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凌“蘸水面”看 杨凌与小麦的历史渊源
■吴凡
提起陕西杨凌，总有一个绕不开的话题——“蘸水面”。
一条面，宽3—5厘米，长约1.5—3米，厚2—3毫米，盆里再放上菠菜、苜蓿、野菜、灰灰菜等“绿色”蔬菜，白白面条盘绕于一片青绿之中。每个人面前一碗汤，微酸略辣，将做好的面条从盆中夹至碗中，吃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
关于蘸水面，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相传唐贞观盛世，天下太平，百姓丰衣足食。杨凌邰城农妇李王氏夫妇拌嘴，生气之余和面造饭。后该做法传入京城长安，唐太宗李世民微服品尝后赞不绝口，赐书“蘸水裤带面”，这就是传闻中蘸水面名字的由来。
关中平原处于秦岭和黄土高原怀抱之中，是中国最早被称为“金城潜力、天府之国”的地方，因平原钙质土壤和气候的因素，生长的小麦筋道白皙，易揉易和，千百年来，当地人皆以面食为主。而在杨凌这片土地上，四千多年前农耕始祖后稷就曾在这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先河，“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关中地带的面食也就随着文化的变更而产生不同的制作方法，杨凌的“蘸水面”就是这种情况下逐渐演变出来的。
面食口感好，究其根源还是要小麦品质好。
从古至今，小麦都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作物，大约一万年前，人类就开始通过对野生小麦进行驯化，渐渐的作为食物食用。它的发展不仅解决人们的温饱问题，更大程度上也是与人类历史文明进程的相互交融。尤其是对杨凌这座农科城来说，小麦的变革发展更是与城市文明息息相关。
从先后主持育成并推广了“碧蚂1号”、“丰产3号”、“矮丰3号”、“西农881”的“小麦杂交之父”赵洪璋，到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从以解决温饱为目的到现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从一个只有寥寥数名科研专家的“农科小镇”到现代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杨凌的小麦产业发展凝结了众多小麦育种专家的心血和青春。“如果把自己比作一种农作物，我宁愿是小麦。因为小麦经历了春夏秋冬、温凉寒暑，把天地精华都吸收进去了。如果是其他秋粮，只长两季而有一个季节没有过，肯定是我的遗憾。”2018年11月10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民在参加中央电视台《开讲啦》节目中这样诉说自己对小麦的情怀。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因为有了众多扎根基层的育种专家几十年如一日的奔波在实验室与田间地头，选育出各种优质小麦品种，才有了我们今天津津乐道、口口相传的杨凌“蘸水面”。2009年3月，《杨凌蘸水面制作技艺》列入杨陵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2018年4月，《杨凌蘸水面制作技艺》列入陕西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在杨凌，与蘸水面有关的活动总是能极大兴趣调动人的积极性。示范区成立二十周年的“千人同咥蘸水面”、第四届小麦文化节期间的蘸水面活动、“邰城”杯杨凌蘸水面征文大赛……这种极高的热情中，实则是骨子里流淌的对千百年来小麦文化发展的认同感。
一粒种子，承载的是专家夜以继日的钻研和努力，是百姓的温饱和梦想，更是一个城市的生命与活力。而在陕西杨凌，以“蘸水面”为代表的美食文化正是这千百年来小麦产业发展的缩影，正融入人类历史长河中，以另一种姿态展现杨凌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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