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先行 北京迎来“大发现”时期 “考古先行”原则确立后催生一批重要成果，近5年两项成果入选全国“年度十大考古发现”
今年夏天，清华大学新土木馆大楼工地出土近百座墓葬，北京市文研所邀请清华师生进入考古工地参观，参与公众考古。北京市文研所供图
2015年6月，圆明园第一处公众考古场所向社会开放。
2014年11月，大兴榆垡镇，考古人员在用洛阳铲进行文物勘探。A12-A13版摄影（除署名外）/新京报记者 浦峰
2017年12月，圆明园紫碧山房遗址。
2014年11月，延庆大庄科矿冶遗址群发现工匠居住遗迹。
孙勐初到通州潞城镇古城村时，带着一个任务——找路城。
这座古城的名字从汉代史册绵延下来，西汉叫路县，东汉称潞县，如今叫潞城。它在北京东部繁衍生息近两千年，到了清代仍存，随后消失在大地上。2016年2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先期考古启动，一座砖室墓葬从通州潞城镇出土。这一角掀起了路县故城的盖子。
那时，一个关键谜团还没解开，路县城墙在哪里？确定了城墙位置，才能找到完整城址，还原这座县城里的汉朝。
近些年，随着城市副中心、大兴国际机场等重大项目实施和城市建设推进，因为“考古先行”的原则，类似路县故城这样的重量级考古发现，在北京不断诞生。
孙勐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同事奔向全市的考古工地，历史上北京城的更多细节，在他们手中浮现。
路县故城和数千座墓葬重见天日
第一次走进通州潞城镇时，孙勐被眼前的壮观景象所感动。
几十万平方米的考古现场在面前铺开，2000多名考古人员和工人，穿着印有“北京考古”四个字的工作服，正辛勤工作。勘探人员用洛阳铲搜寻地下的同时，发掘人员手执手铲将文物从泥土中清理出来。
那是2016年7月，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考古发掘已经进行了5个月，上千座墓葬陆续被发现。年代从战国时期延续至明清，以两汉特别是东汉居多，用青砖砌筑，墓室中散落着陶器、铜器、铁器、铅器、骨器等大量遗物。
一些出土物是考古人员从未见过的。比如骨器中的一套算筹，分长、短两种，每根筹棍两端齐正，这是北京地区首次出土算筹。
当时迫在眉睫的一项工作，是找到路县故城的城墙——北城墙已被找到了，但东、西、南三面城墙还深埋在地下。
文献资料显示，通州自西汉伊始就设置有路县县城，东汉之后改名为潞县。清朝时，古城遗址尚存，名为古城庄。
根据北京当地考古的规律，名叫“古城”的地方，十有八九确实有古代城址。如今的潞城镇古城村，很可能就是路县故城所在地。考古发现很快证实了这一猜测。就在规划中的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路县故城城址和数千座墓葬重见天日。
只有确定古城范围、保存状况，才能判定其历史价值，从而决定应该迁址保护，还是原址保存。这牵涉到城市副中心建设规划是否需要调整。
担心漏探遗址的细节，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定下“苛刻”的要求——每一探铲打上来的土，都要详细分析和记录。
副中心建设为遗址“让路”
城市副中心建设按照时间表推进，留给考古的时间并不多。
已经出土的北城墙有600多米长，孙勐与同事对北城墙勘探发现，城墙构造以夯土为主。他们便以夯土为标准，在四面寻找其他三面城墙。随后，东城墙、南城墙依次出土，最后发现的西城墙补上了拼图的最后一块，完整的路县故城浮出水面。
接下来的工作，揭示出这是一座了不起的城。
路县故城由城墙基址、城壕（护城河）、城内遗存、城外遗址区组成。城内明清、辽金、汉代三个时期道路相叠压，城外发现了大量汉代沟渠、道路、房址、灶、灰坑和瓮棺等，出土了铜镞、陶釜、陶豆、铜钱等遗物，以及周边的数千座墓葬。
复杂的历史时期交错和数量可观的出土物，展开了一幅阡陌纵横、熙来攘往的繁华图景。
在城外1.6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孙勐与同事又发现了100多口汉代水井，城外遗址还出土了6种农作物碳化后的种子，足以证明，这里曾是生机勃勃的繁盛之地。如果完整保存和研究，这将是全国第一个对汉代县城的具体发掘案例，人们得以看到一座小城里的汉朝。
“汉代城址与其周边大量墓葬同时发掘，这在北京考古中是第一次。”孙勐当时很兴奋，因为这是他头一次专做城址考古。
同一时期，北京南部，另一位考古人员张智勇带领的团队，也在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揭开了一片墓葬群。新机场考古于2015年开始，他们的时间更为紧迫，机场计划2018年完成主体工程，2019年投入使用。
很多考古项目启动时，周围建设工程的奠基时间往往已经确定，考古便一直在倒计时中进行。有时为了加快进度，同一个工地上，这边还在考古勘探，那边建设工程已经在勘探结束的地面上动工。
考虑到路县故城如此重要的发现，文物部门慎之又慎。北京市文物局向上级打了个报告，阐释了路县故城的重要意义，建议进行原址保护。上级很快就批复同意了。“发现以后就立即决定保护，建设遗址公园，这种决策速度和保护决心，从全国来看是很难得的。”孙勐说。
自打路县故城重见天日，城市副中心的建设都在让路。京唐铁路、城际铁路的规划路线，原本穿过城址的西北，为了保护城址，新路线将钻进地下，从城底穿过。原计划从正中心穿城而过的通胡路，未来也将改道绕行。
文物研究所工作量增加近十倍
北京重大考古成果集中出土始于2014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从那年突然忙碌起来。
当年，《北京市地下文物保护管理办法》实施，明确要求旧城之内建设项目总用地面积1万平方米以上，和旧城之外2万平方米以上的建设工程，要进行考古调查、勘探。“考古先行”原则正式确立。
自那以后，建设单位申报的考古项目猛增。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第三考古研究室主任、圆明园课题组组长张中华回忆，那阵子北京所的工作量增加了近十倍，考古人员个人工作量也增加了四五倍。
2014年至今，5年里张中华只休了3天年假。“5＋2”“白＋黑”成为常态，白天在考古现场，晚上还要回到单位查材料，做些案头研究。
截至201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为了配合北京城市基本建设，完成考古勘探工作1311项，考古勘探面积15677万平方米，相当于把三环内都勘探了一遍。
“考古发掘399项，发掘面积34.1万平方米，无论项目数量还是考古面积，在全国都首屈一指。”北京市文物研究所所长白岩说。
路县故城考古最忙的一段时间，孙勐将近2个月没在家住过。考古队就近在当地村民家租了些房子，每间4个上下铺，住8个人。
更大的挑战来自专业性。随着考古深入，越来越多的知识盲区暴露出来。“这个项目对我来说，从时代到类型，一下子扩展出去了，遇到很少接触的东西。”孙勐挤出时间参加城市考古培训班，去外地的遗址现场学习，所里也请来全国最好的专家讲课，以及到考古现场指导。
2002年进入研究所工作以来，这是孙勐知识量增长最快的时期，堪比在学校求学阶段。而且学到的知识都能立刻用上。
“北京考古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新阶段。”张中华说，不仅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在这过程中，保护手段也越来越多，对相关问题的认识越来越深刻，对北京古代文化面貌的了解越来越清晰。
北京考古的“好时候来了”
一直以来，北京不像陕西等考古大省，新遗址和新成果并不算耀眼。
但近年来这些密集面世的考古发现，催生了一批重要考古成果。全国考古界最重要的评选“年度十大考古发现”，近5年北京入围了两项：2014年的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和2016年通州汉代路县故城遗址。
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的工地上，300余座墓葬被发现和清理，400多件文物出土。
世园会的建设范围内，发掘出了1160座西汉至清代墓葬，出土了多件刻有“太康六年”“上谷”“阿秋侯君”等字样的铭文砖，以及银质龟纽“偏将军印章”，对研究此地的军事建制提供了新线索。
房山区河北镇棚户区项目中发现了清代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的庄亲王家族园寝群，是迄今考古发掘出的唯一一组清代亲王园寝。
北京的考古人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大发现”时期。
在此过程中，一些尚未普遍使用的新技术被大量引进，改变着北京考古的面貌。几乎所有新的考古技术和方法，都用在了路县故城和副中心的考古中。
在六环以外，他们经过批准使用无人机航拍，利用高空影像的研判，大范围了解历史文化遗存的分布规律、古代环境，分析古代人类生存、生产、生活的情况，并建立起更有立体感和层次感的三维遗址模型。
在圆明园遗址，他们建立了以大数据为基础的考古信息系统，录入所有圆明园考古资料，总结成果和规律，为未来考古决策和遗址保护提供依据。
在大运河通州段，2018年，他们调查了水下古代沉积、运输、沉船的情况，探索大运河水面下遗存埋藏和分布。这是近年来全国风头正劲的水下考古手段在北京的第一次应用。
“应该说，北京考古进入一个好时候，这些大项目带动了一批考古人的成长。”孙勐记得，2014年之前，他每年只做一两处发掘工作，比较轻松。如今，他们每个人的工作量是其他省市的好几倍。
2018年，人社部、国家文物局时隔6年再次评选全国文物系统先进集体，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名列其中。
大遗址上的“绣花功夫”
配合城市建设和重大项目的考古项目，需要快速的执行力。而大型遗址的考古和保护，更需要绣花功夫。
2017年，圆明园如园的含碧楼前，一块刻有“御题”二字和两方篆书印章的断石重见天日，印章钤刻着“嘉庆御笔之宝”。嘉庆御笔在如园发现，证明了嘉庆皇帝重修如园的史实，史料中的多种记载有了实物明证。
如园是长春园五园中最大的园中园，乾隆皇帝时期仿照江宁瞻园而建。近年来，考古人员对如园开展两期考古发掘，使其成为圆明园遗址考古的代表项目。
圆明园考古始于1994年，2000年至-2004年进行了一批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2013年开始进入第三个主要阶段，有计划地进行常年考古发掘。
张中华带领的课题组，完成如园这座北国江南园林关键节点的考古，还未揭开整体面貌，就花了近4年时间。要知道，如园总面积不到2万平方米，整个圆明园却有300多万平方米之大。
“圆明园考古是个一二百年的大工程。”张中华说，圆明园有86处地上可见遗存，一些正遭受环境的侵蚀，保护性考古势在必行。
大遗址，是融合遗址考古发掘、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等理念和实践的综合试验田，也是考古和保护能力的集中体现。我国专门出台了《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圆明园遗址的展示利用提升被写入其中。
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项目在跟时间赛跑，而大遗址的保护，则要耐心地与时间同行。
目前北京的大遗址包括周口店遗址、圆明园、延庆大庄科辽代矿冶遗址群、琉璃河商周遗址、汉代路县故城遗址、金代皇陵、长城等。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考古研究人员正在通过这些大遗址实践现代化的考古和保护理念。
2016年起逐渐揭开面纱的路县故城，成为北京一处新晋的大遗址。在孙勐看来，这也将是北京第一个真正有“考古感觉”的遗址公园。
全国的遗址公园建设尚未有标准模式，较为成熟的仅有杭州良渚遗址公园等几处。孙勐认为，作为新挖掘的古城，路县故城可以为北京未来遗址公园的建设探索经验，“例如，未来的遗址公园里，一定会有公众考古的部分，让公众目睹甚至参与考古。”
考古过程向公众开放
公众考古已是圆明园遗址的常态。在圆明园的考古工地外围，每天都有观众趴在隔离带上，围观探方里的考古队员如何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如何用刷子一层层掸去沙土，揭示出那段人尽皆知的历史中的证物。
向公众开放考古现场的提议2014年被首次提出，张中华表示了反对。
原因是每天的考古和研究事务都忙不过来，哪还能分出精力专门向公众解释？而且在一双双眼睛注视下，考古人员肯定浑身不自在。
张中华抵触了整整一年，但公众考古的趋势不可逆转。2015年，圆明园考古工地开始尝试对公众可见。又过了一年，他们与圆明园管理处合作，把考古现场实时直播到网上。
2016年8月17日早上8点，圆明园远瀛观遗址考古现场出现在直播屏幕里。考古人员用手铲把文物表层的泥土清理到一旁，随后将土收集到写有编号的袋子中，以检测土里是否还有遗留物。不到1个小时，3件琉璃构件被清理出土。
那天是个工作日，直播开始十几分钟后，同事把手机递到张中华眼前。直播间里已经涌进十几万人，评论里一片赞扬和关切。张中华立刻感动了：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关注。
自那以后，开放考古工地成了工作的一部分，他们不仅要习惯在注视下工作，还要解答“好奇宝宝”们的各种问题。他们还走进学校、图书馆和社区，举办了一场场讲座和展览，面对面讲述考古人的生活。在图书馆的讲座里，上到步履蹒跚的老者下到小学生，都坐在一起，听张中华讲述考古的趣事。
“他们发现考古人并不神秘，也不特殊，大家都是普通人。”张中华说。
如今，每年有近200万人在圆明园参与公众考古。在张中华看来，这是一种双赢，老百姓满足了好奇心，增强文物保护的意识，考古人也获得了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今年5月，在清华大学新土木馆大楼工地上，近百座墓葬被齐齐揭开。清华学子没有放过这件发生在身边的奇闻，很快把它送上了微博热搜。当时墓葬四周已经用围挡隔离，隔壁第六教学楼高层能够俯瞰墓葬群的窗前，成为最佳观景位。
这些墓葬没有出土多少文物，价值并不算高，但出现在人口密集的高校内，四周围绕着极富好奇心的学子，考古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注视。围观群众里还有很多相关专业的师生、未来的同行。
张中华觉得，这可能是普及公众考古最好的机会。
在北京市文物局的支持下，考古队决定向师生代表开放现场、分享考古成果。为了不被专业的师生问倒，作为讲解的张中华进行了认真的准备。最终，发掘还在进行时，近300名师生就在有序组织下，走进了考古现场。
路县故城遗址公园里，未来公众也有望目睹考古现场。
距离找到路城已经过去了3年，每年的大部分时间，孙勐还是待在路县故城的工地上。如今，遗址公园规划已经编制完成，城墙外的一期绿化正在进行中。
孙勐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通过考古认识这座城。他和同事正对城内构成、城址功能分区进一步发掘研究，希望找到城内道路、确定城门位置。以道路为线索，搞清是否存在手工业区、衙署区、居住区等，了解这座汉代县城的更多细节。
记者手记
比考古成果更让人欣慰的是，近几年以圆明园为代表的考古现场开始向公众开放。
随着公众考古议题越来越热，不断展开实践，老百姓终于有机会接触到神秘的考古工作。早该打开的大门，终于露出了一条缝。
中国是文明古国和考古大国，但知名的考古学家并不多，李济、裴文中、夏鼐、宿白……这些考古界泰斗尚不为广大公众知晓，更别说孙勐、张中华这些一线的当代考古人。
这种不了解，为考古工作带来过实际阻碍。今年年初，江苏扬州一考古工地上，考古人员被街道综合管理大队人员打伤，考古工作受到阻挠，国家文物局通报声援。这反映出，社会对考古工作和考古人员的尊重还不够，对其重要性的认识还有待提升。
这次采访中，我见到了多位北京文物研究所当前重大考古工程的负责人，他们无一例外肤色黝黑、衣着朴素、行色匆匆，采访都要掐表计时。
他们正从地底挖出另一个丰富多彩的北京，而北京考古“大发现”的时代，也是他们向公众讲述考古的重要契机。不断产出成果的考古工地，应该成为考古界与公众的天然桥梁。
A12-A13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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