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5月,北京的《晨报》以《清室又拍卖古物》为题,披露了清室疏通权贵倒卖古物的行径。文末最后点评道:“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仍旧过着虽无实权却称孤道寡的
□本报记者鲍青
陈介祺钟爱金石,为收藏毛公鼎历尽艰辛。但在其故后,随着乱世来临,这些生前珍宝却随之散落他地。
乱世似乎是文物收藏的天敌、克星。清帝逊位之后,大量的皇室珍宝也流落民间。
根据达成的“优待皇室”条件规定,清帝退位后暂居后宫,内务府也允许保留。皇室每年的开支惊人,民国提供的优待费无法满足需要。此外,溥仪为了政治利益还进行大量的赈灾行动,使开支更加浩大。
当时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溥仪想拿出一笔款项,但因为现款筹集困难,便送去了估价美金三十万元的古玩字画珍宝。1930年陕西受灾,溥仪又捐出百余件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皇帝所遗珍宝。
民国政府每年拨四百万两白银作为皇室经费,但小朝廷依旧是财政紧张。为了维持皇室尊严和满足享乐,皇室将目光盯上了宫廷中的珍宝古玩。
早在民国初年,皇室成员和内务府官员为满足私欲,就开始窃取宫廷文物,受到社会舆论谴责。溥仪大婚前夕,小朝廷财政难以为继,众人目光再次盯上宫廷文物。
迫于舆论压力,内务府采取将宫廷文物以“盗卖”“拍卖”改为“代售”“抵押”方式套现,以获取资金周转。溥仪大婚前的中秋节,在皇室授意下由汇丰银行借款五十万元。虽然民国政府加强了对小朝廷古物监管,但这批金器还是被顺利运至汇丰银行。
溥仪大婚以后,皇室为还清欠款以及处理到期抵押合同,经内务府大臣与大陆银行协商,分两批次借款八十万元。该事件一经曝光,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1924年5月,北京的《晨报》以《清室又拍卖古物》为题,披露了清室疏通权贵倒卖古物的行径。文末最后点评道:“辛亥革命后,末代皇帝溥仪仍旧过着虽无实权却称孤道寡的日子。为了维持奢华糜烂的生活,总是想尽办法盗运典卖内廷的珍宝文物,好不令人痛惜。”
当时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故宫文物应当归国家所有,皇室不能随意倒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会还发布公函,强烈要求民国政府收回故宫文物,并加以严格保管:“据理而严,故宫所有古物多系历代相传之宝器。国体变更以来,早应由民国收回,公开陈列,绝非私家什物得以任意售卖者可比……为此函请将此事递交国务会议,派员清查,务须将倒卖主名者向法厅提起诉讼科以应得之罪。”
由于受到社会舆论压力、民国政府问询,小朝廷被迫偷偷将抵押物品赎回。但1925年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清理文物时,再次发现抵押合同,紧接着报纸又曝光小朝廷为偿还债务,向盐业银行抵押借款八十万银元一事。抵押品中不但有册封皇太后、皇后的金册、金宝箱、金宝塔,还有在溥仪大婚上奏乐的金编钟。
盐业银行在收到善后委员会函件后并未理会。1927年,盐业银行计划出售内务府抵押在该行的金器、瓷器等古物。得知这一消息后,善后委员会为了古物安全,立即致函内务部希望查清事实并严禁宫廷文物售卖。内务部在收到善后委员会函件后,立即进行了查找,并最终确定了这批宫廷文物的储藏位置并未在盐业银行库房。据盐业银行工作人员表示,这批文物已由内务府委托赎回。
其实这批物品内务府并未赎回。盐业银行已秘密出售部分陶瓷、古玩等,用来填补账目亏空。另外一部分金器如金编钟等,盐业银行并没有登记在账目内,而是偷偷转移到东交民巷。
随着抗日战争来临,故宫文物南迁避敌,北平岌岌可危。盐业银行决定把金编钟和两千余件瓷器、玉器秘密运往天津,避免了战火的荼毒。
清末民初,除了小朝廷出售导致文物流失外,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文物收藏家窥伺中国文物。内务府在抵押宫廷文物后,由于无力回赎只能任银行自行处理,致使大量珍贵玉器、瓷器以低价卖给这些私人收藏家,而流失国外。
英国文物收藏家大维德,得知盐业银行准备出售溥仪抵押的清室珍宝后,不顾其他凯觑这批文物收藏家的威胁,几番周折与盐业银行达成一致,购买了其中40多件清宫旧藏的精品。清宫旧藏中,乾隆御题瓷器有199件,而大维德收藏的就有20件左右,大部分御题藏品出自这批银行出售的清宫旧藏。
1930年,这批藏品通过日本、美国辗转运回伦敦。1946年,大维德将自己收藏的140余件瓷器等珍品,全数捐赠给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50年伦敦大学在伦敦为大维德收藏建立了专门博物馆,取名“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这批宫廷文物也就永远存在了异国他乡。更为可惜的是,一些做工精美的金器流落到商人手中,竟被熔化销毁,永远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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