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题材戏曲创作的实践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作思路浅谈
《梁秋燕》剧照。
本报通讯员丁科民
从延安到西安，从战争到和平，从革命到建设，80年来，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从1938年民众剧团成立至今，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为中国革命和文化建设、为中国戏曲的传承发展和现代化转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延安时期马健翎创作的秦腔《血泪仇》《穷人恨》，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俊耀创作的眉户《梁秋燕》《粮食》，再到改革开放后陈彦创作的眉户《迟开的玫瑰》、秦腔《西京故事》，纵观80年来省戏曲研究院作家的现实题材创作，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一条红线贯穿其中，这就是戏曲现实题材创作中鲜明的人民性特征。正是这一条红线，体现了省戏曲研究院创作思想中以人民为中心的优良传统，彰显出省戏曲研究院现实题材戏曲创作引领风骚的独特风景。
在观念、立场、态度上，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与时俱进，勇于开拓，大胆创新，摆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戏曲传统，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从民众剧团的创始人柯仲平为剧团写的团歌中，我们就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民众剧团的艺术创作者在新的文艺方针政策指引下，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创作理念和立场，感受到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血肉联系。创作主体与老百姓血脉相连、心灵相通，是艺术创作中人民性特征的有力保证。
在创作对象和内容上，研究院的创作者能够始终将人民大众作为艺术的内容对象、表现主体，着力塑造普通百姓的艺术形象，描写百姓生活，表现百姓故事，表达普通百姓的悲伤与哀痛、理想与渴望，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马健翎的《血泪仇》塑造了背井离乡、家破人亡的逃难者王仁厚的形象，抒发了国统区人民在军警恶霸压榨下黑暗盼天明、压迫要反抗的百姓心声。黄俊耀的《梁秋燕》塑造了热爱劳动、追求爱情的新型青年农民形象，表达了农村青年反抗延续千年的腐朽婚姻制度、追求自由爱情、渴望男女平等的精神。陈彦的《西京故事》着力塑造了坚守人格底线、守望传统的农民罗天福的形象，表达了新时期农民进城追求现代幸福生活的城市梦想和潜藏着的伟大力量。
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省戏曲研究院的艺术家们能够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创作之路，力求达到老百姓能够接受并喜欢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民众剧团将话剧《国魂》改编为秦腔《中国魂》，就是这一创作理念的真诚体现。在《血泪仇》《穷人恨》《大家喜欢》《十二把镰刀》中，马健翎始终用老百姓最朴实、最真切的语言表现百姓生活的原始风貌和真情实感。《梁秋燕》《粮食》中，黄俊耀揣摩透了渴望爱情的农村青年和爱粮如命的老农民心理，把农村人的情感表现得自然质朴、纯洁清新。《迟开的玫瑰》《西京故事》中，陈彦把普通百姓家庭中大姐的亲情善良、责任担当通过几次别样的生日聚会，表现得质朴深情、催人泪下，把进城农民工的磨难煎熬、委屈坚守，通过儿女亲情表现得百转千回、令人神伤。总之，艺术家们的杰出才能让他们把对老百姓的深情融化为创作激情和技巧，把老百姓的精神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
在艺术作品的评判上，艺术家们也始终将人民群众作为接受和评判的主体，主要看群众接受不接受、感动不感动、喜欢不喜欢。20世纪50年代，“看了《梁秋燕》，三天不吃饭，不看《梁秋燕》，枉在世上转”的民间俚语，被研究院的艺术家们看作是对自己艺术创作的最大奖赏。《迟开的玫瑰》《西京故事》不知看哭了多少观众，引发了多少笑声，获得了多少掌声。以哭声、笑声、掌声的“三声”检验尺度，衡量研究院新时期的现实题材创作，省戏曲研究院艺术家们堪称当之无愧的典范。
省戏曲研究院现实题材艺术创作的人民性不仅体现在以上几个方面，还体现在其艺术作品中强烈的生活真实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上。生活要求创新，时代催生进步，《血泪仇》《穷人恨》《梁秋燕》《迟开的玫瑰》《西京故事》，无不是以小事件反映大主题，以小人物展现大时代，也只有在人民对幸福的渴求中才能揭示历史的发展趋势，展现时代的进步要求，催生艺术创新的精神向度。由此也可看出，只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才能真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倾听人民呼声，反映人民心声，也才能达到艺术与生活的整一性原则，体现出人民性对艺术创新的内在要求，省戏曲研究院才能真正无愧于“研究”二字。可以说，人民性是省戏曲研究院优良传统和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研究院现实题材创作的精神高点和创作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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