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拓片的不解之缘

□刘星

我小时候受父母影响，对古物甚感兴趣，虽然那时候并不懂得什么，但是懵懂地就是喜欢。记得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有一年，我们村北挖出来一个唐代大墓，墓主人姓刘。那时候人们缺乏文物保护意识，墓里出土的陶罐当场被砸，砸出来的铜钱被大家哄抢，唯独有一方墓志没人要。我父亲看那上面的字写得很漂亮，就用架子车把它拉回家，放在院子里。我当时只有七八岁，不知道父亲拉回来的究竟是何物，只看到那上面的字跟字帖似的，于是就偷着学起来。为什么要“偷着学“呢？因为我爷爷认为那是从墓里挖出来的，“阴气重”，怕伤着我这个孙子。每当他发现我用纸和铅笔去拓擦墓志铭上的字，就立即打骂制止我这么做。然而，爷爷的教训并没有使我认识到“错误”，我仍坚持临摹。由于我总是临摹一开首的几行字，所以“唐故大将军刘××”和“紫光禄大夫”这几个字就记得特别清楚。

后来，我读了博士，才知道那方墓志铭是见证我们村历史的一份珍贵史料。据说我们村子早在汉代就已存在，这位在唐时官居二品或从一品的“大将军刘××”很有可能是我们村刘姓的先人，这件事让我深刻意识到墓志铭与拓片的价值。

第二次与拓片接触，源于一位青年，其在中国美术学院上学交不起学费，给我拿来了五十张墓志铭拓片，希望我能介绍买家，两万五千块钱一起走货。我说：“好吧，你先放到这儿，待我找到买家我就通知你。”大家想想，拓片收藏本来就是小众中之小众，要在几天内找个买家，我到哪里去找？于是我跟夫人商量，看我们自己能否给这个青年把学费的困难解决一下，把这些拓片留下，我夫人爽快地同意了。此事过后，又有一个青年一次拿了三十张拓片，希望能换到我的一幅大写意花鸟画作品，我约略地浏览了一遍，觉得里面不乏佳品，也就答应了。

正是这样的机缘，开启了我的拓片收藏之路。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收藏了数百张金石拓片，旧物时间跨度从西周到明清。出于个人喜好，我一度只收藏魏晋至初唐以前的碑帖刻石的拓片，现在看来，各个时期的都有它的价值。在明清时期拓片的收藏中，就有三张明代关中大儒吕楠撰文并书写的墓志铭。有一次我接到著名学者陈俊民教授的电话，他说他在微信上看到我发的吕楠先生的几篇佚文，他在中华书局出版的《吕泾野先生文集集注》里还没有见到，希望再版时增补进去。由于是第一手资料，这些拓片对进一步了解宋以后关中学人的书法文化生态，以及对研究宋以后陕西书法的发展史都极具价值。

日前，又有朋友送给我一张《唐故庆州司仓王府君墓志铭》和一张北魏《太平真君三年造像》拓片。《唐故庆州司仓王府君墓志铭》中的王府君王幹，为隋开皇十四年生人，隋梁州刺史王凯周之孙。入唐后，前朝重臣苗裔在政治上不受重用，像王幹这样一个“艺兼众术，学总群言”的饱学之士，却只是一个位不及九品的司仓这样的小吏，最终称病在家，游艺自逸，以至终老。《唐故庆州司仓王府君墓志铭》作为史料，具体可感。此外，它也使我看到唐代之初京城长安书法发展的一个侧面：当时民众的书写不仅承袭了隋代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受到欧阳询和褚遂良楷书风格的影响。另一张《太平真君三年造像》拓片，有题记。通过题记我们得知，这件佛造像是佛家专门为皇太后和太子拓跋晃立的，题记中充满了对民众不解佛法的疑惑，以及对善信皇太后和太子拓跋晃的祝愿和祈福。从这张拓片，我们可以窥探到许多历史知识，这使我对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法难前的微光有了一丝具体可感的史料掌握和认识。

收藏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拓片的收藏，不仅使我们可以穿越时空，置身于对具体的历史事件的想象，而且透过书法我们还可以感知古代文人的历史情怀，透析古代艺术精神，可以说是一场全方位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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