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巡抚都御史刘麟调查,大同等卫军士自正德七年到嘉靖四年间,月粮俱未支给。镇守边塞十三年,寒风苦雨,上阵杀敌,却十三年都不发月粮,兵卒怎能不心生怨恨。只要稍微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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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鲍青
江东仕途挫折,与留都南京士兵哗变息息相关。而士兵哗变问题,是困扰明代中晚期的一个顽疾。
从明武宗正德年间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130余年内,发生过规模较大兵变60余次,平均每两年就爆发一次。
明代兵变频发,和士卒处境、待遇恶化基本同步。
明初,为了改善士兵待遇,曾规定每个军卒授屯田一份。每份屯田从二十亩到百亩不等,士兵则负责向朝廷交纳“屯田子粒”。按照规定,“每军田一份,纳正粮十二石,余粮十二石。正粮收贮屯仓,听本军支用,余粮十二石上交,供本卫官军体粮。”
按照这个缴纳标准,军卒的税负并不轻松。尤其遇到灾荒饥馑,税负压力更是沉重。后来,明廷将上交余粮数折半减为六石,但对于屯军来说仍是较大负担。特别是位居边远地区的卫所,税负压力更是有增无减。边镇屯田数量虽不少,但“边地田多沙瘩,兼以天气早寒,灾多收少”。屯田军卒为了完纳“屯田子粒”,常常被迫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除了法定的税赋外,屯军还要为朝廷服徭役。明廷虽一再强调,屯军除了耕种屯田外,不需再服任何劳役。但事实并非如此,如陕西榆林镇“纳粮之外,有均徭、马价、木席、采办、供军、买马等项。门类不同,名色甚多”。连明代官员也注意到了屯军徭役繁重的现实,“诸路事宜,有难具述。若论其大端,则虏患不时,科差无度,最为屯田之梗”。不仅如此,屯军还受到将官的残酷盘剥,处境更加困难。将官使用克扣军饷、役使士卒和侵吞屯军土地等种种手段,发财致富、中饱私囊。明宣宗宣德九年(公元1434年)二月,兵部右侍郎王骥说:“中外都司卫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则卖富差贫,征办则以一科十,或占纳月钱,或私役买卖,或以科需扣其月粮,或指操备减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生活困难的士卒大量逃亡,削弱了边境的守备力量,引发敌军一再入侵。
明军普通士卒的惨状,曾令当时官员感到震惊。如《明史·黄绂传》载:黄绂“成化二十二年巡抚延绥,出见士卒妻衣不蔽体,叹曰:‘健儿家贫至是,何面目临其上。’”军卒妻小穷得连衣服也置办不起,可见其困窘至极。
常年驻守的屯军处境恶劣,非作战的戍守军卒同样日子难过。在太监和将官统领下,他们终年劳作不休,名虽是军士,实则为工徒。不少士兵不堪忍受劳苦,纷纷冒死逃亡。嘉靖年间,吏部侍郎王邦瑞感叹:“国初京营劲旅,不减七八十万……今武备积弛,见籍止十四万余,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仅百余年时间内,京师军队竟锐减五分之四,京师防御出现巨大空洞。而究其原因,依然逃不脱待遇恶化的因素。
更严重的是,自宣德年间以来,军屯制开始废弛。在早期,军屯尚能勉强维持。到了明武宗正德时,屯田制已彻底败坏。军屯土地大多被豪绅将官兼并,屯军失去基本生活来源。屯军虽然失去土地,却仍要按例交纳“屯田子粒”,这样就使其经济状况更为艰难。
屯田制破坏也使明朝军费支出迅速增加,军饷发放出现困难,导致兵变不断爆发。明初,因为屯田成效明显,明太祖朱元璋曾得意洋洋地说:“吾京师养兵百万,要令不费百姓一粒米。”当时明朝军费基本仰仗屯田收入,军卒待遇能得到基本保障。到了明成祖永乐年间,这种状况还能得到维持,“永乐时常操军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供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是以边饷恒足”。然而,因为大量屯田土地被权贵侵占,他们将屯田税粮转嫁到屯军身上,屯军不堪忍受,遂大量逃亡。最终,国家征收的“屯田子粒”数量日益减少。
可是作战军队仍要维持,于是财政不得不按年补助边费。随着屯田制基本败坏,军费就主要靠国家支付。自明朝中叶以后,财政拮据,往往不能及时发放军饷,这必然造成士兵生活困难,极易诱发兵变。江东赴任南京前后爆发的两次兵变,都源于士兵饷银减少,且发放不及时。
嘉靖元年,宣府军卒在教场操练时,“鼓噪求粮,几至为乱”。事隔几个月后,大同镇军卒又索饷而噪。对于这两次兵变,明朝兵部认为其源出于“宣、大二镇粮饷久缺”。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嘉靖三年大同兵变,虽然被认为是巡抚张文锦、参将贾鉴强遣军卒戍守城外五堡所致,但究其根源仍与粮饷有关。
而据巡抚都御史刘麟调查,大同等卫军士自正德七年到嘉靖四年间,月粮俱未支给。镇守边塞十三年,寒风苦雨,上阵杀敌,却十三年都不发月粮,兵卒怎能不心生怨恨。只要稍微有所不满,即可点燃兵变的柴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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