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访谈 安黎：不要以为掌握信息多了就有文化
“我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人。”作家安黎这样解读自己，记者着实有些意外，毕竟这是一位被誉为“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的作家，似乎理性占比应该更大些。不过访谈后就明白了，若非一个感性的写作者，就不会用全心体悟身边微小的事物，就没有洞察世事后的冷静叙述。难怪在第29届书博会上，贾平凹在安黎新书《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的首发式上说：“安黎有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对社会有独特的思考，在表现上有独特的办法，三个独特决定了安黎的作品。”
写作的语言讲究天衣无缝
有一些评价说，安黎是陕西文坛中的异类，当记者问安黎是否认同这种说法时，他微笑着说：“我的确在文学方面不合群。”安黎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理想主义高涨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作家，启蒙意识、批判精神扎下了坚实的根基，从精神谱系上说，他承袭了五四文学传统。这跟绝大多数陕西作家所延续的文学传统是泾渭分明的。
华商报：你认为自己的作品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安黎：我十七八岁开始写作，写到二十四五岁才发表，此前大量作品只是草稿，这带给我的是苦闷，但回过头看，积淀了语言功力。我在语言上追求使读者感受到语言的魅力，不能似是而非，不能让人读了三行就厌倦，要有新鲜感、有创意。别人用过的比喻，我不会再用，我的比喻要让读者读了之后去想。现在的人没有义务把你文章读下去，那你的语言就要有魔力引导读者，让他觉得有意思。
华商报：这样的魔力具体怎样表现出来呢？
安黎：写作的语言讲究浑然天成，天衣无缝，曾经有人说我的文字很朴实，我要说他这样认为的话就没有读懂我的文字。高明的作家要像高明的裁缝，不能让针线露出来。我不追求张扬、华丽，但是追求恰当、准确。
华商报：有评论称你是“思想的王国，语言的石匠”，刚才说了语言运用部分，那么思想方面是怎样选取合适的语言来表达呢？
安黎：语言如果没有内涵，依然没法吸引人。语言要贴近人心、人性，让别人有共鸣，有心灵的同感，语言和内容要契合。文学不仅仅是语言艺术，语言是载体，载没载东西是最重要的。如果没装东西，别人读完之后就会忘掉，如果你的语言能够让读者有震撼、共鸣，甚至有疼痛感、有精神的释放，那是比较高的要求。我在朝这个方向努力。
作家要找到人心共性的东西
安黎善于写小人物，曾经写小说的名字干脆就叫《小人物》，他是真的了解、熟悉这些教师、医生、售货员、小官吏，将他们的内心世界呈现出来，却又有管窥全豹的象征意义。正如他的新作、长篇散文《石头发光的地方——回望耀州》，写自己熟悉的家乡，却也不动声色地解剖着一个中国的社会标本。
华商报：你对生活的体察细致入微，平时是如何观察生活，并引发思考写入文章的呢？
安黎：大量阅读、观察、思考。通过观察社会、人生形成自己的见解，通过阅读历史、中外风云变化，形成自己观察事物的方式，你就有了洞穿能力。通过阅读、体悟，要有一种善良的人性。作家必须是善良的，要用善良的目光去看，用自己的角度去理解别人的感受，找到人心共性的东西，不是简单化地写自己的感受。如果你光写自己，你不会写出大作品，你必须把自己放到整个社会中，把自己的命运作为解剖社会的标本。比如我写耀州，就把它当作中国的一个标本来解剖。
华商报：这种能力可以通过后天习得吗？
安黎：这就是长期积累、沉淀形成的能力。我现在空闲的时候也在给一些孩子做心理辅导，至少有两个孩子，我把他们从监狱送回了学校。我看不得别人的苦难，看到孩子走向偏路就特别惋惜、伤心，会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我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哪怕一个母亲打三岁的孩子，我都受不了，见不得孩子哭，我也会跟我的小孙子讲：蚂蚁有自己的生命，有自己的妈妈，你踩了它，蚂蚁妈妈就找不到它了。树叶也有自己的生命，不要轻易摘。我们需要一种大爱，一种悲悯情怀。
华商报：你觉得现在年轻人群体在这种情怀上做得怎么样？
安黎：虽然现在经济生活越来越好，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但这并不代表人的教养、大爱情怀在普遍提升。关心别人、在乎别人是一种美德。我最近在《美文》刊首语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反逻辑的逻辑》，是对生活的一点感想。我坐公交车，有个年轻人手机外放的声音特别大，我就劝他戴上耳机或者关小音量，他说：“咋啦，这是公共场合，又不是你家里！”我说：“正因为是在公共场合，你才要注意，在家里随便你怎样都没人管，你这是反逻辑的逻辑！”
文学作品为什么苍白？
因为缺乏思想
作为《美文》杂志副主编，安黎过手的文学作品投稿不计其数。在他看来，作者在语言上带有偏见、认知低幼的并不少见，这表现出作者知识上的缺陷。而这些写作上的问题，都和阅读的多少有关。
华商报：你的阅读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吗？
安黎：首先读书量要非常大，你不仅仅要读文学，还要读懂历史、读懂经济，了解很多其他学科的知识。我跟什么人都能聊，曾经和做餐饮的人聊天，我告诉他自己总结的关于做餐饮的几点，他认为很有道理，问我：“安老师你是不是办饭店的？”我说我是研究社会、研究人心的。看问题不能只看棋子，高明的人要看到整盘棋。第二就是，我是手拿着笔才读，而且读就要读经典。比如福克纳的意识流，跨度很大，但是它过渡得特别奇妙，过渡词、一句话，能把时间轴拉前拉后。我遇到奇妙的比喻、字词，要划出来。通过阅读要养成思考的习惯，才能让文化深入骨髓。
华商报：你自己喜欢读哪些类别的书呢？
安黎：我喜欢哲学、地理学、宗教学，贾平凹曾说我的读书量很大。作家就应该研究文学史。我们看到五四时期，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很多作家都是大师，他们都饱学。现在的人在知识上有很多缺陷，这给写作带来了很大的问题。
华商报：这些问题是指什么？
安黎：我作为从业多年的编辑，看过大量的作者来稿。直到现在，有作家描写西安的文字还是：“西安这座黄土高原上的城市”“这个蛮荒的什么什么……”这种带有偏见的、低级认知的语言并不在少数，你从中能看到当下中国文学的素质。目前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差距很大，有时候我们意识不到。
华商报：你认为是什么造成了目前中国文学的这种充满苍白感的现状？
安黎：文学作品为什么苍白？因为缺乏思想。有时候简单认为思想就是说教。如果你能用微小事物的叙述让人感受到震撼，通过微小事情的挖掘，让别人感受到别人发现不了的东西，这才是了不起。任何一粒尘土都没多余的，就是这些土坷垃组成了地球。任何东西带着思考去看，它就不一样了，你就有一种爱和怜惜。
不要以为掌握信息多了就有文化了
虽然安黎是个意识上非常先锋的作家，但是他的文学观还是严肃的，对于网络文学的游戏化、时代浮躁病、手机碎片化阅读，他也表达了旗帜鲜明的反对。
华商报：现在一些年轻人新造词语，形成网络流行词，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安黎：文学为什么很少出经典，很少形成特别受人尊重的作品？文学的游戏化、拆解、变异、戏谑要负很大的责任。我曾经给一本80后作家群体的访谈录作序，我把他们的作品浏览了一遍，十句话里四五句病句，基本语言规范都没有。真正好的作品，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气势恢宏，具有人道主义光辉，语言诗意化，那种思想观念传递着一种爱。我们需要把真正的经典送给读者。浮躁是一种时代病，不仅仅体现在大众层面，也体现在知识分子中。我曾经在四川某大学进行讲座，研究生提的问题没有任何深度。希望从事文学的朋友能多读书，沉静下来，不要忙于各处发表。读书越多才越知道自己的无知。
华商报：如果这种浮躁与受教育程度并无直接关联，那么用什么方法可以补足？
安黎：成为文明的族群，从阅读开始，而且阅读也要挑选真正的经典、真正滋养人的读本慢慢读进去，转化为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转化为举手投足的教养。社会经济繁荣了，人们的文化素养也要跟上。
华商报：现在年轻人都是“低头族”，碎片化阅读已经让人们很久不读一本书了。
安黎：我是一个碎片化阅读的反对者，我觉得中华民族真正要受到文化的滋养，靠碎片化阅读是不行的。手机是把双刃剑，好的地方是快捷传递信息，但信息是信息，文化是文化。不要以为你掌握信息多了就有文化了。我是深度阅读、纸质书阅读的支持者。真正接受文化滋养的人要一个字一个字看，用精神体验，从字词句里补充自己遣词造句方面修炼的不足。华商报记者 路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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