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来代际更替薪火相传的陕西作家—— 用作品擦亮 文学陕军金字招牌
陈忠实《白鹿原》封面
贾平凹《浮躁》封面
路遥《平凡的世界》封面
路遥《人生》封面
改革开放40年，“文学陕军”缔造了辉煌，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坛的骄傲。从1977年开始评选的中国长篇小说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已历九届，其中有三部长篇小说出自“文学陕军”之手；此外，还有多位陕西作家摘取了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国家级权威文学奖项。1978年到2018年的40年来，陕西作家为文坛奉献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用作品擦亮了“文学陕军”这张金字招牌。
新时期伊始
陕西文学走出了一条个性化路子
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一个“阅读饥渴”的时代刚刚结束。随之而来的，是精神禁锢被渐渐打开，思想文化的洪流激荡澎湃。文学立刻就呈现了“井喷”之势，全国都进入了思想解放的新时代，文坛一派欣欣向荣。
作为有着良好文学传统的陕西作家，自然也被文坛寄予了厚望。著名文学评论家李星告诉记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陕西作家就呈现了良好的创作态势。在‘17年文学’中，柳青的《创业史》、杜鹏程的《保卫延安》等作品，都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
1978年，柳青去世，让陕西省失去了一位重要的作家，给陕西文坛带来了巨大打击。很多人都希望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陕西作家能再度叫响中国文坛。很快，一批老作家纷纷推出了新作品，比如王汶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挥起战刀的炮手们》，杜鹏程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光辉的里程》……
然而，在改革开放初期万物复苏之际，人们很快也发现，属于老一代作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面对着激情澎湃的崭新时代，老一代作家很难扣住改革开放时代的脉搏，人们开始寄希望于年轻一代。
当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莫伸、邹志安、京夫等后来成为“文学陕军”中流砥柱的作家都还属于初出茅庐的青年作者。所以，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将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余年，定义为“两个时代的作家衔接交错解放”的“代际交班”阶段，两代作家共同书写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现实，同时在艺术上开始传承交班。
新时期伊始，陕西文学并没有跟上全国文学思潮。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寻根文学这些内容、形式、风格不同，形态各异的小说纷纷亮相，犹如井喷式集体登场，很快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文学潮流。但陕西文坛并没有紧跟全国文学思潮，鲜有伤痕文学和改革文学作品。对此，肖云儒认为“这是因为陕西人沉稳，他们依然沿着柳青的现实主义传统和胡采的现实主义评论传统，切切实实写脚下这片土地，这是陕西文学定力和沉稳的表现。”
李星说，与全国文学思潮相比，陕西文学也许晚了一步，但却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1982年，路遥推出中篇小说《人生》，小说对城乡交叉地带的细致描写使其作品洋溢着浓厚的黄土气息，作者对困苦中的情与爱的感受和表现完全遵循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劳动人民的人格美、人物身上潜在的传统关系感人肺腑，使读者产生了“情感上的深深共鸣，达到了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路遥的《人生》一经问世，就产生了强烈的学术争议，但很快叫响全国，犹如报春的燕子，宣示着陕西文学的亮相。
随后，陈忠实、贾平凹、莫伸等作家作品纷纷问世，陈忠实的《康家小院》带有反思色彩，贾平凹的《满月儿》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真相，莫伸的《人民的歌手》走出了陕西作家单纯写农村题材的范畴。1988年，贾平凹推出长篇小说《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暴露出来的问题，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状态和浮躁表面之下的空虚。该书出版即引起轰动，并获美国美孚飞马文学奖。李星说，从这个时候开始，陕西文学跟上了全国文学的步伐。
“陕军东征”
陕西文学实力的集中体现
“文坛陕军”这个说法，是从1993年“陕军东征”时提出来的。事实上，在新时期陕西文坛完成了代际交替后，新一代的“文坛陕军”就已初露峥嵘了。
1988年，在贾平凹完成《浮躁》的同一年，路遥推出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这一共三部的长篇小说，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表现了当代城乡社会生活，荣获1991年茅盾文学奖。这也是陕西作家首摘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然而，长期的辛苦创作透支了路遥的身体，1992年42岁的他英年早逝，留给了陕西文坛无尽的遗憾。是路遥拉开了“陕军东征”的大幕，路遥也因此成为“陕军东征”的先驱。无论是评论家肖云儒还是后来“东征”的亲历者高建群，都提到1986年路遥曾主持过一次省作协的长篇小说促进会，堪称“战前动员”：“在这次会上，路遥提出‘文学的最后决战是长篇小说的较量’，号召写散文的、写诗歌的、写报告文学的作家，都拿起笔来写长篇小说。”随后，路遥身体力行完成了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并一举摘获茅盾文学奖。
1992年，是陕西文坛“损兵折将”的一年。这一年，先是路遥因病去世，紧接着邹志安也与世长辞，前者42岁，后者46岁，两位作家都在年富力强之时带着无尽的遗憾离开了读者。同年，老作家杜鹏程因病逝世。在京的陕籍评论家白烨曾回忆说：“虽然置身于这样一种环境氛围，但陕西的作家并没有停止思考和探索，也就是在1992年，陈忠实完成了《白鹿原》，贾平凹创作了《废都》，京夫改定了《八里情仇》，程海拿出了《热爱命运》，高建群写就了《最后一个匈奴》，‘陕军’一下子打响了文坛。”
肖云儒告诉记者：“‘陕军东征’这一提法是在作家出版社为《最后一个匈奴》举行的座谈会上，当时一位北京的评论家说‘陕西几位小说家先后在首都各家出版社推出了他们的长篇小说’，大家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补充，开玩笑说‘陕西人要来个挥马东征啊’。”随后，《光明日报》记者韩小蕙在该报发表了题为《“陕军东征”火爆京城》的文章，介绍了陕西几部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和作家创作的内幕。接着，《文艺报》也做了相关报道，“京城的报道像点着了的爆竹一样，很快引燃了陕西各级刊物的连锁性反响以及整版的评论、特写和创作体会。这些报道大大鼓舞了‘陕军’们，成了陕西省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热门话题。”
肖云儒评价：“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思潮盛行时，陕西文坛没有赶全国风潮，而是依照现实主义规律，写脚下的土地。这样，陕军‘东征’才能抢先机，我们在生活、生命的层次一直准备着。‘陕军东征’把整个陕西文学再度提升到中国文学的第一平台，增强了‘文学陕军’的文学自信和文学自觉，打造了至今依然亮丽的‘文学陕军’品牌，引发了陕西文学、艺术方方面面的品牌效应。”
“后东征时代”
文学依然神圣
1993年“陕军东征”是陕西文学永远的骄傲，陕西文学也因此达到了高峰。李星说，正是“东征”督促一批青年作家迅速崛起的，他们纷纷在“东征”后进入了自己文学的成熟阶段。李星用“两棵大树，四大金刚”来形容“后东征时代”的陕西文坛，“两棵大树”指的是陈忠实、贾平凹，而“四大金刚”指的是冯积岐、红柯、高建群、叶广芩四人。此外，还有冷梦、朱鸿、和谷、方英文、吴克敬、穆涛等一批作家也在“东征”后迅速成长起来。
肖云儒将“后东征时代”分为五大板块，分别是：高原板块，因为陕北作家将革命历史、革命文化的情怀提升为生命的情怀；平原板块，以关中农业地区的作家组成，以农村题材、乡愁乡恋题材为核心，反映农村变革层次进入到解剖村舍文化层次；山地板块，以秦岭南边的几个市的作家群为主体，对山水文化、生命文化的开掘；西部板块，西部诗情诗性的浪漫板块，以红柯、高建群为代表，把丝路上游牧民族的豪放生命感注入到作品中间去；都市板块，这是陕西前几代作家鲜见的，许多中青年作家，特别是女性作家开始关注都市生活。
肖云儒特别提出，“后东征时代”涌现了两个重要作家——红柯和陈彦，一个是游牧文明异质文化的融入，一个是纯然的古都市井文化的反映，反映了陕西文学在“后东征时代”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他表示，很少有人说他们是“文学陕军第二代”，“因为地域性淡化是时代潮流使然，但这批陕西作家和全国共有的文化代际特点却增强了。”
在“两棵大树、四大金刚”之后，陕西一批“70后”“80后”乃至“90后”作家崭露头角，周瑄璞、唐卡、寇挥、杨则纬、王闷闷等正在承继陕西文学传统。而陕西省作协也做了诸多努力，如设立柳青文学奖，并在第二届奖项中增设新人奖。2014年陕西省委宣传部组织实施“陕西百名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2016年又组织实施“陕西百名优秀中青年作家艺术家资助计划”。这些举措，对当下陕西青年作家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与支持。
肖云儒说：“继承本身就需要创新，创新是最佳的继承之路，创新让传统流传下来，用积极的创新激活传统。陕西文学有一些非常好的文学传统，陕西的青年作家不只要继承发扬文学的技巧思维，更要继承这些优秀传统，比如为人民，写人民，为社稷、为真善美写作，还有不竭的创新精神。青年作家一定要融入新的信息时代、智能时代，深度走出地域文化对我们的局限，从信息时代大情怀中审视脚下的土地。”
“文学依然神圣”，多年前陈忠实说出这句话，依然是陕西文坛信奉的真理。肖云儒深情地说：“四十年来，陕西文学稳健地走向开放、创新、科学，非常具有生命活力的创新性发展，虽然步子慢一点，不赶时髦，少有反复，是在现实主义高层次探索的平台，是中华文明深层次上开掘的平台，更是人类生命文化上感应的平台。”他表示，陕西有很好的文学氛围，青年作家要有争当大树的雄心，更要有做好小草的准备。因为，丛林草坪对于肥沃土壤的功能高于大树。有了肥沃的土壤，大树苍天也指日可待，文学新人代代辈出，相信陕西文学会一路向前。记者张静
新闻推荐
10月21日2018年陕西省足球协会超级联赛分别在安康、渭南、杨凌、宝鸡、商洛五个地市结束了第五轮的比赛。五轮战罢，西安南...
陕西新闻，弘扬社会正气。除了新闻，我们还传播幸福和美好！因为热爱所以付出，光阴流水，不变的是陕西这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