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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三年祭

西安晚报 2019-04-11 05:30 大字

□朱鸿

时间如流,目送着陈忠实离世三年了。

2002年春天,陕西省作家协会为我的一部历史随笔举行讨论会,陈忠实答应主持。他是主席,著名作家,又徳高望重,我想,事成了!

可惜讨论会举行之前的几天,他打电话说:“我在广州,本计划回去参加你的讨论会,现在这里的朋友安排了活动,怕不能按时回去了。”我怅然若失,不过也完全体谅。

仅仅隔了一天,邢小利通知我:“陈老师在广州增加了活动,返西安不得不推迟几日。他让我告诉你这个情况,并祝讨论会顺利圆满!”尽管我已经知道此讯,仍遗憾之至,然而也能理解陈忠实是身不由己。

讨论会由邢小利策划,他也安排到细节了。因为如此善举,我将始终尊重他,虽然不能保证我和他的观点每每一致。凡君子,往往是和而不同的。

那天晩上,我在邢小利家复核讨论会的流程,以使明天之事万无一失。桌子上摊了一叠纸,过一项,拉一项,不知不觉便是22点15分了。

邢小利的手机突然响起,他看了看屏幕,转脸悄声说:“陈老师的电话!”遂按键呼陈老师,我便旁边坐着小憩。

彼此并不回避,听到了也就听到了,不过我也坚拒侧耳听之。自然而然,不搞形式主义的礼!俄顷,我便获悉陈忠实与邢小利交流的正是讨论会的事,邢小利说:“好的,我取笔和纸。”我迅捷递上纸,递上笔。邢小利说:“陈老师,准备好了,你口述吧!”遂一边接电话,一边记录。

陈忠实的口述用了近乎一个小时,而邢小利则连续记录着。挂断电话,邢小利微笑着,反复甩手,搓手,松弛其筋骨。他说:“陈老师口述了一篇发言稿,让我明天在讨论会上代他一读。”

当此之际,我意识到陈忠实是通过这个发言稿弥补他的缺席。一种暖流浸透了我的五体,对他重其诺,守其信,慨叹万千。我当然也为邢小利的付出,心热欲化。

讨论会像陈忠实祝福的那样顺利圆满,我胸中蕴藏了丰盛的感激,因为一个作家不可能经常有足以举行讨论会的作品,即使有也不能经常举行。

不久陈忠实结束了在广州的活动,还归西安,回到白鹿原的老家。我应该看望一下陈忠实,遂约邢小利一起去。陈忠实独居乡下,颇是寂寞,也多少有一些忧愤。除了我和邢小利,同往的还有三路朋友,陈忠实甚为欣喜。他也需要这样的气氛,毕竟独居不是他得意的选择。也是在这天,大家决定要给他过一个60岁的生日。

在忙忙碌碌的日子,我偶尔会想象陈忠实那年在广州一个酒店的房间口述发言稿的姿态。我问自己:他站着?踱着?还是坐着?此间他吸烟吗?喝茶润嗓子吗?发言稿是即兴而述,还是构思之后而述?我能知道的是,此发言稿终于发表,并收进了他的文集。他说:“在朱鸿的缜密而又敏锐的思辨文字里,我的直观感觉总是受到一种理性激情的催发;催发人走向陌生而又新鲜的认识境地,扩展精神视镜,又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沉静。”极尽鼓励,不胜慷慨。

陈忠实不会在手机上存储电话号码,也不会发短信。他有一个本子,专抄电话号码。巴掌大的本子里,布满了几百个电话号码。他把本子装在自己的黑皮包里,黑皮包和本子都磨烂了。黑皮包用得面子发皱,边缘发白,完全丧失了审美价值,他便换了一个黑皮包,不过存储电话号码的本子从未换过。

当我想象陈忠实掏出本子,找到邢小利的电话号码,拨通以后,一气口述发言稿的时候,我的脑海也会浮出他给别的朋友打电话的情景。我在他办公室晤面,起码有三次看见他打电话帮助人解决问题。一次是老家一个农民的拉土车被扣,他设法为之求得放行;一次有故旧患病,他托一个医生联系住院,并叮咛予以照顾;一次是一位作家要出版小说集,他跟编辑交涉,希望减少费用,甚至削其三五千元也可以。言之谆谆,非常诚恳。凡帮助人,陈忠实总是义不容辞,力行近乎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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