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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工人报 2019-07-15 06:15 大字

年轻时,在陕西省建筑构件厂团委工作,读报读到“恽代英”时,读成了“恽(hun代英”。在座的席政说:“小马,那个字不读“hun”。”“不读“hun”读什么?”席政没有说。他是为我留点面子。

我是个好面子的人。读报结束,各团支部书记都回了基层,我却坐不住了,赶紧拿出字典查了起来。当然读什么大伙儿已经明白,我就不多说了,但自尊心让我羞耻了很长时间。那会儿《中国青年报》每期都有一个火柴盒那么大的地方,登载“容易读错的字”。我便顺手剪了下来,压在玻璃板底下,认真读、认真记。时间久了,玻璃板下全是“容易读错的字”,满满当当。

我自此发现,有些好学的人来了,看见玻璃板下这些字,会认真地看上一会儿,而有些人则不然,熟视无睹。我那时由于喜欢自学,颇受教育科科长赏识。另一位也在机关工作的青年说:“他在团委,有时间。”教育科科长是个直性子,不像席政批评人那么委婉,他毫不留情地对那位青年说:“你没有时间?”是啊。大家都在机关工作,都是八小时工作制,业余时间都一样。一个有时间,一个没时间,显然是借口。关键是你把时间用来干什么?

中国汉字量大,读不准或者容易读错,这是难免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即使像我这样热爱文学,又当过十年杂志总编,时不时爱查一下字典的人,仍然会经常出错。有年去商洛,说到“商山四皓”,我就说成了“商山四鹄(hu)”。同行的张敏娜女士当场指出,令我面露赧色,一时无颜。类似这种错误,心理学上叫“识记不准”,就是第一次没有记准确,以后则会屡屡读错。这种错误还不好纠正,因为它不是不认识而读半边,是根本没有认识,此字认成了彼字。这是心理学问题,有后天形成的习惯,也有先天遗传的不足。当然专业文字工作者不能以此为借口。错了就是错了,脸红到臀部也不能寻找理由。

记得李建军曾批评一位名家将《祝福》写成了《祥林嫂》,这位名家的朋友为其开脱,说“祥林嫂”是主要人物,可代表《祝福》。人们知道祥林嫂是鲁迅书中的人物,但并不等于书名就是《祥林嫂》。因为翻遍《鲁迅全集》,都找不到《祥林嫂》这部书。

这是常识性错误,但也是错误。过去出版社的校对都有标准,差错率不允许超过万分之一。现在出版比较混乱,这方面不严格,校对水准低下,像这种常识性错误都校不出来,结果让名家丢了人。

不过话说回来,校对不是万能的,有些错误还是要作者去提前消灭。我过去当主编时,有个编辑的稿子经常出现错别字,我批评他,他便找借口说,有校对哩!我说,校对的依据是你编的稿子,你错了,他也就错了。校对的水准并不一定要在编辑之上,校对也不是百科全书。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你编正确了,他校不出来,是他的错,但他根据你的稿子校过了,错了便是你的错。

其实做文字工作久了,都知道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关键是你如何对待错误。有人问傅山:“你写字靠什么?”傅山说:“所恃者中气,所持者敬谨。”文字工作者其实也要有这种“敬谨”精神。手头经常放一本字典,或者多问问老师或同事,许多专业性的东西甚至还要求教专家。搞书法的人,难度比一般人更高,繁简要区别,不能混用。繁体字一字多义,不能混淆。这看起来很难,但只要勤快一点儿,不懂的或弄不准的,查查书籍或字典。养成这个“举手之劳”的习惯,错误或许就要少很多。

我的许多错别字或常识性错误,就是通过不停地查阅相关资料,才巩固下来的。有些人爱说自己记忆力差,我认为也是借口。如果还没有到失忆的地步,那你就要继续坚持查字典,一直查到失忆为止。

古人云不耻下问。现在许多人连上问都懒得问,甚至拒绝指谬。你给他指谬了,他便认为是与他过不去,让他难堪,丢了人。闻过则喜,在他那里,简直成了文过饰非。

当然这是一般人的心态也倒罢了,但他是个名人或更大的人物,事情就会变得复杂起来,其影响面就要广泛得多。这让我想起了猴子的屁股,它蹲在地上的时候,人们是看不见的,但爬到了高处,就暴露无遗了。

□马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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