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逸亦是读书人一种精神寄托
史飞翔
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隐逸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直为世人所关注，历代学者多有记述和研究。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隐逸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再次成为一个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有关隐逸文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这些专著、论文涉及隐逸文化的方方面面，有的倾向于为隐士整理传记材料、树碑立传；有的倾向于综合研究隐士的社会生活问题；有的倾向于从社会学角度考察古代士人出仕、归隐之间的心理矛盾；有的力图从文化角度阐释隐士归隐的心态；有的则侧重于探讨隐逸文化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等，不一而足。近日，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青年学人、文学博士、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学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巍先生的新作《中国隐逸文化论》一书则从文化发生学、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另辟蹊径，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全新的阐述和解读，将隐逸文化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境界和高度。
《中国隐逸文化论》全书分为《隐逸文化背景论》《隐逸文化史论》《隐逸文化心态论》《隐逸类型论》《隐逸与古代艺术论》等五个章节，全面深入地探讨了中国古代隐逸文化。作者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隐逸文化的记载进行了系统而又扎实的梳理，对中国隐逸发展史勾勒出了清晰的发展脉络：中国的隐逸文化导源于先秦时期，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延续于元明清时期，并最终得出结论：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化形态和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层面，隐逸情趣对当代社会生活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中国隐逸文化论》一书新意迭出，在很多方面都发出了前人未有的声音。比如：作者认为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化形态和人生哲学的一个重要层面。就文化背景而言，隐逸植根于人类本性中的自然属性；就文化心态而言，隐居待时，则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就隐逸类型而言，大的层面分为心隐和身隐。具体形式上则分为大隐、中隐和小隐。就艺术创作而言，陶渊明开创山水田园诗派，王维山水诗的禅意，孟浩然田园诗的疏淡，王羲之书法的韵味，郑板桥兰竹画的清淡，以及古代山水、花鸟画的清远，都是在创作主体隐逸心态的驱使下创作出来的，其中映现出来的也都是古人的隐逸情趣。
正如作者李巍所言，隐士是中国文化的生力军。由于隐士大多是一些熟读经书、多才多艺的读书人，是文化精英，因而他们很大程度上便成为中国文化的载体，有的甚至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和象征。有人做过统计，古诗中约有三成的诗歌出自隐士之手。中国传统的山水诗、隐逸诗和文人画中所反映的也大多是隐士的眼光与情怀。中国的医药学、炼丹术、天文学、哲学、宗教、建筑、民俗、茶艺、武术、养生等诸多领域，很大程度上都得力于隐士的参与、精研才有了今天辉煌的成就。至于书法、绘画、美术、音乐、文学、艺术等那就更是与隐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隐逸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
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将中国文化总结出十四个特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文化有隐逸文化。同样，金克木先生曾将中国文化分为显文化和隐文化，这对我们解读隐逸文化很有帮助。如果我们将中国文化比作一枚硬币的话，那么以孔孟思想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便是这枚硬币的正面；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隐逸思想则是这枚硬币的反面。一正一反构成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也构成了中国文化的组成。尽管儒家文化占据主流地位，是主导文化，是核心价值，是显文化；而隐逸文化相对而言是亚文化，是隐文化，居于从属和补充地位。但这两种文化就其最终的目的和动机而言，却是根本一致的，都是为了救世治平、维系人心。因此，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
隐逸文化是中国文化特有的一种现象，它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特别是中国读书人的血液中。对于隐逸文化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它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幕后主角，更是中国文化的另一面。不了解隐逸文化就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社会，更谈不上深刻地了解中国的政治、文化。一部隐逸发展史折射出的其实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以及中华民族文化的兴衰存亡。对此，作者李巍是深以为然的。他说：“当代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带来的是心态的浮躁、艺术的疲软。探讨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其所以这样，是使然。认识自然和社会的发展规律，就可以无为而无不为，否则，就欲速则不达。探讨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对当代社会生活也不无借鉴作用。”这正是《中国隐逸文化论》一书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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