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唤“有温度的”社会学
质性社会学导论作者：石英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年3月
■石英
在学界，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一直被视为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国家奖”。2018年5月，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导小组对入选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的39部优秀成果进行了表彰。西安报业传媒集团特聘专家、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石英的社会学理论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是陕西省唯一入选作品。这本书主张社会学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走出把人当物的“冷冰冰的社会学”，建构“有温度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质性社会学导论》（以下简称《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的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进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起“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质性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契合中国传统文化，是早期社会学中国化的成功之道
质性研究，是包括参与观察、个案研究、深度访谈、焦点小组、民族志、扎根理论、叙事研究、行动研究等一整套社会研究方法体系。这一研究方法体系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上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型，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
《导论》认为，质性研究方法不同于主流的实证主义社会学量化分析方法，其内涵中的深度参与、用心倾听、体悟反思、积极行动等基本理念，其实是中国早期社会学家们自觉拥有并自发坚持的社会学思想。
上世纪前半叶，以孙本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为代表的学院派社会学家，很多为人类学、民族学出身，其田野调查的方法都已被纳入今天“质性方法”体系，如“民族志”“扎根理论”等。以梁漱溟、晏阳初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则完全可以看成是质性方法“行动研究”的早期探索典型。毛泽东曾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党员干部经常“下基层”“蹲点”，强调对劳动人民的感情，社会调查被要求做到“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中国共产党倡导和实践的社会调查研究，一直贯穿着质性研究方法的主线。
进一步，中国传统文化“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国同构”的社会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观、中医“望闻问切”方法论和认识论，都体现了质性思维的认识论特征。而深度访谈、参与体验等方法，甚至可以从古代官员的“微服私访”中找到根源和依据。可以认为，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虽是从西方引进，而其内核却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用于研究中国问题可能更适合中国国情民情。
社会学恢复重建40年，学科建设“统计学化”倾向值得反思
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社会学从一开始被看作像自然科学一样，是人类认识史上“科学序列”最高级也是最后一门学科：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而开始的我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在学科和教材建设中特别强调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科学性”，要求客观中立，精确量化，可证实可证伪，可重复可检验。社会学主干课程似乎就是SPSS统计分析，社会学“实证研究”大多都是问卷调查，社会学论文撰写崇尚以数字、符号、方程、模型表述的数学语言为“学术话语”，形成了“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结论”的“洋八股”学术规范。世界进入大数据时代，社会学的“数据热”持续升温，“一切皆数据”“用数据说话”更成为时髦。大学和科研机构纷纷建立社会学“实验室”“数据库”。可以认为，“统计学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的一大特色，人文取向的质性研究方法则愈益边缘化。
西方文化孕育了近代自然科学，得益于其思维方式追求精确、量化，实验与数学相结合，起步于“分析”思维——将高层的、复杂的对象分解为较低层的、简单的对象来处理，将整体分解为部分来加以研究。这种量化分析思维方式方法的哲学基础可以归结为“还原论”：任何复杂的事物、现象都可以分解为更为简单的各个组成部分来加以认识、描述和处理。进入21世纪，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太空探索、量子科学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人类正处于新的科技革命的前夜，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伦理的反思和担心又达到一个高点。即使现代科学已发展到几乎无所不能的程度，但人类对于宇宙、生命和自身的认识还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人类社会由最高级的生物体组成，任何社会系统都是与外界不断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高度复杂的开放系统，其演化发展规律恐怕不能只依赖基于还原论思维的数理自然科学方法来分析处理。因此，社会研究的方法不能局限于数据测量和统计分析，应当也必须多元化发展。
《导论》倡导将质性研究方法纳入社会学主流，并不是要全盘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指标数据和方程模型可以在一定范围一定条件下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的社会的认识，而关注细节和过程可能更有利于从深层厘清事物发展因果关系，把握社会变化的趋势走向。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建设“有温度的”社会学
《导论》将“质性社会学”定义为：以质性研究方法为基本方法，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解释和理解社会现象，促进社会质量提升的社会学。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的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涵义，同时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来获取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
《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提出了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假说——社会全息论。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整体社会系统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对社会的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而潜在信息比显现信息要更丰富也重要得多，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对外在表面呈现的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
社会学研究对象，即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人文世界。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初期的领军人费孝通指出，社会学应当具有科学性和人文性双重性格。人具有理智、情感，潜意识、显意识，感官感觉、抽象思维，欲望、想象、创意等复杂的思维认知能力和精神活动行为机制，比起物质世界、自然世界要复杂得多。人文，做人的道理。社会关系即人际关系，制度、文化因素可能起着比物质更重要的作用。社会学理论思维应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增强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中国传统文化讲究区分“道”与“术”。道：道路，原理，规律，形而上；术：技术，方法，工具，形而下。质性研究在西方只是方法，是工具。如果对质性研究的理解只是停留在方法论层面，就永远只是一种“术”。将其上升为质性社会学，就是要由“术”而“道”，意味着是理念，是价值，是方向，是思路。
“人心”与“天道”相通。将心比心可以从个人感悟上升至对社会整体之“道”的理解。道可“悟”而不可“算”，质性社会学认识到计算能力统计技巧的局限性，突出了社会学是“人学”。期望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走出把人当物的“冷冰冰的社会学”，建构“有温度的”中国特色社会学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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