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商文学院 信息爆炸时代如何破解『知沟』
本期主持人
华商报社副总编辑 李明
本期嘉宾
史雷鸣：博士、诗人、艺术家、学者。主要研究符号学、社会学、美学、人工智能等。出版《作为语言的建筑》《从泥土到上帝》《物与词》等学术专著。构建了广义语言论的哲学理论，和人工智能的语言学原理。
杜君立：通俗历史作家，主要作品有《历史的细节》《中国盒子》《历史的慰藉》《现代的历程》和《新食货志》等。曾活跃于各大门户网，撰写了大量时评和文史随笔，被评为“影响中国100名博”“十大网络原创作者”等。
齐钊：博士，西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院长助理，入选2016年度西北大学“青年学术英才支持计划”。研究领域主要包括：社会学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心理学等。
崔慎之：资深媒体人、长安大学副教授。入选2017年度高校与新闻媒体互聘“千人计划”。主创的广播节目获得中国广播影视大奖、中国国际广播新闻奖、中国广播电视协会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陕西新闻奖、陕西广播影视奖等三十余项。
8月8日，华商报联合华商网、二三里资讯共同打造的“华商文学院”全媒体会客厅正式展开。以“传递文化知识、塑造文化品格、建设文化高地、增强文化自信”为初衷而设立的“华商文学院”，第一期话题聚焦“知沟”，这是一个听起来生僻，却默默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文化现象。围绕着信息爆炸时代如何破解“知沟”，华商报社副总编辑李明和4位嘉宾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碰撞。
每个人都会面临“知沟”
你在“沟”的哪一边？
“知沟理论”是关于大众传播与信息社会中的阶层分化理论。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这样一种理论假说：“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通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这就是知沟理论的诞生。
可能很多人会觉得传播学的理论和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它其实就对我们的生活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本次“华商文学院”活动的主持人李明说：“计算机技术带来的传播革命极大地丰富了我们信息的数量，但同时信息的海量重复、碎片无序、真假莫辨，尤其是机器依据个人的阅读爱好推送一些信息，但这没有让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多而变得智慧了、精神富足了。这些无用信息占据了我们更多的学习时间，甚至出现低能化。”
杜君立用一个实例来证明“知沟”的存在，“前几年互联网搞过送课下乡，把北京、上海一些知名学校的名师课程课件，通过互联网送到云南等偏远山区的学校，让贫困山区的孩子也能享受同样的名师教育。但事实上，这些贫困山区孩子即便有渠道听名师讲课，也没法弥补和北京上海孩子之间的鸿沟。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信息爆炸时代
“知沟”扩大还是缩小了？
在大众传播学界，有人认为互联网引发的信息爆炸，并不能缩小“知沟”，甚至会扩大“知沟”，这一点引发现场最激烈的讨论。
崔慎之认为互联网存在的问题，需要用更开放的互联网来解决，“从幼儿园开始接受教育的差别在高考时形成了真正的鸿沟。如果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给山村孩子直播优质的知识，那么可不可以打破这种鸿沟？我是持乐观态度的。”而谈到互联网对于“知沟”的影响，史雷鸣认为互联网对知识有空前的整合，海量知识尽在这里，每一个人有自由选择权利，已经实现了获取知识的理想状态，但是基于大数据技术推送的“被互联网”“被知识”是应当警惕的。
同时，因为资本、利益、人群分化等原因，造成了知识碎片化的表象。杜君立讲述了自己的体会：“我小时候在家乡看过很多秦腔，戏曲是讲故事的，里面有人情世故、道德教化。后来戏曲在一些电视节目中成为片段，再到现在变成抖音里的一两句话、一两个招式。秦腔被“肢解”了。”知识在娱乐化的过程中失去了体系，而碎片化的知识，无法形成滋养我们的有用的东西。
填补“知沟”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谈论“知沟”，并不是说要每个人都通过获取专业知识成为精英。我们所讨论的，是普通人在海量信息面前，如何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形成自己的逻辑体系。
如果说“知沟”的两端是不同的人群，那么区别他们的不是互联网，而是面对海量信息时，是否具有辨别、吸收的能力。齐钊举例：“装修如果出问题，后果比较严重，当我们接触到这类生活中需要却又是自己知识空白点时，知识该从何而来？受过一定教育、具有很强学习能力的人和这些方面稍显薄弱的人之间，就形成了差异。”
当我们从互联网上获取信息的时候，可能没有注意到自己被无形的指挥棒所牵引。崔慎之说：“互联网有机会生成好的内容时，谁来分拣、谁来分享成为一种权利。”嘉宾们认为，通识的知识，还是要由知识分子来生成。媒体在这个环节也扮演重要的角色，客观、冷峻、独立、公正地报道事实显得尤为重要。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在互联网需要建立好的机制，才能让知识的获取变得有效率。
总结发言时，崔慎之说：“任何时候，独立的思考永远比热情的盲从更重要。”齐钊表示：“大家要多读经典著作。”杜君立建议大家深入阅读纸质书籍，“读书没有弹出窗，文字本身引发思考。”史雷鸣说：“人工智能可能会填补知识鸿沟，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命运会偏向爱学习和思考的人。”
特别鸣谢柒茶书里场地支持
嘉宾观点
史雷鸣：知识鸿沟一直存在
史雷鸣认为知识鸿沟一直存在。“人类早期的知识在很小的范围垄断。随着文字、印刷、报纸杂志、教育、电子媒体和互联网的发展，虽然鸿沟依然存在，但是教育的普及和互联网的兴盛，使得每一个试图寻找知识的人，拥有空前的机会和便捷，并且绝大多数的知识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是开放的。”
他认为知识差异普遍存在，但鸿沟其实在减少，“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获取知识最容易的时代。对于追求知识的人是极大的红利。对于不尊重知识不愿意学习的人，他自身才是一道鸿沟。而有没有互联网，可能算是一个技术和基础设施造成的鸿沟。”
随着互联网和自媒体的影响，知识传播有新的混乱和复杂性。但史雷鸣认为主动性的知识搜索，依然可以得到较好的知识材料。而被动性的被推送知识，是可疑的。“媒体和知识分子怎样互相选择，发现优质知识并更好传播，是需要思考的方向。在互联网时代，减少因无效知识和信息带来的错误和干扰以及对时间的浪费是重要的。”
史雷鸣提出知识可以分为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应用等几个层面和环节。人类史本质上是一个知识生产史，甚至劳动也是属于知识的实践环节。他谈到：“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知识生产者。出版、媒体和教育是主要的知识传播者和传播环节。每个人都是知识的拥有者、受益者。在某种角度看，知识分子创造的知识，是一个人类共有的公共化的知识财富，知识领域是人类最早最深度的进入“共产主义”的部分，知识具有强烈的公共属性。”
史雷鸣认为：“人类知识，一方面碎片化、分工化，一方面也在互联网和教育领域以及网络百科等载体中走向整合。苏格拉底说，知识是最大的善。知识鸿沟，在互联网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容易克服的问题。而人工智能，如果是公共化、互联网化、开放的，将极大地整体地克服人类社会的知识鸿沟。对此我是乐观的。”
崔慎之：任何人都可以打破自身的“知沟”
崔慎之认为，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爆炸比过去任何时代都有利于传统意义上“知沟”的缩小。“过去由于贫富分化而导致的信息获取方面的分化被搜索引擎缩小到指尖，一个人只要有强烈的主观动机，网络就可以帮他洞开知识的大门。”
她表示：“互联网以其开放性打破了传统社会由精英垄断的话语权，人人皆可传播的图景重构了话语生态，普罗大众被释放的话语及其信息传播一方面使网络声音更加多元，另一方面呈现出民间诉说和精英视角的对立。针对涉及公共讨论时大众更易诉诸情绪，日常信息消费中大众多沉溺娱乐休闲，精英尤其忧心。事实上，从能够表达到学会表达需要过程，当下网络信息的良莠不齐是一个正常的过程，当普罗大众传播情绪与偏好不受束缚，当精英群体传播洞见与观点一样自由，才是健康的传播生态，即任何人都可以在强烈的内驱力下在对比中甄别和成长，打破自身的“知沟”。”
当我们承认互联网的开放精神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那么其在开放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更加开放的精神来面对。崔慎之说：“互联网释放了大众的表达欲望，也同时拓宽了机构媒体的腾挪空间，但是众声喧哗下，自媒体始终缺乏普遍的采访权，而这一点恰恰是机构媒体的优长。如何充分发挥机构媒体的采访、调查、资源配置、信息分拣与观点生产能力，既能养护传播生态，也可涵养受众理性，更能树立机构媒体的公信力。”
至于有学者担忧，基于用户画像的算法推送使媒体能相对精确的定位自己的用户，这在催生个人定制信息的同时，也导致新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效应”。她认为：“这些现象并不可怕，首先技术会越来越成熟，其次受众参与信息制造、筛选和传播需要学习的过程。与其担心受众在互联网信息中作茧自缚，不如深思赫胥黎的警惕“我们将毁于我们所热爱”。”
杜君立：“知沟”仍在继续拉大
互联网是否加大了知识不平等？杜君立认为：“在互联网时代，知识、信息与数据之间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若以互联网传播的广义上的“知识”而言，可以分为有用的知识和无用的知识，有用的知识包括职业（专业）知识、商业信息经济和实用知识，这些可以带来实际利益的知识与信息，不同阶层都可以充分利用，从而缩小了阶层差距，使各阶层趋于平等。比如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脑上公开课，利用电子地图和移动支付，可以及时获知商品和市场信息，但一些高度专业的知识及领域内的知识断层依然存在，互联网并不能弥合这种“信息鸿沟”。“无用”的知识包括人文社科之类的常识和娱乐，前者指一个健全的现代公民对事物的思考、分析、批判与是非观念，这些知识并不能带来现实利益，但它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感和独立人格，增强人的幸福感和完整性。移动互联网导致的信息碎片化，对这方面的“知沟”有一定益处，从总体上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参与意识，但将知识系统化并形成一种思维训练，互联网在这方面仍无法取代图书的作用。而是否阅读仍是不同阶层最明显的“知沟”，且阅读的“知沟”仍在继续拉大。”
他透露：“我现在的知识生活重新回到书本上，主要是阅读和写作，阅读成体系的知识，进行有趣的思考，尝试将这些新发现加以梳理，使之成为完整的、成系统的知识。”
齐钊：纷繁信息 到底有多少是知识的呈现
“在我看来，知识和信息一定是有区别的，和信息相比，知识至少具有系统性、逻辑性、可验证性和可发展性。因此，在互联网时代这种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到底有多少是知识的呈现，我们需要进行思考。”齐钊谈到，上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提出这个理论假设，是基于对当时美国国家教育电视台推出的一部旨在向贫困家庭儿童传递生活常识和提供平等的接受教育机会的电视系列片的实际效果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一举措并没有缩小贫困家庭儿童和富裕家庭儿童知识上的差距，反而有所增大。“这种现象的出现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性背景下的未意图后果。后来沿着这个理论思路，又有学者相继提出“信息沟理论”和“数据鸿沟理论”。”
齐钊认为：“在宏观层面，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社会阶层等方面的不同，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知沟”现象的出现；在微观层面，每个个体面对互联网时代大量的知识，其自身的认知资源在特定条件下是相对有限的，而这就影响到个体会对各种知识进行有选择性的了解和认知，这种选择性又跟知识与个体自身生活世界的关联性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也就导致人们对待知识不同的动机和态度。因此，为了减少和弥合“知沟”，至少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同时着手，一方面用力减小贫富差距，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教育文化水平；另一方面则需要从个体层面去提升个人了解和学习各种知识的成就动机。”本版稿件由华商报记者 罗媛媛 路洁 刘慧 王宝红 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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