乳真有那么大作用？”但在没有其他办法情况下，她选择了相信医生，“后来才知道，母乳不仅是食品，也是药品。”
世界卫生组织官网显示，纯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婴儿腹泻、肺炎等疾病的死亡率，并帮助患儿快速康复。但不是所有家长都了解这一点，若不是孩子病重、无路可走，愿意尝试母乳治疗的人很少。“像小江的父母，也是把母乳看作最后一道生命线，没有其他办法了。”刘喜红说。
广州妇儿母乳库运营的头两年，一名儿科医生的侄子早产，住在新生儿科病房。刘喜红提议申请母乳库的母乳，可同事两手一摊拒绝了，“不吃，不要，我们吃奶粉。”就连医护人员的态度都是如此，刘喜红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母乳喂养意识的不到位。
截至2019年9月底，广州妇儿母乳库共有510位受捐者，比捐献者还少了300多人。刘喜红做过一次300人的问卷调查，在医疗需要的情况下，愿意让孩子接受捐献母乳的只有8%。当问及原因的时候，大多数人回答，“别人的奶怎么能给自己的孩子吃？”
“现在看，这种想法很幼稚很可笑，这种人也很少了。但在那个年代，就是实实在在地发生的。”刘喜红说。
安全的风险
除了观念问题，担心别人的母乳不安全也是重要原因。
2018年，有研究者在安徽蚌埠抽样选取了300名产妇及其配偶进行母乳捐献意愿调查，结果显示，不愿意使用捐献母乳的人中，80%“担心捐献母乳的安全性”。
2015年6月，距离广州妇儿30分钟车程的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下称“广东妇幼”）也建起了母乳库，成为广东省内的第二家。母乳库位于住院部6层拐角处，七八平米的小房间里温度骤降，灰色的冰箱门上贴着《母乳保存、消毒及使用管理》。
一开始，广东妇幼只接受在本院生产的产妇冻乳，这样可以减少体检费用。捐献者可以在家挤奶后打包送来，但护士长陈灵发现，保存冻乳的奶袋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甚至出现破损、渗漏。但这些问题医院很难控制，“我们又没有经费，你不能要求别人对吧？”
2017年4月，院内有新生儿出现血便现象。为了查出问题，医护人员检测了母乳库内亲母母乳和捐献母乳，结果在一份亲母母乳中检测出大肠埃希菌，捐献的母乳没有问题，但医院不敢再冒险。
“如果公共捐献的母乳出现问题，家长就会找医院。这本来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要是因为这个把自己搞得一身骚，谁敢去做？”广东妇幼副院长陈运彬说。从那时起，广东妇幼母乳库变成了亲母母乳库，只接受新生儿亲生母亲的母乳储存。
类似的安全风险，遍布母乳捐献、受捐的各个环节，从对母乳质量的把控、收集、检测到运输、储存、分发，都可能出现意外。韩树萍告诉新京报记者，在国外，这些问题有行业规范和运行指南，但国内各环节都缺乏行业标准和安全管理，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2017年，11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母乳库负责人组成了一个母乳库专家学组，用一年多写出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管理专家建议》《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质量与安全管理专家建议》。但就像它们的名字一样，两份文件只停留在专家建议层面，没有行政或法律上的约束力。
曙光将至？
在知情人士看来，母乳库发展遇到瓶颈，多少与政府相关部门未能有效参与有关。而政府的参与，一方面是资金支持，一方面是安全监管。
早在2014年的广州市“两会”上，公益机构“母乳爱”理事长、广州市人大代表雷建威就提过“关于由政府财政支持母乳库运行的建议”。因为除了启动资金，母乳库日常运行中对一次性吸奶器、奶瓶、奶袋等耗材需求较大，一套设备128元，平均下来每毫升母乳的成本就是1.4元。
“这笔费用，我们之前都是找爱心企业家募捐，2013年募集了36万，2014年20万。但如果哪一年经济不好，企业家都不理你了怎么办？”雷建威想到了政府。
建议提出后，原广州市卫计委于当年夏天回复：提供财政支持，没有上位法依据。“他们认为这是好事，但先按下不表，大家共同推进，以后再说。”雷建威说。但2014年至今，财政支持始终没跟上。
与广州不同，上海市财政对上海市儿童医院母乳库给予了资金支持。该母乳库负责人张婷说，从2018年开始，他们每年从市卫健委拿到167万元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母乳库的运营和研究。
安全监管方面，2017年，母乳库专家学组发表了《中国大陆地区人乳库运行现状分析》，呼吁政府部门颁布与母乳库管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以保证母乳库长期稳定的发展。两年过去了，唯一有动静的地方是广州。
2019年的广州市“两会”上，雷建威提交了《关于立法促进母乳喂养的议案》，其中包含一份《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草案）》。草案提议，由政府开办母乳库，并由卫生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母乳库的建设、使用、维护和管理。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草案征集意见时，广州市卫健委对此并不赞成，认为政府开办母乳库没有上位法依据，而且母乳属于食品，监管主体应该是食品监管部门，而相关部门对草案回复“无意见”。
2019年4月25日，广州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总工会、卫健委、妇联等领导参观了广州妇儿母乳库，对草案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实地考察，之后，一行人在广州妇儿的会议室里开了个小型讨论会。会上，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当即表示对母乳库很感兴趣，要像对待血库一样管理母乳库。但血库的监管早已成熟，母乳库则尚未起步，母乳储存、配送、监督检查等一系列政府管理办法全部缺位。
“底下没人出声。因为谁也没干过，不知道该怎么管。”这名知情人士说。
在刘喜红看来，母乳库发展涉及的层面太多：卫健委、发改委、财政局、立法部门，都得管。想让这些部门联动运转并不容易，好在《广州市母乳喂养促进条例》顺利通过，其中规定市、区政府应为母乳库的建设、运行和管理等提供经费保障，母乳库建设和管理的具体办法由市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我们还在等待，从国家层面给点关注，给点阳光就灿烂。”刘喜红说。
（应受访者要求，李佳、何昕为化名）
新京报记者梁静怡广东广州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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