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78年
1978年11月，我出生在微山湖西畔的一个小村庄。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
可能由于偏僻的原因，我四岁记事的时候，耕地才刚刚承包到户，但队里的果园还是集体管理，并没有分到个人手里，大伙一起打农药，一起摘果子，天刚擦黑就回家，没打完的农药挖个坑就埋了，果树下面的地也没人种啥，杂草丛生，欢欢势势的，时不时见到一两条赤链蛇，嗖的一声钻入草丛里。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队里的苹果树便分给了个人，按人口分，我家总共分到了九棵苹果树，父亲为了这九棵苹果树，可谓殚精竭虑。为了积肥，冬天的时候，父亲带着我挖湖泥，一铁锨一铁锨把泥从过腰深的湖里端出来，摊在湖边，刺骨冰冷的湖泥到了岸上，竟能逸出丝丝若有若无的热气来。我也不能愣着，攥着铁锨把湖泥摊开，能捡出几颗红的黑的贝壳，当然还有活蹦乱跳的泥鳅。湖泥晒干，细细砸碎，装车，埋在苹果树下。春天的时候，父亲在院子后面建了处厕所，里面放上大桶。自此以后，天不亮，父亲便挑着大桶，将肥料送到了地里。
苹果树下面的地自然不能闲着，“夜雨剪春韭”，一畦韭菜把最东面，接着是两架豆角一架黄瓜，还有一小片甜瓜。甜瓜的蔓最不消停，四下拉扯，有时会爬上低一些的苹果枝子。母亲便会掐断瓜秧，省得它们光长秧子不挂果。很快，开花，作纽，有了甜瓜的模样，母亲薅起一团狗尾巴草，团了几团，给这小瓜做个窝，省得瓜纽子贴地太近烂了成不了个。瓜纽一天天长大，香味一天天浓郁起来，咬上一口，黏黏糊糊，沙甜。这甜味哪能是容易得来的呢，滴滴汗水攒成的，流汗最多的要数浇菜。
浇菜是我的活，不用爸妈支使，放了学，扛着书包，拖着水桶就下地了。果园东面有条水沟，水大的时候还好弄，直接提，沟里水小的时候就有些困难，父亲在水桶上给我栓了条绳子。提着水桶，跌跌撞撞地开始浇菜，一边浇水，一边数着自己提了多少桶，数着数着，又从一二开始数起了。个子矮，水桶高，里面的水自然不老实，哐哐当当溅了出来，打湿了拖鞋，混着泥土，又泥泞起来，跐溜一下，拖鞋窜到脚踝之上。索性，拽下拖鞋，甩开脚丫子大跑起来。有时，水桶里会带上一两条鱼苗来，就搅动桶里的水，漩涡不止，等鱼苗被转个七荤八素之时，捧出，泼到水沟里，看那鱼苗一沉一浮远去了，心生无限乐趣。
一弯新月挂上湛蓝夜空之时，村口响起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拖着水桶，扛着书包，扛着月亮，在蚊虫的嘤嘤中，回家了。
当苹果如杯口大小时，邻居们纷纷在园里搭上草庵子看守，怕晚上有人偷。现在想想，哪里会有人偷，分明是大伙乍一分到果树的珍惜与珍重。父亲在煤矿长期夜班，弟弟还小，我到了暑假，扛起看护果树的重担。在湖边割了芦苇，一把把捆上，苫上，几根木棒搭出一个茅屋的样子。床更是简陋，两头两根木桩，两侧两根长木棒，中间担着老屋拆下的门板，父亲为我垫了两层褥子，吊了一床崭新的蚊帐，还有他央求别人得来的矿灯，锃亮锃亮的。
果园的夜非常静。上半夜虫声清扬，倦了，杳然而去，此时便能听到叶落的声音，旋转落在地上的叶子竟然窸窣有声。还有早熟落下的苹果，也是簌簌作响。
清晨的果园笼着一层雾气，萦绕枝丫之间。须拿起母亲放好的竹篮子，钻到果树下，拾起夜里落下的果子。品相好的，到临近市场卖了换钱，剩下被虫蛀的，母亲细细清理，洗净，蒸馒头的时候一锅蒸了，馒头有了特有的果香，苹果如同熬化的白糖，浓甜黏口，一连吃上三五个，也不觉得多腻。
收获是在八月十五左右，为了卖上个好价钱，须到附近县城去。头天下午，父亲借来大筐，我爬到树上，脖子里挎着书包，手脚不停，在父亲一声声小心之中，把一个个苹果轻轻放进书包里。母亲掂量着大小分着筐，有时邻居过来帮忙，满是羡慕。唉，其实，这收获里有多少辛苦啊！
父亲把一筐筐苹果装满地排车，就上夜班去了。等第二天早晨下了班，再到市场上和我们会和。早晨四点左右，母亲给弟弟准备了四瓶奶粉，放在他的床头，然后，从被窝里拽起我，看着我吃下两个水煮的鸡蛋。母亲驾着车，我在一旁拉着，就出发了。一会儿我驾着车，母亲在旁边拉着。我困得低着头，忙忙碌碌往前走，到了一处上坡，怎么也上不去了，母亲和我把车横在坡上，母亲怕车滑下去，死死顶住车把。我在路旁东摸西摸，终于摸了一块又一块石头，掩住车轮。我和母亲倚靠在地排车上，等着过往的行人。此时，我因为冷而抖个不停，月亮悬在空中，淡而透彻。天已胧明，在过路人的帮助下，我们上了坡。母亲赶忙从筐里挑出几个又大又红的苹果，路人看了看我们娘俩，推辞，转身上车走了。
市场是露天的，喧闹嘈杂，因为来晚了，只得在一处偏僻的地方卸下苹果，将车轮一卸，就成了一个摊位。不一会儿，有戴大盖帽的人来收税，母亲给了钱。大盖帽写了一个单子撕下，拍到我手心里，点着我脑瓜，警告我别丢了，不然还得收你们钱。我赶忙将纸条塞进裤兜，母亲陪着笑脸，零零散散卖了一筐，我蜷缩在筐里迷迷糊糊睡着了。
我被一阵争吵声惊醒，父亲正和一个贩子争着价。贩子出到一毛钱一斤苹果，父亲坚持一毛一分钱一斤。可能是刚睡醒脑子不好使，也可能是为了炫耀自己，我说了句“不就是一分钱吗，算了吧！”这下子贩子掌握了主动，“咱两个大人难不成不如个孩子！”
父亲看了我一眼，重重嗨了一声，一毛成交了。有了钱，我跟着父亲喝上了向往已久的辣汤，吃上了吱吱冒响的牛肉煎包，给弟弟留了两个。回去的路上，父亲骑着自行车，妈妈坐在后座上拉着地排车，我和筐一起在地排车上。父亲突然说道：“那一分钱不多，但够你学费了！”
在这果树的支撑下和父亲的努力下，我上了初中，高中，大学，毕业分配成了一名乡村教师。后来，交通便利起来，陕西的山东的红富士渐渐占领了本地市场，苹果园里的苹果树因为品种落后，挣不手里钱，慢慢就被大伙砍了。我们家是最后砍的，接着，果园改了水田。1998年，村里重新承包土地的时候，父亲费了好大周折，用一块好地与邻居交换，才留住了原来果园那块土地。我知道，那块土地凝聚着父亲多年的心血，还有，那块地里还葬着弟弟。这一晃，这么多年就过去了，快得让人不敢回想。
前两年，村里土地流转，父亲的果园终究还是没能留住。这片老苹果园地，集体租给了一位到农村创业的大学生。这小伙子把它变成了农艺园，全是现代化耕作，里面建有桑椹、草莓等各式样的采摘园。因为缺少劳动力，如母亲一般年龄的乡亲，常被这年轻人叫去打零工，一天能挣上三十几块钱，用母亲的话说，够一年的盐钱。
逢回老家时，我都会到果园那片地看看，竭力想分辨出果园当时的模样，已成枉然。果树是永远不在了，只是，窸窣落叶声，熟透落下苹果的簌簌声，蒸后的苹果的浓甜不会因岁月流失而改变，它们穿过时光，永驻心间。
■苗青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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